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俪生：我的师承

△ 赵俪生（1917—2007年）

蔡尚思先生说，老师有两种，一是“死老师”，一是“活老师”。他说的“活老师”，意思是不管这位老师现在已经死了，但当他对你“传道授业”的时候还是活的。他执行的，是口授面喻。他所说的“死老师”是指书，意思是不管这些书的作者当年曾多么生动地活着过，但对你来说已经够不上“面炙”了，你只能通过他所遗留下来的文字的传导，接受他的教诲。

蔡先生的意思，重在后者。他是说，活的老师平生得益者寥寥可数，而“死老师”们留下的东西都浩如烟海。但在我，又不是每种书都可以给我当老师的，有的书读过几遍，心心不印；只有心心相印了的才产生效果。从我的感受说，活老师言教身教，有声有色，像吃药一样，它的效果大得多。

勉强说，我的头一个文化老师，也许是我的父亲。

他是一名秀才，考取过廪生，也就是说，是一位接受官家微薄生活津贴的秀才；本想考举人，但清朝的场屋关闭了。他天赋极高，而意兴极为疏懒，不事家人生产，只爱填词。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词有小令、中调、大调，最长的《戚氏》三阙、《莺啼序》四阙。他对南宋王沂孙、吴梦窗的缺乏感情实质的词派并不喜欢，但对感情跌宕的苏东坡、辛稼轩也不加意称道，独对周邦彦、柳永则屡屡表现崇敬之意，说只有周才是正宗。

有一次，他吩咐我去买来三本红格簿，他说旧时代小孩都读《龙文鞭影》，知道一些典故，我给你现编一部《龙文鞭影》吧。于是他就在鸦片烟吸过之后，一篇篇写下去，三个本子都写满，题曰《集腋成裘》。当时，他已穷到连一本参考书也没有了，但令我至今惊讶的是他每个古典下都附注出出处，某书甚至某卷。这使我惊羡老一辈人读书讲究背诵，这功夫真厉害呀！

他还叫我熟悉“诗韵”，而我却由于已沾染了新文艺而对诗韵表现出“不入不入”，故终生不会填词，不做律诗，就是做也是不合韵的。诗情诗意，我是喜欢感染的；但“一东二冬三江四支”，我却终生感染不上。这毫无办法。

我的第二个文化（文献）老师，就要算闻一多先生了。

我在中学读书时，曾在伯父的书斋里见过他，那时他是青岛大学的教授，伯父是清末的进士，是著名的词家和藏书家。当时我是小孩子，没有资格跟宾客交谈。后来，闻先生到清华教书，我也进清华，正如上一章中我表述过的，我对清华当时开的那些课都不感兴趣，只对闻先生课愿意听。当时他开四门课（《诗经》、《楚辞》、《唐诗》、《中国古代神话》），作为外系学生，即便到二三年级，也没有资格全部选修，只挑《神话》一课选修，其余旁听。旁听不缴作业，不计分数。选修就要缴作业了，记得闻先生给的题目是《远古帝王感生传说的分析》，就是指那些“履巨人迹”、“见北斗枢星”、“有黑龙卧其上”等等。我平生第一次学会查类书、翻丛书，就是围绕着做这篇paper开始的，这就正式踏上文献学的边沿了。对《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以及《玉函山房辑佚书》等，开始翻查也感到过烦躁，久之尝出滋味，即根据一根线头可以找到很多花花绿绿的线头，心里很喜欢干这个事。对一件事的底蕴，像破案一样，追踪寻访，从类书中找到线索，还要缘着这条线索深入到一部部原书中去，总不能查完本题就一扔不管了吧，一般习惯是借查甲案的机会，不知不觉地牵连到乙案、丙案上来，当时年轻，精力充沛，对有兴趣的问题难舍难分，手里攒着一大把问题——“一锅下吧”。这一“下”就三个月、半年过去了。我开始感觉到这比翻译一篇或一部小说，更饶兴味，份量更重一些。当然这种转变，也是和一个人由少年向青年的过渡相伴随着的。

