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沦陷后，日军捕杀29军残部，伪警察们冒死营救抗日官兵家属

日军军医回忆活体解剖——
“那名中国女子差不多25岁左右，送来的时候已经怀孕，肚子高高隆起并且即将生产。这名女子十分惊恐，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死活不肯上手术台。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这是第几个在我手中进行“特别手术”的孕妇，每做一次就是两条命，我的余生都在为此备受煎熬。”

1937年7月29日清晨，北平城郊的枪声终于停了，城里的老百姓又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夜晚。

当时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的朱自清，多年后回忆道：

“我借住在西单牌楼左近的胡同里，头天晚上巡警们挨家挨户敲门，通知住户第二天呆在家里，尽量不要外出，因为日本人就要进城了。
天亮时，一位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宋哲元（29军军长）、秦德纯（29军副军长）昨儿夜里都走了！北平的局面变了！就算归了敌人了！
挂掉电话出门买报，本该繁华的西长安街上，空空的，静静的，胡同口，街两边走道儿上却站着不少闲人，东望望，西望望，都不作声，像等着什么消息似的。街中间站着一个警察，也沉着脸不说话。”

一大早，住在南苑附近的老百姓们发现，很多人家的门缝里都塞着一张巴掌大的纸条，那是29军132师夜里撤离北平时留下的，上面印着：

“有良心的中国人，不要帮日本人祸害自己的同胞。”

时任北平市卫生局局长的谢振平曾在29军担任过军医，多年后回忆道：

“29军驻防华北多年，不少官兵都把家安在了北平。132师是匆忙撤离南苑前线的，但身处北平城内的家眷却无法随军撤离。
部队印刷的这些字条，是希望在这个人鬼混杂的北平城里，这些军人家属不会被人出卖。但日本人进城后，不少人还是被抓去了宪兵队，最后都被杀害了。唉……”

从7月7日到7月28日中国军队撤离北平为止，响了21天的枪炮声终于停了下来。一些胆子大的市民还是按捺不住好奇心跑到北平城墙下，想看看情况究竟如何。

只见往日紧闭的城门此刻门户大开，四周已不见一名中国守军。

就从此刻起，北平城长达8年的沦陷生涯正式开始。而这一天，距离“七七事变”刚好3个星期。

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一天前已随同第29军军长兼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提前撤离。北平市市长一职交由38师师长张自忠暂时署理，全城治安则由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潘毓桂负责。

7月28日夜，第29军刚刚撤离北平，潘毓桂就忙不迭地召来各警察分局的分局长。

潘毓桂戴着墨镜，开场即直言不讳地讲道：

“都是老同事老朋友了，就不兜圈子了。以往的事不必谈了，既往譬如昨日死，今日当如今日生。大家如果说我是汉奸，我就是汉奸。各位愿意当汉奸的，留在北平，我潘毓桂保护他，不愿当汉奸的，去留自便，但是自己要小心。”

次日，消息不胫而走，全国各界痛骂潘毓桂的同时，更将矛头指向了北平代市长张自忠，都认为潘毓桂的投敌行径出自张自忠的指示。

但是，这确实冤枉了张自忠，无端让张自忠背负了整整 3年的“汉奸”骂名。直至1940年5月16日，时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将军与日军血战襄阳，为国殉难，才算洗清了这一身“罪名”。

1937年7月29日午后，日军的先头部队进入北平市区。

原北平市警察局有数百名警察留下来当了“汉奸”，这其中固然有像警察局长潘毓桂一样一心投靠日本人的铁杆汉奸，但更多的基层警察却是为了混些微薄的薪水养家糊口。

这些人当中，也不乏有良心的中国人。北平市警察局户政科科长郝中华，便是其中之一。

郝中华，家住北京东城，1930年毕业于北平高等警官学校（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前身），从一名基层警员一步步做到了户政科长。

