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王立群与《文学遗产》三十年

回首三十多年来与《文学遗产》的交往，可以说笔者每篇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文章都是笔者一部专著中最重要的章节。《晋宋地记与山水散文》是《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一书中最重要的一章，《周贞亮文选学与骆鸿凯文选学》是《现代文选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一书的重要一章，《文选成书考辨》是《文选成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一书中最为重要的一章，《敦煌本文选李善注研究》是《文选版本、注释综合研究》非常重要的一章。

一、北朝山水散文的代表是《水经注》吗？

1989年秋9月初，我借调青岛海洋大学（今中国海洋大学）。临行前，我向《文学遗产》编辑部投寄了《晋宋地记与山水文学》一文。

在青岛海洋大学的一个学期里，除了教书，我常去海边看书。这是我第一次有这么多空闲时间独处海滨。当年的青岛海洋大学仅有小鱼山一处校区，离海滨特近。每天除了上课，静静坐在海滨长椅上，看书，看海，非常惬意。1990年1月12日，我结束了在海大的借调，踏上西去的列车，返回开封。

回到开封，立即去学校拿回了搁置一个学期的信件。其中有两封《文学遗产》来函。第一函寄自1989年11月，告知《晋宋地记与山水文学》已被采用，要求速寄简历。此时离我寄出稿件仅仅两个月，我特别惊讶《文学遗产》编辑部反应如此迅速。第二封是12月，再次催寄简历。当天我就回了函。说实话，在青岛的一个学期我几乎忘记了这篇文章，也没有交代同事关注《文学遗产》编辑部的来函。因为我认为，在《文学遗产》这样顶级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刊物上发一篇文章，对当时的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只是尝试一下而已，有期望，无幻想。

1990年第1期《文学遗产》如期刊载了我的这篇文章。此文的两个基本观点是：第一，晋宋地记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山水意识的演进。袁山松的“知己”说已经远超美学界公认的宗炳的“畅神”说，成为晋宋时期中国美学理论的关键词。尽管宗炳的“畅神”说至今在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界仍占据主导地位，拙文的观点至今未得到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界的认可，但袁山松远超宗炳依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知己”代替“畅神”依然可期。第二，“北朝散文”的代表作之一的《水经注》中最为文学史家称道的山水散文来自晋宋地记。晋宋地记中的优秀山水散文是魏晋南北朝散文的巅峰之作，是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的重要渊源，《水经注》只是汇集了南朝地记的山水散文，绝非郦道元的原创。本文的观点在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八章《魏晋南北朝的辞赋、骈文与散文》中被引用。袁本《中国文学史》明确宣布：“知己说对于山水之美作为审美对象的确立意义重大。”对于知名度最高的三峡美文，袁本全文摘引，并注明此文源自盛弘之《荆州记》。袁本《中国文学史》是当下引用笔者《文学遗产》此文最为规范的文学史，编者明确加注，说明这一观点参见作者《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的文章。全面吸收笔者《文学遗产》此文内容的是黄卉《中国文学史》第六章《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与骈文》。黄本《中国文学史》专列《山水散文》一节，详细摘引了本文的重要观点。惟一遗憾的是黄本《中国文学史》未注明这些观点的出处，这可能受这部文学史的体例所限。

这表明，今天中国大陆部分文学史已经承认了晋宋地记中山水散文的成就，并在“北朝散文”中予以介绍。当然，今天的《中国文学史》未采纳笔者此文观点者仍然不少。教育部推荐高校使用的某些颇有影响的《中国文学史》，讲述北朝散文时仍沿用旧说，对《水经注》的解读了无新意。《中国文学史》的任务是向本科学习的学生介绍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史。学习《中国文学史》学子中的绝大多数终生不会再触及“北朝散文”。他们也许会认为，他们学习的《中国文学史》是符合文学发展实际的结论。因此，编纂一部能够反映文学创作实际的《中国文学史》绝非儿戏。对学界研究的不到位产生的失误将会不断地得到修正，对学界已有成果的视而不见则是一种不负责任。个人的无知只是一种遗憾，向莘莘学子描述一个不正确的文学发展史则是一种戕害。多多关注《文学遗产》，也许会帮助我们弥补《中国文学史》编纂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状的盲点。

此文发表时，我只是河南大学的一名普通讲师，学术圈内完全无人知晓王立群其人，没有任何著名学者举荐，不是国内任何中国古代文学名师的弟子，仅仅是河南省属院校的一位默默无闻的教师。但《文学遗产》以最快的速度发表了这篇论文。此文从寄出到刊载仅仅6个月！它显示了《文学遗产》只惟质量不惟资历、只惟学术不惟名分的良好学风。这种良好学风让我异常感动。它带给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界的正能量巨大而深远。当我们慨叹时下中国学术风气的某些不足时，亦深深为《文学遗产》学术惟上的风气击节赞叹！