△ 闻一多（1899—1946年）

我和闻先生中间，不仅有学业的传递，还有他对我人格上的陶冶。

自离北平以后，我到山西参加了部队，在晋西北和晋南各地转战了两年半。在我到西安出差，读到大后方的报导时，我给闻先生写了一封信，向他报告了游击区的生活花絮。也许这些感动了他吧，他从云南晋宁破例地用蝇头小楷给我复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我珍藏下来，捐赠给先生遗著的编委会了，后来由一位师妹编入一本小集子，出版后送我一册。

我深知，晋宁时代，是先生一生学术达到最醇练的时候，那部《周易义证类纂》就是这时候的产品。朱自清先生说他的作品“精悍”，而他给我复信的时候，正是他的学术闪耀着“精悍”之光的最佳时刻。我曾立志要把《义证类纂》的本事学下来，但恐怕到死也学不到手的了。

大概在1940年前后，我才正式确定自己由“新文艺”向“史学”跳槽。谁推动的？在这里就要说到“死老师”的作用了。

这时，我已自部队转业为中学教师，偶尔自图书馆中借到全祖望的《鲒埼亭集》，我一下子就扑到它的卷9和卷11、12上去，因为那里有着张煌言的传说性篇章，黄梨洲、顾亭林、李二曲的传记性篇章。在28卷中还有傅青主的传记性篇章。当然，当时限于时代和时局，全祖望只能采用“神道碑”这类的形式来传写。

我最受感动的是张苍水（煌言）的神道碑铭。这篇碑铭长达六七千字，是一篇出格长的文章（正如钱牧斋给孙承宗写的碑文也是一篇出格长的文章一样）。不但出格长，而且出格地精彩，既有经过多方考核的精确的史实，又有充沛的感动和生动的文采。从这篇文章我才懂得，高乘的史学写作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从事史学工作从明朝开始，从明清之际（17世纪）开始，其根蒂实与这篇文章有很深的关联，从此我就对清初明遗民展开了研究。

五六十年代，人们写文章加意贬低遗民运动的作用，说什么“不过是地主阶级的拥满派和反满派”，用“地主阶级”一张大皮就把汉奸和爱国者卷成一堆去了。这个作法，并不是坚持了什么阶级观点，而是严重地混淆了历史上的大是大非。对这种形“左”实右的看法，当时我反对，现在我仍然反对。遗民运动的作用，是很巨大的。从满清入关开始，一直持续到三藩起事，甚至三藩失败以后，在南方边僻山区，以“复明”为牌号的反清运动，一直在持续着。甚至可以跟孙文、黄兴、章太炎的“驱除鞑虏”联成一条线。

我就是这样以全祖望的著作为介绍人，参加到史学工作的行列中来，以遗民运动的研究作为自己自选的第一个课题。我说“自选”，是没有老师指定。这就是说，假如第一次题目由老师指定的话，第二次就不一定非靠老师不可了，人要锻炼自己的主体能动性。

我找到的第一个历史人物是顾炎武。在这里需要着重地说明一下，我选中顾作为对象，是与另外一些顾的研究者很不相同的。他们从“学”上下手，我从“行”上下手。他们著重研究顾的经学、史学、音韵学、地理学，而我则著重研究顾在北方仆仆风尘25年所参与的遗民运动。缘着这个线头，就像拆一件毛衣一样，我拆出来很多东西。我找到，在陕西的华阴、富平，有着一活动中心；在山西太原、代州和祁县，又有一个活动中心；在河北永年（广平府），又有一个活动中心；在山东章丘（明水）和东南方的诸城一带，又有一个活动中心；甚至洪泽湖岸边，还有一组遗民在活动。所有这些，都是在全祖望及其《鲒埼亭集》的伟大的启发之下展开来的。

模拟，是人的许多有创发性活动的前奏。看到全祖望把浙江一域的遗民活动勾勒得如此引人入胜，这本身就引起我的模拟冲动，想把北方山、陕、齐、燕的遗民运动也试探性地予以勾勒。以上，就是我游离开新文艺和外国作品的译述事业，向史学入门所迈开的第一步。

