好险！赵尔丰1910年清亡前收复西藏！晚一步后果不堪设想！

十九世纪末，英国人在控制印度、缅甸后，又将目光对准了我国的西藏地区。

1903年，英军上校荣赫鹏率领的近万人由锡金进入西藏，遭到西藏军民的顽强抵抗。藏军以劣势武器在宗山城堡与围攻的英军激战，最终战败。英军于8月3日侵入拉萨，随即对拉萨全城进行肆无忌惮的烧杀抢劫，无数的珍宝、文物和宗教文献等被劫掠一空。

随后，英国侵略者勾结藏区一些反动势力，于公元1905年二月底在巴塘地区袭击了清廷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及其卫队，凤全等50多人被杀，史称“巴塘事件”。一时间，西藏地区风雨飘摇，清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岌岌可危。

一、

一直以来，清朝统治者对川藏地区都是十分重视的。自1642年固始汗与五世达赖、四世班禅共同派遣使者到盛京朝见清太宗后，清朝与西藏僧俗高层便有了密切的来往。1653年，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1713年，康熙帝又册封五世班禅罗桑耶歇为班禅额尔德尼，自此达赖、班禅两个世系的传承、领地、权属等正式建立。

1717年，蒙古准噶尔部侵占西藏，清廷随即出兵入藏，打败蒙古准噶尔部，并护送达赖七世到拉萨坐床。随后清廷设置驻藏大臣对西藏实施直接监管，正式建立“政教合一”制度。因此在“巴塘事件”发生后，清廷震怒不已。光绪帝下旨令四川提督马维琪、建昌道员赵尔丰，负责处理巴塘事件，不惜一切代价缉拿真凶。

接到朝廷的命令后，赵尔丰立即率领清军进攻巴塘，逮捕了丁宁寺堪布、巴塘正副土司，废除了土司制度，终结了土司对巴塘地区长达近两百年的统治。

虽然军事上取得了成功，但赵尔丰知道抵抗势力并未完全被消除，巴塘周边还存在大量的反动势力。于是在控制了巴塘之后，赵尔丰一边继续率军追杀反叛势力，一边上书朝廷，提出治番必须用强硬措施，不然会滋长叛乱，建议在此地设置军事机构，保证藏区的安宁。

赵尔丰上书后不久，清廷便于1906 年设置了“督办川滇边务大臣”一职，负责康区与滇北的屯垦和练兵。“川边”从此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以及连结川、滇、藏的国防战略要地。赵尔丰也毫不意外地成了首任督办川滇边务大臣，成为清政府治理川藏地区的关键性人物。

赵尔丰字季和，祖籍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晚清名臣赵尔巽之弟，早年曾在广东、山西等地做官。1903年，赵尔丰经四川总督锡良保举，升任四川建昌道员。

二、

一到四川，赵尔丰便向锡良献上了“平康三策”：“首将腹地三边之倮夷，收入版图，设官治理，此平康第一策也；改康地为行省，改土归流，设置郡县，此平康第二策也；内固蜀省，外拊西藏，迨势达拉萨，藏卫尽入掌握，然后移川督于巴塘……设置西三省总督，藉以杜英人之觊觎，兼制达赖之外附，此平康第三策也。”

赵尔丰的“平康三策”，可以看作是他对整个西南边疆提出的清晰的战略构想，极具战略价值。这一战略，也终于在他当上督办川滇边务大臣，有了实施的可能。

赵尔丰认为，云、贵、川、藏几省交界处多山，历来为少数民族聚居地，一直“不服王化”。要想守护西南边疆，必先治理好“腹地三边”。若置广袤的川西高原不顾，则川边、卫藏及西南边疆危矣。因此改土归流，扩充内地疆域至丹达山一线，改康地为行省，则自丹达山以东的整个川边成为内地国防力量伸出关外的“拳头”，此为扩疆保边之良策。

川边自古以来就是藏文化与汉文化交汇地带，也是汉地通往西藏的走廊，不控制川边就不能控制西藏。当年乾隆帝不惜砸下7000多万两白银，也要收复大小金川的，原因就在于此。

当时的巴塘等地，虽隶四川省，但一直实行的是土司制度。这一制度始于康熙四十二年，已有二百余年。巴塘境内的土官由土司拣选和任命，清廷“派员分界，设官治理，派兵驻守”。