虽然此文参评当年的“河南省社科奖”时连最低层级的三等奖也未获得，但我仍为《文学遗产》能如此迅速地发表此文感到亢奋。多年后，刘跃进在其《走向通融》一书中评论笔者《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之《晋宋地记与山水散文》一章时说，“此文曾作为单篇论文在《文学遗产》发表，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一个人得到社会的认可极为困难，一种学术观点得到学界同行的认可同样非常困难。得到认可叫幸运，得不到认可叫正常。

这篇文章的写作受到两个方面的巨大影响。

一是读书。1979至1982年读研期间，我无意中发现了《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唐宋类书中有关山水散文的文献非常丰富。唐宋类书中保存下来的这些山水散文有两点可贵之处。一是山水描写的文字非常漂亮，远胜被学界过度关怀的魏晋南北朝山水诗。二是晋宋地记中的山水散文是魏晋南北朝散文的真正代表。各种《中国文学史》论及“魏晋南北朝散文”时总拿《水经注》说事。其实，“魏晋南北朝散文”就原创性而言和《水经注》的关系确实不紧密。《水经注》有郦道元独创的山水散文，但是，该书几乎所有代表性的山水文字皆缘自晋宋地记。《水经注》的贡献在于：由于郦道元注《水经》时广泛吸收晋宋地记中的山水散文，使得这些不受时人重视的山水散文得以广泛传播。创作者值得大力称许，传播者值得隆重嘉奖，它们共同创造了辉煌的魏晋南北朝山水散文。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让传播者取代创造者。这一点，你懂的！

二是阅读《文学遗产》。为了解学界对晋宋地记的研究情况，我系统阅读了上世纪80年代10年间的《文学遗产》。这次大规模的阅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写作学术论文的一次系统学习。它让我熟悉了《文学遗产》刊文的学术水准，学会了多种论文的写作方法。后来，我在指导硕士生、博士生时，要求学生大量阅读《文学遗产》成为一门必修课。而且，这次大规模阅读让我发现了1985年第6期署名弢甫的《〈水经注·江水注〉巫峡那段非郦道元作》的短文。

这篇短文用大量文献证明：因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而广为人知的《三峡》一段美文出自南朝盛弘之的《荆州记》。这一结论与我的研究高度一致，虽然此文仅限于《水经注·江水注》有关三峡一段文字来自晋宋地记的考证，但给我的启示多多。

为了彻底弄清《水经注》与南朝文献的关系，我研读了杨守敬、熊会贞的《水经注疏》，并将其中四个字以上描写山水的文字全部摘录出来，并一一查证其出处。这项基础性的文献工作让我明白：《水经注》不仅全盘吸收了晋宋地记中的山水散文，而且对北朝散文中的山水散文也照单全收。法显《佛国记》仅有一处山水描写：“于此顺岭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艰阻，崖岸险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这37字被全文收入《水经注》卷一的《河水注》中。郦道元为写作《水经注》可谓广取博收，殚精竭虑。

更有趣的是，唐人柳宗元《小石潭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二句神来之笔，出自《水经·夷水注》：“夷水又经宜都北，东入大江，有泾渭之比，亦谓之佷山北溪水。所经皆石山，略无土岸。其水虚映，俯视游鱼，如乘空也，浅处多五色石。”一些名气很大的《中国文学史》写到了此点，因为明人杨慎早已发现了这一现象。但是，因为杨慎不了解《水经注》与晋宋地记的关系，因此，文学史的撰写者亦不知道《水经·夷水注》的文字实出自晋人袁山松的《宜都山川记》：“大江清浊分流，其水十丈见底，视鱼游如乘空，浅处多五色石。”（《太平御览》卷六“地部”之“江条”）

多么清晰的传承关系！多么精彩的传承范例！

可见，魏晋南北朝山水散文真正的“王者”是晋宋地记。

二、《文选》到底是怎么编纂的？

说起《文学遗产》，让我记忆很深的除了《晋宋地记与山水散文》外，另外两篇都是有关《文选》的文章。

《文选》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文章总集，虽然今天的读者大多已不知道何谓《文选》。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大家都知道《文选》，而且还知道有“选学”。那么，这么一部名著的编纂者是谁呢？

这一问题，国际《文选》学界着实火了一把。

上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日本学者的《文选》研究开始进入中国大陆。日本学者清水凯夫的“新文选学”迅速在中国大陆流行开来。清水先生的“新文选学”的核心观点是：《文选》真正的编纂者是刘孝绰。这番雷人之语立即激起千层巨浪。当时中国大陆的不少《文选》学研究者都将清水的观点奉为真经，“清水热”冲击着整个大陆《文选》学界。这一热潮于1995年郑州大学主办的“《文选》学国际研讨会”达到了顶峰。清水的发言，对清水的盛誉，成为这届《文选》学国际研讨会的大热点。

