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5月的一天，关玉衡命令把中村等4名日本间谍犯一并枪决

1931年5月25日晚，兴安屯垦第3团团部大帐里，关玉衡团长仔细察看日本人中村震太郎及其随行3人所携带的物品，发现诸多间谍端倪。

关玉衡于1898年出生在吉林省宁安县（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市），1926年任东北军炮兵参谋处长。 他勇敢机敏，临战果断，身经数战却从未负过伤，在军中享有“福将”之誉。

1928年前后，时任东北炮兵军参谋处长的关玉衡鉴于兴安岭科尔沁各旗土匪猖獗，于是会同军法处长王璞山，上书炮兵军长邹作华，建议将编余的炮兵屯垦殖边，既能安置编余部队，又可开发荒原，有益地方。不久便得到张学良批准成立兴安屯垦区，邹作华任屯垦军司令，关玉衡为东北兴安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第三团团长，率三团驻佘公府。

在搜查中关玉衡发现，这些日本人携带的物品，有军用地图、透明作业纸、自绘的草图、测绘工具、罗盘、望远镜、枪支、文字报告等。关玉衡开始审讯面前这几位日本人。

中村中等身材,一脸大胡子,穿灰色棉袄棉裤,外罩俄式皮夹克，脚蹬短筒皮靴。审讯中，中村蛮横暴躁，傲慢自大，除自称“大日本帝国陆军大佐”外，以不会汉语为由拒绝回答。

另一个日本人井杉延太郎说：“我们都是军人，中村是陆军大佐，我是曹长，现已退役，在扎免采木公司工作。中村指派我作助手。这些地图都是由他自己掌握，我不管。”但中村什么也不说，审讯没有结果。

第二次审讯时，中村脾气更加暴躁，竟同旁边监护的东北军官兵拳脚交加，格斗起来。关玉衡终于忍不住，大吼一声：“给我捆倒了打！”

中村一听，飞起一脚，同官兵扭成一团。关玉衡霍地站起来，抽出雪亮亮的战刀，中村这才住手。在笔录上画押时，又同官兵扭打起来。四周的官兵围上去一阵拳脚，并用枪托猛击中村头部，中村晕倒在地。

关玉衡判断，这是日本不断派遣特务、间谍潜入东北各军事要塞，刺探情报，预谋发动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鉴于中村虽确有无可抵赖的间谍罪行，侵犯了中国的权益，但在“弱国无外交”的年代，即使提出交涉也会让中村等逍遥法外，遂决定独断而行。

关玉衡命令第3连连长宁文龙、第4连连长王秉义，把中村等4名间谍犯，一并枪决。午夜时分，中村等在后山僻静处被秘密处决，连同行李、马匹，除重要文件呈报北平的张学良外，一律焚毁。

两个月后，日本人从一个同屯垦兵关系暖昧的女人口里得知中村被杀的线索后，两次派人化装从洮南出发，沿中村等预定的路线调查，寻找蛛丝蚂迹，在佘公府附近找到中村的一只手表。8月初，驻沈阳总领事林九治郎向东北长官公署正式提出抗议。8月10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表示：“关于参谋本部部员中村震太郎遇难的问题，我军预定最近开始同奉天军警当局进行交涉。根据情况，可能需要进行武力调查。”

1931年8月，沈阳满城风雨，日本浪人到处滋事寻衅。《盛京时报》、(朝日将（春东日报》连篇累牍地报道：“中村为兴安区土匪杀害”。日本报纸的矛头对准关玉衡。

在沈阳，林九治郎缠住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不放，一天三次抗议：“你不叫日本出兵，你自己出兵解决！”荣臻被弄得焦头烂额，只得假意派宪兵司令陈兴率宪兵一团，浩浩荡荡地开赴兴安区缉拿凶手归案。

关玉衡不惧死亡威胁，亲赴沈阳揭露“中村事件”的真相。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9月20日，关玉衡化装进关，面谒张学良，张学良对其抚慰有加，并委以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议。关玉衡赴上海参加了朱庆澜先生领导的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工作，并化名国尔家，寓意有国方有家。

日军占领沈阳以后，立即下令通缉关玉衡及其家属。关玉衡的弟弟和妹夫遭日军杀害，母亲双目失明。关玉衡返回东北开鲁，化名郭化佳，组建起一支千余人的民众抗日武装。北平救国会将其编成辽北蒙边义勇军右路军，委任关玉衡为指挥。

1932年8月，关玉衡率领右路军在邻近抗日部队配合下一举攻下通辽城，击毙日军80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后撤出。接着，又率部攻入辽源城内，日军组织兵力反扑，日机也前来助战，为避免遭受更大的伤亡，关玉衡果断地命令部队撤出战斗。是役，毙伤日寇340余名。日伪当局探知右路军首领便是处决中村大尉的关玉衡时，为之震惊。

西安事变前，关玉衡去西安，被张学良委以横山县县长，同中国共产党人秘密接触，接受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将他免职除名，后漂泊于西安、新疆等地。新中国建立后，关玉衡被推选为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作为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满族）代表团成员赴京参观，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1965年病逝，享年68岁。

致敬抗日志士关玉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