从中央政权与地方关系看，朝廷通过委派粮务委员驻当地并由其拣选和委任土司的直接兼间接方式治理巴塘，通过派兵驻守维持巴塘及周围地区的社会秩序，对当地最大寺院丁宁寺则给予经济资助。但这一制度的缺陷在于，随着土司自身实力的增强，“土司”演化为仅在名义上由皇帝委任其代为管理百姓的地方官。巴塘土司实际上控制了辖境内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拥有辖地内“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

当时的川边地区分布着四大土司：德格宣慰司、明正宣慰司、理塘宣慰司、巴塘宣慰司。四大土司之下，又有无数小土司，称按抚司、长官司、上千户、土百户等，形成了土司统治的网络。

三、

赵尔丰就任后，大力推行他的“平康三策”，一边在川藏地区开矿、通商、兴学，一边广授汉语与儒家的道德观念，以规范藏人的风俗习惯，使之符合儒家的价值观念，同时鼓励汉人移民到川藏地区。

为了消除土司势力，赵尔丰在废黜土司制度的同时，将土司“从前所设马琫、协廒、更占、百色、古噪等名目，一概裁撤不用，从此改设汉官。每村令百姓公举各公正者一人为头人，管理村事，小村或合数村十数村公举一人为头人，地方官衙门，设汉保正三名，蛮保正三名。所有汉民蛮民钱粮词讼等事，统归汉蛮保正合管” 。这一规定开创了汉藏共治、相互协作和监督的新局面，促进了汉藏之间的沟通、理解、合作及相互信任。。

为了削弱并限制寺院和僧人的势力，赵尔丰取消寺院与僧人的特殊地位和特权，规定僧人应与其他百姓同样纳正粮，规定“凡喇嘛无论自种佃种之地，皆应与百姓一律按等完粮，不得以庙地稍有歧异。”僧人对其佃户只准收租，“不得管理他项事务”。

对原土司制度下权贵们所拥有的田产，赵尔丰将其没收并招人佃种，消除了旧势力因继续自由支配田地、私下积累财富而对政府有可能造成的潜在威胁。

赵尔丰的改革极大地改变了康区的权力网络。通过使用武力，他成功地实施了改土归流，卓有成效地改变了清在康区的传统管理体系。清廷的文武官员们取代了土司的职位，原本由土司、寺院所组成的权力网络的平衡格局被瓦解，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秩序。

就在赵尔丰改革的同时，英国对西藏的觊觎之心仍然不死。英国人居心叵测地提出所谓“西藏一切事务不准任何外国干涉”，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清廷也意识到如果不赶紧改革西藏的管理体制，增加西藏的防卫力量，西藏很有可能不保。于是清政府决定将西藏改为行省，由中央直接管辖。

1908年，清廷任命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开始推动“西藏改革”。这也引起了西藏一些守旧势力的强烈不安。他们一边上书清廷，污蔑赵尔丰“仇视黄教，不堪重任”，请求清中央换人；一边企图以武力抵抗。

为了保住西藏，赵尔丰率兵两万从四川出发，开始了清朝最后一次远征。西藏地方当局闻讯后，在英国的支持下，向清廷递交了《藏员等奏请勿派赵大臣入藏禀》，企图阻止赵尔丰入藏。

为了打消西藏群众的疑虑，赵尔丰发出《谕藏员勿阻大军札》，向西藏群众保证“大兵绝不取尔藏地，不灭尔宗教。”同时指出：“今日英国虽已议和，安保他日不又有别图，如英之觊觎与藏通商者乎，可以百年无事，不可一日无兵备，此所以不能不派兵者势也。将来川兵到藏，操练规则，藏中亦可仿效操习，无论汉兵藏兵皆成劲旅，同心合志，保守藏地，庶可创大皇上今日代藏中筹划一切也。”

十月底，清军抵达昌都，一路向江达、工布进军。

虽然当时气候寒冷，地形复杂，一路上又有藏军的抵抗，但清军士兵们仍然势破竹，于1910年来到了拉萨城外，令城内的达赖集团陷入巨大恐慌中。

达赖一边英国求援，一边连夜逃出拉萨，跑到了印度，组织起了所谓的“流亡政府”。随着他的出逃后，西藏地方势力也随之树倒猢狲散，赵尔丰的大军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便进入了拉萨。平叛战争取得彻底胜利。