郝中华的两个堂弟就在第29军132师担任军官生。

1936年12月，第29军为培养初级军官，在北平、天津、保定贴出布告，招收有志青年入伍。

要求18岁以上，初中学历，一经考试录取，学制两年。待遇也很优厚，每月津贴3元，毕业后马上成为准尉军官。

招生布告一下子引来平、津、保地区青年学生的踊跃报名。最终招收了1500人，成立了预备军官训练团。郝中华的两个堂弟便是这样考入29军的。

一个月前因局势紧张，预备军官训练团抽调了一批军官生补入各部队，两个堂弟被补入了132师。此次对日作战打得最激烈的地方，刚好就是132师防守的南苑大营。

直到7月28日夜，132师撤离南苑，郝中华也不知道两个堂弟是生是死，但郝中华非常担心，日军进城后一定会捕杀29军残部，以及将士们留在城里不及撤走的眷属。

两个堂弟尚未成家，但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住在北平城内，为了防备日军报复，也为了自己不被牵连。

7月28号夜里，郝中华利用职务便利，从户籍册中偷偷将两个堂弟的户籍卡抽走销毁，并修改了户籍册中家庭成员的人数。

民国时期的户籍卡分“户卡”和“口卡”两种，类似今天的户口本和身份证。但并不是本人持有，而是统一在警察局建档。

户卡，以户为单位，登记户别、户主、家庭人数、地址、保甲番号等。

口卡，就是家庭每个成员都有一张卡。那时候没有照片，但有“指纹”，十指对应十格，斗画○，箕画△。

“特征”栏还注明该人“左撇子”或者“麻子脸”等等。从军者，还会标注兵籍系列号。

郝中华抽走并销毁的是两个堂弟的“口卡”，修改的是“户卡”。

人不知鬼不觉地办完这件事后，郝中华长舒一口气回到家中准备睡觉，可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因为两个堂弟的缘故，郝中华从他俩口中也多少知道一些军队上的事情。29军光是预备军官训练团的1500人中，就有400多人是北平青年学生投笔从戎。

这还不包括当时划归河北省境的丰台县、房山县、大兴县、宛平县、顺义县等郊县学生们。

自己两个堂弟的家属算是救下来了，可还有那么多年轻学生的家人该怎么？

一想到这，郝中华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郝中华的担心不无道理。

战后，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写过一篇有关“731部队”的文章，他在准备资料阶段走访了许多“731部队”的老兵，一名前日军军医少佐在书中这样讲述：

“那名中国女子差不多25岁左右，送来的时候已经怀孕，肚子高高隆起并且即将生产。这名女子十分惊恐，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死活不肯上手术台。
带她来的两名士兵一拥而上，拎小鸡一样将她仰面摔在手术台上，再用束缚带将她固定起来。她眼中露出绝望的恐惧，两行泪水顺着脸颊滚落到手术台上。
“特别手术”（活体解剖）简单粗暴，锋利的手术刀从小腹一划而过，然后……
尽管她声嘶力竭，连声惨叫，但肚子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刚才还高高隆起的肚子此时已经瘪了下去。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这是第几个在我手中进行“特别手术”的孕妇，每做一次就是两条命，我的余生都在为此备受煎熬。”

根据森村诚一书中这名军医少佐介绍，这个女人就是29军军长宋哲元的姨太太，是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亲自下令抓捕并将她送来“731部队”的。

当然，那一晚彻夜难眠的北平警察局户政科长郝中华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情，但他担心日军进城戕害抗日家属的想法，却是非常笃定。