1945年，日本投降了。这时，我已在高级中学里当了七八年教员，我已是三个女儿的父亲，我在史学工作的默默操作中已有五六年的光景了。俗话说，闭门造车，要出而合辙，我应该到更广阔一点的世界中去，让别人检验检验我的成就了。于是在1946年冬，借在重庆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迁移上海的大会给我发出邀函的机会，我在赴沪半途中在开封下车，对河南大学进行了访问。

这次访问中，我有幸结识了第一位对我有影响的史学家——嵇文甫先生。

我去晋见嵇先生，是由两位青年人带领的。其一是周可任，他是陕西岐山县益店镇的人，是在乾州中学我教过的学生（他不久以后，即在泌阳被白崇禧部活埋，壮烈牺牲）；其二是牛维鼎，他是安徽阜阳人，此二人当时都是河大文史系的学生。此时，嵇先生住在刷绒街一处小院落内，由于思想新颖，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限制，正在苦闷、寂寞之际。他难得遇到像我这样一个年轻好学的后辈，我也难得遇到这样一位思维活跃、境界宏阔的长者，所以我们一拍即合了。

当时，我们接连谈了三夜。谈的主题是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想界。记得我谈的是关中之学和“关中三李”，嵇先生谈的是孙夏峰（奇逢）以及从孙夏峰到颜习斋中间的学术传递。三个夜晚过去了，我对嵇先生产生了极大的崇敬，嵇先生也把我“引为同调”，对我给予了很高的期许。

当时，嵇先生和那两位青年都希望我到河大来。但嵇先生说，由他推荐是不合适的，因为统治者认为嵇的色彩是“红”的，不久前还被捕过，在洛阳拘留过几个月。他听说我去上海开会，就提议找中央研究院的人担任推荐。后来我遇到同时考入大学的友人傅乐焕，由他转请他叔叔傅斯年（孟真）担任介绍。由于孟真的妹妹是我的嫂嫂，傅就欣然作了推荐人。加以次年2月我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在《大公报·文史周刊》上刊出，这使河大校长姚从吾对我增加了信心，于是就给我下了聘书。从此，有一年光景，我得以和嵇先生朝夕相见、从容问学了。

△ 嵇文甫（1895—1963年）

我从嵇先生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他学术境界的宏阔。他的学术路子很大，于学无所不窥。中年曾在先秦诸子方面，有过许多精辟的见解；中年以后，浸沉在王阳明思想和王船山思想里，体会出许多精彩的端绪来。他常说，他不是不会做考据，但对清中叶以后许多江南的琐节考据家很瞧不起。

他曾经冯友兰的推荐，在北大、清华担任过专任讲师和兼任讲师，对当时赫赫负盛名的“诸沈”和“诸马”很不抱好感，那些人也在评议会上说他接近“赤化”而主张停止续聘他。这样，他就回到中州来了。他的课，都在大礼堂上，原因是听的人太多，据说连便衣侦探也来听。他的最高明之处，在于他讲的道理全是辩证法和唯物论，但这类的词句他却不用，他用的词句全是传统的，让找把柄的人什么也抓不到。

他前些年教《中国社会经济史》，后来教《中国思想史》，外加一高年级小课《明清思想史》。我到河大后，他就把这小课让给我教，我心里想，像戏剧中英雄豪杰那样“试试你的膂力如何”，于是我便欣然地把课接了下来。经过一年的讲授，学生没有流露出不叫我教下去的意思，我总算受住了考验。

嵇先生不喜欢琐琐于言教。他连自己四个儿子的家庭教育也往往放任自流。因此，我要跟他学习，那就是从“微言大义”中去体会。事情往往是这样，我写了一点什么拿去请他看，他看后总是连声说“好”，不说任何缺点，只是说某人某书中还说了一些什么，另某人某书中又说了一些什么。我明白，这是启发我的主动性，让我自己到学术的原野上去驰聘，自己去寻找自己需要的营养和补苴。孟子说，“欲其自得之也”，只有自己去得来的，才能“居之安”、“资之深”、“左右逢其源”。这比手把手的教法，比用细笔小楷去批改一字、一句的做法，路子要大得多。这样带出来的学生往往比较通达。