看看拙作《现代文选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一书，即可知道清水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学人中多么有市场。当然，反对者亦不乏其人，早在1993年，顾农在《与清水凯夫论文选的编者问题》（《齐鲁学刊》1993年第1期）已经批评了清水的观点。

1999年力之在《文学评论》该年第1期发表《关于文选的编者问题》，再次批驳了清水的观点。明确指出——《文选》是昭明太子萧统一人编纂的：“他完全可以凭借一己之力编撰《文选》，他是依靠前人的帮助来完成这项伟大工程的。”所谓“前人的帮助”则是此前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力之在后来的系列文章中坚持了他的观点。力之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力之的观点仅是一种推论，力之尚未从《文选》自身寻找萧统如何利用“前人的帮助”。

当时，不少中国大陆学人对清水的观点表达不同意见时亦受到清水凯夫的影响。如秦跃宇《诗苑英华与文苑英华——也论文选的编者问题》（《山东师大学报》2003）、《刘孝绰与文选研究》（《重庆师院学报》2003）。

笔者此间发表了《或然与必然——关于文选研究的断想》（《河南大学学报》1997）、《文选成书研究中的逻辑误区》（《周口师院学报》2003）、《文选成书时间研究》（河南大学学报2004）等系列文章。这组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在《文选》编纂研究中，学界特别重视帝王、诸王在历史上编纂典籍的情况，或以此证明帝王、诸王编书仅挂其名，不操实际编务；或以此证明帝王、诸王编书并未窃他人之成果而自署其名。二者持论相反，其实，二者的逻辑思维并无二致，皆视或然性因果为必然性因果。因为，无论历史上的帝王、诸王编纂典籍是否署名，其实，都与《文选》的编纂无必然性联系。即使将研究更深入到萧统的著作中去，论证出萧统的某些著作，如《古今诗苑英华》为刘孝绰编，亦不能必然地断言《文选》亦为刘孝绰所编。因为，二者同样不具备必然性。”

对于这场中日学者的论战，《文学遗产》没有置身事外。《文学遗产》2003年第1期发表了笔者的《文选成书考辨》。该文是此期有关《文选》成书研究中一篇用功较深的文章。此文列举了大量《文选》内证，说明《文选》为再选本而非初选本。关于《文选》是再选本的观点非本人首创，但是，列举大量《文选》内证证明《文选》是再选本则是笔者本文的用力之处。

第一，《文选》中不少作品据其注文可知已为晋人挚虞《流别集》、李充《翰林论》与宋人刘义庆《集林》所选。第二，《文选》中尚有部分作品的篇题与其别集之篇名有别，此当为《文选》据总集选入而非据作者别集选录之力证。第三，《文选》中某些作品在原作家别集中本有序文，但是，《文选》收录此类作品时未收原序。第四，按《文选序》“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之言，《文选》中作品排列顺序当依作者卒年为序。但是，今本《文选》编次中尚有少数作品顺序误倒。

通过《文选》自身的大量内证，《文选》中绝大多数作品是从前人已经编纂的总集中选录的事实得到了认定。如此，熟悉前代文章的萧统即可凭借前人的总集编纂《文选》，一部再选本的工作量无论如何远低于初选本。如果《文选》从前代总集选录名作的编纂过程得到认可，那么，《文选》的编纂者、《文选》的编纂时间等一系列问题亦都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

20年回首，再看《文学遗产》发表的这篇文章，此文强调《文选》为再选本说仍有其很大的合理性。当然，《文选》除了多数篇目选自前代总集外，还有部分篇章是选录的其他名篇。《文选》当是再选本与初选本的合编。

对这桩公案的探索，《文学遗产》功莫大焉！

三、敦煌本《文选》的价值在哪儿？

敦煌本《文选》的发现与研究是上世纪与本世纪初《文选》研究的热点之一。研究者对此发表了大量论文。

为什么敦煌本《文选》如此受学界重视？

因为敦煌本残卷P.2528，即《文选·西京赋》卷尾书写了“永隆二年二月十九日弘济寺书”十三个字。这十三个字书写的时间对李善注研究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它距李善《上文选注表》的显庆三年（658）仅有二十三年，距离李善辞世的高宗永昌元年（689）尚有八年。所以，这个残卷是李善在世时的抄本，从理论上讲它距李善注本《文选》的原貌最接近，距李善注的原貌亦最接近。因此，据此本讨论李善注的原貌，探讨李善注初注本《文选》的原貌，应当是最有价值的版本。