果然，7月29日早上郝中华刚到警察局，就被局长潘毓桂叫到了办公室。

潘毓桂告诉他，日军宪兵队下午就要进城，要求北平警察局清查全市户籍档案，凡有军人的家庭都要将其户籍册统一筛出。

接下来无论是逃回家的军人，还是这些军人的家属，宪兵队都要按册上门抓人。

潘毓桂担心郝中华人手不够，还打算第二天再从侦缉大队调些人手来协助户政科查档登记。

这里多说几句，北平警察局侦缉大队原本的职责是查办大案、要案，主要负责刑事方面的工作。但在“七七事变”中，侦缉大队却是北平警察系统中最早投靠日军的。

北平沦陷前夜，南苑还在激战之时，潘毓桂就已经派侦缉大队与日军取得了联系，把29军的兵力、布防等等情况向日军讲得清清楚楚。

132师师长赵登禹的撤退路线也是潘毓桂派侦缉大队的人报告日军的，导致赵登禹乘坐的黑色道奇轿车在撤退途中遭到日军的集中阻击，车子被十几挺轻重机枪打出上百个弹洞，赵登禹将军的死状极其惨烈。

回头再说郝中华，接到潘毓桂的这道命令后，郝中华内心非常矛盾，一方面他不愿做日本人的帮凶，一方面却又不能违抗潘毓桂的命令。

再说了，就算自己不做，潘毓桂也会派其他人来做，结果都一样。

郝中华回到户政科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地向大家传达了潘毓桂的命令。

一个老警员自言自语的低声嘀咕：

“这事干不得啊，丧良心，将来是要被政府清算的。”

看着默不作声的郝中华，老警员大着胆子继续说道：

“别的咱们管不了，也没办法管，但咱们送出去的那帮娃娃兵咱们得管呀，是咱们把他们送到军队上的，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却还要连他们的家人都不放过，这算是人干的事吗？”

确实，29军预备军官训练团里那400多名学生兵去年是揣着北平警察局户政科开出的户籍证明去报考的，说是户政科把他们送到军队上的，一点也不错。

老警员的话让郝中华眼前一亮，回过头看看自己那七八个手下，问道：

“你们的意见呢？”

几个人七嘴八舌，一致认为老警员说的对，做人不能丧良心，更要为自己留后路。

其实不用问，郝中华也知道，他对这帮哥们儿知根知底，都是跟了自己三四年的老兄弟了。之所以继续留在警察局准备当“汉奸”，其实也只是为了挣份薪水养活一家人而已。

户政科的这拨人，不像侦缉大队那群跟着潘毓桂干尽坏事的铁杆汉奸。郝中华对自己这群弟兄还是比较信任的，见大家都等着自己下决心，于是决定当晚就干，趁明天侦缉大队来之前，把事情料理干净。

去年给这400多名学生开户籍证明，户政科是有底单的，处理起来也不费事。

当晚，郝中华带着这帮手下加了个班，这拨北平学生兵户籍册里的“口卡”都被抽了出来，“户卡”也被重新填写，最后连底单和“口卡”都被带出去悄悄销毁了。

就这样，这400多人就在汉奸局长潘毓桂的眼皮子底下人间蒸发了。

当然，作为北平警察局里的一名芝麻绿豆官，郝中华的权力始终有限，更多抗日将士和他们的家属未能得到保护，在后来陆续遭到日军宪兵队的逮捕、刑讯，甚至杀害。

但郝中华等人终归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以一己之力拯救了400多个家庭，这份责任与担当，可说是功德无量。

1937年8月8日，29军撤出北平后的第10天，日军大部队浩浩荡荡地从正阳门开进了北平城。

接下来的日子里，新建立的北平市伪政权在日军的监督下，开始在整个北平实施居民户口大检查。

北平城内的形势更加紧张了，日军宪兵队到处张贴告示，捉拿“抗日分子、军人家属。举报者得赏钱，窝藏者掉脑袋。”

郝中华这些伪警察们又开始忙活了，整个北平警察局分片包干，市局、分局、各队、各所各自负责一片，每个伪警察的屁股后面都跟着一个日本兵，每天挨家挨户的上门登记，对照老的户籍册，重新建立新的户籍档案。