我们只相处了一年，开封就第一次解放了。当时的仗打了七天，街上的尸体气味已不是臭，而是辣椒般的刺鼻。解放军匀出几辆大十轮卡车，送我们一批人员和家属到中原局。我一家和嵇先生一家又恰好分配到一辆车上，经通许、鄢陵、许昌、襄城到达鲁山。中原局在这里，二野和三野联合指挥的前委刚刚成立，淮海战役马上就要打响了。嵇先生留下来筹办中原大学，其余连家属六七十口，要送到石家庄的华北局分配工作。在分别之际，记得是在鲁山中学的操场里，嵇先生有一段临别赠言。他说，拿他和我对比，由于出身和经历不同，所以作风不同。他说他是“富贵不足以长骄，而贫贱又免于饥寒”；我呢？则是“富贵足以长骄，而贫贱又不免于饥寒”。所以我的性格是激动性的。说至此，他留给我两句话，那是——“欧阳公尽用其所长；柳子厚避所短而不犯。”现在距离嵇先生逝世，倏已27年了。我反思，对这两句话，前一句我也许曾接受了他的殷殷劝导，后一句则在很大程度上没有遵守住，违背了；只有到老年，血气已衰，才有了某些改良。

我跟嵇先生相处的一年，是1947年夏到1948年夏；跟王献唐先生相处的一年，则是1949年初春到同一年的冬天。那是在济南。

当时济南刚刚解放，我从华北大学派过来，做些各界代表会工作和工会工作。王先生当时住在市区南边沿山根上一个小院之内，小院住三家，故王先生有一方图章：“三家村人”。王先生，山东日照人。日照，古名海曲，赤眉军的原发动人吕母，就是这地方人。王先生的学历，只是青岛德国人办的礼贤书院，而且学的是工程。他平生学术成就，都是以家学源渊为基础而自学发展起来的。清末的文字学家许瀚（印林）和丁以此，都是日照人，王先生的父亲就曾问学于许瀚。献唐先生学名王琯，用的是西域人以玉琯献给唐朝的典故。他平生以主持并发展山东图书馆，而为人民留下了巨大的文化事业，也使自己为读书人所尊敬。

我去访问他时，他正极度的抑郁不欢。他原有癫痫病，曾在协和医院进行过开颅手术，未曾根除，以致每隔些时候就发作一次，发作时突然摔倒，有时摔伤。他的堂弟王崇五是王耀武时代的济南市长、军统头目，所以解放后此事对献唐先生也带来某些麻烦。我们经常向上边反映，后来山东省的党政大员去看望他一次，基层上的态度马上就好转多了。等山东善本文物移到四川万县山洞中完好无损的情况，经二野反映到中央和文物局以后，他为人民建立的功勋才为当世所传颂。渣滓洞被蒋记人员残害的实况查清过程中，王先生长子夫妇及一胎内孙儿被害之事查清以后，王先生又具有了“烈属”的身份。我曾亲眼看见，王先生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状态从十分困难到一步步好转的全部过程。

△ 王献唐 （1896—1960年）

王先生的学术风貌，跟嵇先生很不相同。嵇先生是北大毕业，三十几岁上又去过苏联，很早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见过大世面，又是搞哲学的，所以属于高明一路。王先生从治小学（文字学）起家，平生著重在古书的鉴定和文物的考订上。他在鉴别琐节的时候，是十分沉潜的；但他在赋性上又有不少狂气，狂气发作时就非常高明了。

嵇先生从不诙谐，而王先生极赋幽默的情趣，经常放口臧否古今人物，妙语连篇。嵇先生晚年几乎全部从政，身兼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河南副省长、郑大校长等职，仿佛不大做什么学问了，据说晚年颇有意于“政术学”的研究，而迄未见留下成品。王先生则以布衣终身，晚年潦倒抑郁，也做不成什么大学问了，只写了许多跋文，另外就是画画、写写字。他的字独具风格，是从宋徽宗到赵秋谷（执信）那里传递下来的“瘦金体”，别具一格，我把它叫“扭秧歌体”。