随后，清廷宣布废除其达赖名号。赵尔丰也对西藏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改革。他把原来各地贵族、土司统治的地区纷纷改为县，废除贵族和土司的封建特权，开设新式学堂，还自己出钱鼓励西藏年轻人学习汉语汉文。同时组织平整四川入藏的道路，架设电报线，铺设桥梁，创办警察队伍。很快西藏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四、

就在赵尔丰进行改革的同时，西藏的反动势力汇聚到波密，企图发动叛乱，将赵尔丰赶出西藏。

得到情报后，赵尔丰决定先发制人，派兵分东、西两路向波密进剿。

西路由参赞罗长裿指挥，与波密军在鲁朗相遇。罗长裿令清军乘黑夜迁回侧后，大获全胜，波密王白玛策翁带少数随员突围逃往白马岗地区。

在西路清军进攻波密的同时，东路川军归记名副都统凤山指挥，接连攻下宜鲁卡、宿木宗，于6月22日抵达噶朗，斩波密军首级300。

波密王白马策翁逃到白马岗后，赵尔丰命僧官扎喜泽仁携带布告，往白马岗劝降。白马策翁见城内人心惶惶，于是选择弃城而逃。管带张鸿升急忙带兵追赶，追至觉木曲宗时，波密王白马策翁被仁青朋聂巴杀死，并将首级献给清军。至此，清军大获全胜。

攻下白马岗后，清军又越过雅鲁藏布江，向藏南进军，很快便攻下了察隅地区，并在当地设立了察隅县。

当时的英国已将察隅地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正伙同印度与西藏分裂势力勾结，企图侵吞掉藏南地区。如果不是赵尔丰果断出兵，威慑了英国人，令其不敢轻举妄动，英国人的阴谋很有可能便成现实，后果不堪设想。

清除掉西藏的反动势力后，赵尔丰又努力整顿发展经济，以抵制英印对西藏的经济渗透。

当时印度出产的茶叶在西藏很是畅销，每年挣走大量的银子，以致”民岁失茶利数百万” 。面对这个现实，赵尔丰让一方面为零售便民，“准茶种入藏，教其自种” ，另一方面让四川省盐茶、三司和商务局会商成立公司，生产的茶叶由官方出资运到西藏，打破了印度茶叶在西藏的垄断地位。

当时的西藏，印度卢布被民间广泛使用。赵尔丰出任驻藏大臣后，奏请在仿“印度重三钱二分为一元之卢比自行试造” 藏元，以抵制卢比在西藏地区的流通。遗憾的是，当时清朝的中央财政困窘，虽知此事刻不容缓，但因财力不足也只能放弃。

五、

1911年4月，赵尔丰调任四川总督。很不幸，他刚一到任，便遇上了四川的“保路运动”。

1911年5月，清政府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同时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将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这种出卖筑路权的行径，自然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

四川各界人士自发地发起保路运动，参加者达数十万人。虽然赵尔丰认为“四川百姓争路是极正常的事”，但清廷却下来密旨，要求赵尔丰对四川的保路运动进行镇压。

说到底，赵尔丰也只是个封建官僚，只能忠实的执行清廷的旨意。他先是诱捕了蒲殿俊、罗纶等保路运动的领袖，又下令射杀聚集在四川总督衙门请愿人群，制造了“成都血案” 。

血案发生后，成都附近的革命党人组织群众围攻成都，革命浪潮空前高涨。清政府吓得手忙脚乱，急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起义。鄂军入川恰好造成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趁机会发动起了武昌起义，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武昌起义后，成都很快宣布独立并成立军政府。12月22日，军政府督军尹昌衡下令逮捕赵尔丰并召开公审大会，会后将赵尔丰斩首示众。

赵尔丰的死讯传到西藏后，他带云西藏平叛的清军纷纷跑回四川，西藏的改土归流改革也如戛然而止。不久后，十三世达赖趁机从印度返回西藏，西藏又进入了一个半独立状态。直到新中国成立，西藏和平解放，这块土地才真正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历史学者李茂郁在《论赵尔丰》一书中指出，赵尔丰虽然镇压过革命，但是赵尔丰具有反帝爱国的思想，在维护国家统一、解放当地民众等方面还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总体上来说功大于过。赵尔丰的改土归流，改变了传统的土司制度，维护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赵尔丰主导的改土归流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英俄等帝国主义对我国边疆地区的侵略，为清末西藏新政提供了较为安稳的环境，维护了我国的主权。但是赵尔丰雷厉风行的改土归流极大震动了西藏地方政府上层，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出逃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给之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旷日持久的不正常关系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