郝中华等人在此之前已经联合了一些和自己一样，有良知，有正义感的警察，力所能及地把一些滞留在北平没能及时撤走的29军官兵登记为北平市民，为他们伪造了身份，制作了户籍册。

但面对日军的悬赏，普通老百姓中还是有人动起了歪心思。

著名作家张百海是29军军官家属，他的作品屡屡被搬上大银幕。张老先生在其著作《侠隐》里写道：

“仅仅在半个月前，芦沟桥事变之后的抗日高峰时期，北平城各个胡同里的大妈们还领着端着大枪的29军官兵，满大街、满世界的搜查“日本特务”。
而现在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大妈们领着端着刺刀的日本兵，满大街、满世界的搜查“抗日分子”。
目的就只为了赚上几个赏钱，好回家买点油盐。”

以上这段描述，是北平沦陷后的真实写照。张百海老先生书中的这些“大妈们”，与郝中华这些“汉奸”们相比，境界高下立判。

1937年10月，郝中华在一次例行巡查中发现一个四合院东厢房内租住的一位中年人看上去非常眼熟，可一时又想不起来是在哪里见过。

而这位中年人乍一看到郝中华，眼神中却有着那么一丝慌乱。

查看“良民证”，郝中华一眼便瞧出那是本假证，但他没有声张，敷衍几句，带着跟在自己身后的那名日本兵转头盘查别人去了。

回到家中的郝中华仔细回想，终于记起来了，这人是29军军部参谋，年前在北平征兵时和自己打过几次交道，姓吴，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好像是个上尉。

当夜，郝中华悄悄来到这个四合院，他的到来差点引起了误会，吴上尉拔枪相向，好半天解释，郝中华才让对方相信了自己。

郝中华告诉吴上尉，他的那本“良民证”太假，今天若是换成另外一个警察检查他，马上就会露馅。今晚来的目的，就是想帮他办一个真的证件，避免再遇到检查时发生危险。

吴上尉也告诉郝中华，他此次冒死前来北平是受人所托，帮友人接一个亲戚离开北平。

二人相互说明情况，约定次日证件做好后，郝中华再来。

第二天傍晚，郝中华依约前来，远远就看见一个“胡同大妈”站在院子外面鬼鬼祟祟，探头探脑。

郝中华进到院中把做好的证件交给吴上尉，叮嘱他：

“这里不能呆了，胡同大妈为领赏钱，把你给盯上了，赶紧离开北平，晚了恐怕会出事。”

吴上尉当夜即离开这所四合院，至于去了何处，接没接到友人的亲戚，郝中华就不知道了。

郝中华一直在伪北平警察局干到了1945年，于日本投降前夕弃职经由广州去往香港，之后在一家公司担任人事经理，1976年因骨癌去世，终年71岁。

郝中华晚年曾经写过一本自传，未正式出版，仅少量印刷，用以赠送友人。

其后人考证，书中所述“吴上尉”，是29军副官处参谋吴庆云。其冒死前来北平，所谓帮友人接亲戚等言谈只是托词。

实则是来接走军长住在西直门的姨太太。

军长的原配夫人叫作常淑青，身体一直不太好，担心丈夫以后无人照顾，那位姨太太还是夫人帮军长牵的红线，芳龄25岁，已怀有8个月的身孕。

吴庆云上尉前来北平，就是以假夫妻的身份，将“妻子”接出北平城，送去军长老家山东乐陵待产。

后来不知何故任务失败，该女子被日军捕俘，最终被移送长春，惨死于“731部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

10月，伪北平警察局局长潘毓桂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一审被判无期徒刑，上诉后经二审被认定为“华北巨奸”，察一审量刑过轻，因而改判死刑。

但潘毓桂最终并没有被处死，而是被关进了提篮桥监狱。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潘毓桂被继续关押，1961年11月12日病死狱中，殁年77岁。

本文资料引自——

《回望东方主战场——汉奸现象剖析》，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