记得我第一次从献唐先生案头借的一本书，是章太炎的《自述学术次第》。此书有两种印本，50年代初我自修绠堂买到的1936年太炎先生逝世后《制言》半月刊25期中所载的；而我1949年自王先生处借到的则是仿宋体铅字排印的线装薄册。王先生老图书馆长的习惯就在这本小书上也打有烙印，他连这么薄薄的小本都打了布套子，也足见他对此书的重视。

我可以说，我平生得益于这本小书之处，真是太多太多。一生中，我不断地翻读它，一次比一次的收获深一些。根据小注，这篇东西是1912年写的，当时太炎才45岁，不过此后的24年中一定经过了多次的修改增删。其中谈了九个要点。第一点，他治佛学，主法相宗，以《楞迦》为无可超过的经典，比较偏于实在，而不主“空”宗宗旨；第二点，他治经学，主古文经，与当时正很时兴的“公羊派”恰成反调；第三点，他治《易》，讨厌汉易，而以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观点去治《易》，从其中看出人类由蒙昧到文明、从无阶级到阶级的进化；第四点，他治文字学，反对单在字形上用力，而主张从声上体会字义的转化；第五点，他认为千古文章以三国、两晋人的文字为最美，而从陆贽到曾国藩，则把文章做成公事文了；第六点，谈到政治制度，他认为议会制度有毛病，由数千年专制骤改议会，缺乏中间衍变历程；第七点，谈到法律，他认为历代法条有适宜的，也有背谬的，后人应好好斟酌；第八点，他认为晚明遗老，其思想主张中，颇有不少“道道”，由于不能不诡秘，后世人多已不能通晓了；第九点，清代考据之学极盛，但他认为其局限性仍然很大，其病在于不能贯通。试看，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就有如此高明的见解，真足以惊人了。并且，这些精义，我并不是第一次就能领会了的，而是通过几十年中鄙人自己学业逐渐开拓的过程逐渐领会了的。

记得，在借阅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的同时，我还从献老那里借来刘申叔（师培）的《左庵集》，不久又借来《左庵续集》。虽然，多少年后，我从一本宋益乔先生写的苏曼殊传中得知，刘申叔及其夫人何震在政治品德上很糟糕，不惜通敌卖友；但在开国之初，当我从王献老手中借到《左庵集》的时候，我却是跟读太炎《自述》有着同等程度的受到启发。假如我在王献老跟前的第一学程是“章太炎和刘申叔”的话，那么第二个学程就是“两周金文辞”了。

这个学程不从书本开始，而是从实践，或云实验开始。经常，我坐在他的“陋室”中，有个什么青衣小帽的“古董客”走进来，鬼鬼祟祟从提兜里掏出一个什么，用绵纸层层包裹，里面原来是一件青铜器，此来是请求王献老替他“长长眼”。王献老真不愧为这方面的专家，他先从远处望一望“器”的形制；然后伸手从盖处、颈处、腹处，细细窥看有无铭文，铭文款识文字与铸成的情况；最后看看青铜的铜锈。

一般，他的“诊断”有三种情况。那时大家出语戏谑，惯呼罗振玉为“老贼”（老实说，这种谑是有些“虐”的）。第一种情况，断为“老贼”的赝品；第二种情况，连“老贼”赝品都够不上的货色；第三种情况，真品！于是，王献老便摸着他那韩熙载式的胡须讲开了，何以是假？何以是真？久而久之，连我这个“外行”也慢慢发生兴趣起来，到大布政司街买回《积古斋》、《奇觚宝》、《意斋集古录》，直到借来《两周金文辞大系》，一器一器对照查读，不觉也通晓了不少的有关知识。后来，我虽然不曾以此道名家，但一提起两周青铜器铭文来，总不至于十分无知，就是由于32岁时的这一点点积累。