但是，这些探讨的基础是：敦煌本残卷《西京赋》必须是《文选》李善注本。

敦煌本《西京赋》残卷是李善注本《文选》吗？

学术界有争议，而且争议很大。有争议怎么办？摆事实，讲道理。

《文学遗产》2013年第4期发表了笔者的长文《敦煌本文选李善注研究》。此文被置于本期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本期第一组论文的首篇。这是《文学遗产》多年来第一次发表一组《文选》研究论文，非常罕见。拙文置首，显示了编者的考量与厚爱。

拙文很长，占了本期12个整版的宝贵版面。如此长文对敦煌本《文选》研究的这桩公案能说点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两点：一是永隆本《西京赋》是李善注《文选》，二是敦煌本《文选》残卷的价值在于它是《文选》李善注研究的预设起点。

为什么说永隆本是李善注《文选》呢？

第一，永隆本卷末明确标明“文选卷第二”，文中有“善曰”，在当下无法知晓李善本原貌，此本又与今传《文选·西京赋》大体一致的前提下，承认它是李善注本更合适。

第二，永隆本卷末书写年月只说明此抄本非全本抄写。记写年月只起一个页码作用，目的是防止顺序脱漏，与底本为何本无涉。

第三，永隆本写手或为寺僧，或为寓居士子，基本保存了李善注本原貌。

因此，永隆本应看作是李善注《文选》。

这些话是对学界关于永隆本是否为李善注本的一点补充。

确定了永隆本为李善注《文选》就为另一个重要问题确立了前提：李善注的注释特征。讨论敦煌本《文选》李善注的特征，必须兼顾今传敦煌本P.2527残卷与今传敦煌本P.2528残卷在注释体例上的较大差异。

先看P.2527残卷。

第一，此卷多遵“已见”例。第二，此卷注文标“臣善曰”以别于他家之注。第三，正文之中皆无加音注者，注文中音注亦稀。第四，此残卷几乎没有今存刻本中的解说性文字，字书与旧注也较刻本为少。第五，残卷注文引旧注之例。

再看P.2528残卷。

第一，不遵“已见”例的情况比较常见。第二，引用旧注之例与P.2527卷同。第三，李善自注之例。

比较P.2527和P.2528两件敦煌《文选》李善注可发现，同为敦煌写本的李善注在整体注释上有较大差异。P.2527注释相当简略，体例相对严谨，一般不作多余解说，以引典为主。P.2528《西京赋》已多自乱体例之处，不遵已见例较常见，注释较前者已走向繁富，并有不少解说性文字出现。但是，将两种敦煌本《文选》残卷放诸整个李善注的变迁史中，两件作品的共同特征是可以作为李善注的起点来使用的，作为共同起点的特征就是二残卷所反映的注释体例。

第一，敦煌写本是《文选》李善注研究的起点。任何研究，尤其是对发展演变的描述，首先也必须确立一个起点，这个起点的确立往往是在对其形态的追溯中所能达到的终极。敦煌《文选》残卷写本，对于李善注《文选》的研究有资格充当这种角色。

第二，敦煌残卷是研究李善注《文选》的依据。它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以一种明确的文本方式提供了可以绳墨与规矩后来版本的体例原则，因此对有限的残存文字中提取的体例越全面准确，对后世版本考察的依据就越多，就愈加可靠。这些标准作为依据的功能无疑远远超过了有限的文字的比对校勘，尽管文字的校勘也是非常必要与必须的。文字差异是千差万别的，而当非一人所抄的敦煌本引书注释体例却并非巧合的相当的一致，虽然有两个年代不可确知，但《西京赋》却明书永隆年。退一步讲，敦煌本残卷即使与李善早期注释本有别，其差异程度也不会大于后世刊本，甚至可以视为李善注形成过程的重要环节，从而能够更加清晰李善注的演化。这是作为依据的敦煌本的理论支撑。

第三，《文选》李善注在其流传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由简至繁的历史过程。

从整个李善注本的写刻历史看，李善注经历了一个由简至繁的过程，这就是笔者对李善注进行研究的内在理路与预设。

这篇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文章是笔者《文选版本、注释综合研究》一书中的一章，也是考察整个李善注演变史的起点。

回首三十多年来与《文学遗产》的交往，可以说笔者每篇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文章都是笔者一部专著中最重要的章节。《晋宋地记与山水散文》是《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一书中最重要的一章，《周贞亮文选学与骆鸿凯文选学》是《现代文选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一书的重要一章，《文选成书考辨》是《文选成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一书中最为重要的一章，《敦煌本文选李善注研究》是《文选版本、注释综合研究》非常重要的一章。

在《文学遗产》创刊七十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表达本人最真挚的祝福，祝愿《文学遗产》创造出更大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