在这里，还须加叙一笔的，我进行这些学习，并不是“脱产”进行的，经常是开大会、首长做报告，由于我文化较高被指定作记录，记录时还要整理成文件，打印传送。有时要出外调查，有时要向首长汇报。记得深夜12时电话响了，是市长从洛口黄河水情现场打来的，要我好好记录下来，立刻坐小车向省首长去汇报。这些我一一做了，并且未出误差；但同时，我也未曾耽误我在王献老家住补习学校的作业。当然，当时鄙人风华正茂，如日中天，也是一个条件。但无论如何，学习和职业性工作两不误，在我经历中是可以得到证实的。

对于以上这几位对我有过影响、有过传授的老师，在他们过世之后，我都写过纪念文章。记得闻先生在滇惨遭杀害之后，我正在陕西蔡家坡教书，当时陕西特务罗布，但我仍趁黑夜写了《混着血丝的记忆》一文，托中国银行的关系，递到上海开明书店叶圣陶先生处，转由郑振铎先生在《文艺复兴》上刊出。嵇先生逝世20周年（1984年）时，北师大《史学史研究》季刊叫写篇文章，我写了《谨述嵇文甫前辈的学术风貌》一文。只有献唐先生，记得有一年《山东画报》的编辑部写信来商量，说台湾出了很多纪念文章（记得提到有屈万里先生的文章），建议在《画报》上开辟两个版面，由我撰文，由献老三儿子国华同志夫妇提供图片及纪年资料。我欣然承诺，还专为此去了一趟青岛。谁知王氏夫妇一方面接待殷勤，一方面对图片、资料等事讳莫如深。察其寓意，专利思想十分牢固，似唯恐他人染指者。于是，我只好怅然而归了。所以，如上面对献老的叙述，这才是第一次，上距献老辞世已30年了。

底下，我愿就我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学习运用它的过程，有所叙述。

记得在中学时，我买到过一本书叫《现代世界观》，德国塔尔海玛著，李达译，昆仑书店出版。这是一本马克思主义深深印入我的心坎的头一本书，我终生不忘它，丢失了，在旧书摊上遇见再买一本回来，反复几次，总要有这本书留在自己身边。

抗战开始后，西安中正街（解放后更名解放路）临近东大街处路西有个旧书摊，经常有些外文版的书会在那里卖出。我想，大概是从延安回来或者要到延安去的人，为了旅途减少麻烦而甩掉的书，以苏联版为多，但有一次我遇到一本英国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即《拿破仑第三政变记》）。这本书，封面已经扯掉了，原文尚无缺失。我买回来，白天教书，深夜在一盏油灯下就翻译它。翻译，是一种最深入的学习。记得，马克思本人和恩格斯的《序》译过去之后，正文七章，我只译了两章就译不下去了。原因很多。当时每周担任32—34个课时《英语》，外兼一个级任，要看大字、周记，要参加升降旗，查宿舍卫生，疲劳不堪，此其一。马克思老人家喜欢用典故，中国人用典故多自先秦两汉处来，马克思用典故多自希腊、罗马或中世纪经院文化中来，当时我呆的那座中学十分简陋，这些典故的出处无法查找；出处查找不清，寓意就体会不准，译文就很难下笔，此其二。当时上海生活书店登出广告，说柯柏年同志的译文就要出版了，此其三。十余年后我读到柯译本，感到他的译文优于我处自然很多，但当年假如我将此书坚持译完，那么，也会有若干优于柯译之处显示出来。

译述工作虽然中断了，但书还是反复地在读。读到中半以后，精义滚滚而来，诸如对山岳党、秩序党、社会民主派的阶级分析，对小农性质的分析，对工农联盟概念的阐发；这些精义带给我的影响不是一时而是终身。试看我个人中年以后的论文题目，多爱使用“分析”、“剖析”字样，其实我自己心里明白，这是从《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里脱胎出来的。50年代初，我曾与童书业合开一门课，叫《马列主义史学名著选读》，上下两学期，前一学期童讲《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后一学期我讲《拿破仑第三政变记》，足见我对此书爱慕之深。

前几年，由于某个野心者从此书的序里借用了“天才”字样引起轩然大波，也殃及此书，有人说此书并非马老人家的重要著作，甚至后来数年间书店里连此书的单行本也不卖了。这是很不应该的。野心者理应讨伐，但此书不应遭贬。以上说的，是开国以前。

开国之后，我在济南，当时从苏联过来不少中译的理论书，用苏联纸印刷，远较延安纸为精美。译文则每多古怪、不辞之处。但不论如何，我还是买了一大堆。大量阅读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从此时开始。

记得我最爱读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一篇，其中讲螺旋型的运动变化发展，还批及诡辩。列宁对诡辩说了一句辛辣的俏皮话，“脑袋钻不进去的地方就把尾巴插进去”，此语我终生不忘。尔后，几十年来，每当我展读一些煌煌大家把明明白白的大道理偏偏引到诡辩的死胡同里去的时候，我不禁笑吟吟地说，“又在那里插尾巴了”。

对斯大林，我不完全否定，他滥杀若干无辜，那是政治问题；至于学术上，我一直喜爱他文章中明朗不移的逻辑。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今天看来，其中充满着若干生搬硬套、机械论和“左”倾以及右倾观点，特别当人类社会发展的多线论兴起并且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以后，他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单线论已经明显地说服力不强了。但不论如何，我数十年来，每当考虑一个史学理论问题时，我总是把这本小册再览一下，正如考大学的学生临考前把高中数学课本拿出来翻一翻一样。

以上说的，又是“死老师”。现在来说“活老师”。1948后半年，我曾在华北大学工作过半年多。这座学校，是人民大学的前身，当时设在河北省正定县城内（这里是我妻的老家）。学校分四个“部”，第四部是研究部，主任是范文澜先生。当时在华大，真是进步学者如云，如过江之鲫，但我最受影响的，只有两位，一是艾思奇同志，一是何干之同志，他二人在“史论结合”方面给了我不少的教益。

艾是云南人，无论说话或者对人，都带着一股醇厚沉重的气息，连一丝一毫尖酸刻薄的味道都没有。何是广东人，因写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二书而知名。他是老党员，但每逢运动他都是“运动员”；运动一过，他又立刻是“红色教授”的尖子；可是下次运动一来，他又是“运动员”了。这一点，我终生不明白。

△ 何干之（1906—1969年）

当时，我正暂时地游离开明清史，想对南、北朝史的北朝一侧的历史研究研究。其动机是这样的，似乎一位日本学者有过这样一种见解，中国历史到汉晋之际，已奄奄一息了，发展不下去了，由于受到了北方和东北方野蛮民族的有生命力的冲击，中国在隋唐才又大大振兴起来。多少年后，我发现这位日本学者大概在某种程度上也受过恩格斯的启发，他似乎想套用恩格斯的观点没有套用好，从而对中国历史落入了唯心主义。

恩格斯确曾这样认为，奴隶制到罗马，已经不能再振作了，来了日尔曼才展现了新的生命力。但据我的理解，恩格斯是从原始社会的生命力出发的，这种根源来自经济结构（公社），而不像30年代某些日本学者把这种生命力影射到“大日本皇军”的“东亚共荣圈”方面去了。我当时就是从这个偏重理论的问题出发，想搞一搞拓跋魏的事情。

我读了史料，写了文章，拿给艾、何二位去看。他们看了，并且都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记得艾的话是，“每当我们要去驳倒对方一种意见时，切不可草草从事，要考虑我们一方的论据，使之审慎又审慎，周详又周详。我们要立于不败之地。”何的跋语大体是，拓跋族有公社。这种公社，在拓跋族由游牧转向农业化的时候，它靠拢封建制比靠拢奴隶制更来得自然些。他从社会发展史的理论角度，认可我关于中国北魏社会由原始末期直接向封建跃进的见解。他们都长于我10岁甚至更多，但当时是以同辈人对待我的；可是既受了教诲，那么，我也就顺理成章地把他二位给我的影响写进“师承”一章中来了。

“文化革命”后期，我曾在大明湖边邂逅一位人民大学的中年教师，他告诉我何干之同志在北京郊区苏家坨公社沙涧大队劳动时，因心肌梗塞突然发作，撂下手中的铁掀，躺在公路上就死去了。呜呼……（节选自《赵俪生文集 第5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