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拍电影遇上亿资金窟窿，四处“打工”也要做完 | 名人面对面

对话 · 陆川

以下为采访摘要

陆川跨界做舞剧

舞剧《天工开物》，是陆川根据真实的历史改编而成。明末书生宋应星，年少中举，春风得意。不料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宋应星参加6次会试，全部名落孙山。绝望之中，他的目光投向传统上无人问津的科学技术，终于写成中国技术史的旷世巨著《天工开物》。宋应星在书中写道：“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在人生的最后，宋应星经历了战火侵袭，家破人亡，改朝换代，最后郁郁而终。

△舞剧《天工开物》

舞剧《天工开物》预演的这一天，清晨时分，陆川出发了。他将驱车上百公里，去宋应星的墓地祭拜。

陆川：宋应星的墓特别凄凉，就像一个乱草岗。你站在田埂上往远处看，青山含黛。几百年前宋应星可能就是站在这样一块土地上，希望自己通过科举考试，进京做一个精英阶层，读书人还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留在历史里。或者他就留在自己的家乡，在这片土地上，他能够为这个民族做什么？我觉得只有站在他的墓前，看到他当时生活和生存的环境，才能跟他的心境有些沟通。我相信是他走过的地方。看过之后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写作的人，搞创作的人，他会被命运抓住着手去写一些东西。
艾楚怡：但一开始大家好像是选的陶渊明来创作。
陆川：对，当时疫情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内心很压抑，想做陶渊明就是想做出世，做逃避。倒也契合当时的心情，哪儿也不让走动，最好就是采菊东篱下。但是后来我无意听到别人讲当地其他几个牛人，然后看了宋应星墓。回去之后做宋应星的想法就钻出来了，而且是抑制不住的。
我真切地感受到他的痛苦和纠结。作为一个书生，在功名路上得不到认可，他转而投身到更田野的写作。在那个时代，在当时的制度、礼教、伦常观念中，做出这样的抉择是非常困难的。其次宋应星一个人，在明朝大厦倾覆之前，卡着点儿把整个明朝的农业、手工业全部记录下来。我觉得他是一个逆行者。在芸芸众生中，在那么多学术大咖和知识分子中间，他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所以直觉就想做他。

△舞剧《天工开物》

陆川：尽管在历史长河中宋应星消失了300年，《明史》没有记载他，《四库全书》没有收录他的著作。但他的著作飘洋过海，影响了亚洲各个国家，提升了他们的手工业水平。然后传到欧洲，达尔文、李约瑟看到这书都惊了。我之前开玩笑说，《天工开物》是中国人第一次系统地向全球开源我们的技术。今天我们说要开源，要分享，马斯克将他们的电动机技术分享给全球电机公司CEO，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国电动车产业有了巨大的发展。技术最终是造福人类的。我觉得在古代江西，真正影响世界的第一把交椅就是宋应星。

△舞剧《天工开物》

艾楚怡：您觉得自己和宋应星惺惺相惜吗？
陆川：我一直没敢说这话，但我确实有这种感觉，我总能在他的书中读出弦外之音。明朝是禁海的，颁布了禁海令，谁也不许出海。但老宋写舟船，鼓励大家学习、出洋。说实话，明朝我们一个国家的GDP可能就占了全球一大半。但是我们禁海了，很多政策让我们裹足不前，所以从那时开始我们逐渐落后，这不是从清朝才开始的。
宋应星其实一直走在体制里，但在书里他有自己的态度。他最后放弃考试时其实已经中举了，而且已经当上了县的教育局局长，完全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他选择写书，进行田野调查，问道于那些工匠，把细节一一记录下来。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也需要这样的人。我现在最大困扰就是如何让孩子放下手机，他们一拿起手机就陷进去了。但是在我看来，爱好科技，爱观察生活，去发现生活秘密的风气其实很稀薄，都是在直播带货。AI飞速发展，可大家还沉浸在自我满足中，我很焦虑。我希望孩子们多关注科技和创新，像宋应星一样不拘一格地用自己的态度去拥抱真理。我觉得科技是有真理的，而且是造福所有人类的。

△舞剧《天工开物》编剧、总导演陆川工作照

陆川：如果这部戏没做好，那是我学艺不精，是我能力的问题。但选择宋应星和他的书作为题材，我觉得是对的，是有意义的。

陆川四处打工填补上亿电影资金缺口

陆川在新疆出生，在北京长大。父亲和姑姑都是作家。陆川在南京的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英语专业毕业后，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专业研究生。

艾楚怡：我们把您研究生的论文刨出来了，还记得题目是什么吗？
陆川：《体制中的作者》。
艾楚怡：研究的是？
陆川：科波拉。
艾楚怡：他算是体制中的作者吗？
陆川：是，他绝对是。宋应星也是体制中的作者，一个大体制中自由创作的人。

现在回头看，陆川的硕士毕业论文《体制中的作者》，既是在描绘好莱坞体制当中的大导演科波拉，也是在描绘自己的未来。
陆川在论文中写道：“在体制中生存，是每一个作者的首要条件，先生存，而后发展。执意极端个人化创作的作者，往往会陷入体制内生存危机。”评论者总结了陆川的观点，也就是既尊重体制的要求，同时又尊重自己内心的追求。

艾楚怡：您算是体制中的作者吗？
陆川：毫无疑问我们所有人都在体制里，但我是不是一个作者，我觉得我还需要用作品去证明。我希望自己是个作者，我希望能做出自由的东西来。

论文通过，陆川顺利毕业，而且如愿以偿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

陆川：那时候考电影学院，唯一的理想就是进入电影厂，必须进。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神级单位，不给钱都行，我自己养活自己，只要是在编导演就觉得挺好。但是我一进电影厂就傻了，记得第一次去报到时老领导就跟我说，“你看墙上挂着的，是我们厂的导演，72个，你是第73个。我们厂最近不太好，一年只能拍3到4部电影，得七十多个导演轮完了才能轮到你。”我一算这得轮到哪年啊。我分到厂里以后三年没有戏拍，但是对我打击最大的不是自己没戏拍，而是同学们都开始拍戏了。不过我一直在写剧本，写了很多，《寻枪》只是其中的一个。

△电影《寻枪》

陆川：《寻枪》的剧本给了很多制片公司。后来通过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找到姜文经纪人张蕾姐，她帮我约了姜文。我们在一个酒店大堂见面，聊了四个多小时。后来姜文特别认真地拿了一张纸写，我愿意拍陆川的《寻枪》，签好字后让我把纸条拿给韩三平看。周一一大早，那是我第一次进韩总办公室，我说韩总，您看一下这个。韩总是四川人，有袍哥的气质，他说这(肯定)是你自己写的，我说我哪敢自己写，然后他说，你出去。秘书把门关上以后我就听他打电话说，“姜文，你是给陆川写了个条吗？”然后又把我放进去，说你小子，可以。
其实韩爷一直喜欢《寻枪》的剧本，但2000年初整个中国电影行业都没钱。即使韩三平和姜文都觉得要拍这个戏，规定好了所有职位，韩三平是总制片人，姜文是监制，我是导演，格局搭好了，我们还找了6个月的钱。直到华谊兄弟的王中军入局，由他出资，电影才开始拍。你就想当时中国体制内的电影困难到什么程度，真的没有钱。

陆川：我们是通过电影与时代交流，每部电影出来后才能知道自己是与时俱进，还是与时代格格不入。但我不想做跟着跑，跟着哄，参与各种大合唱的创作者。我觉得那不是我的责任，也不擅长。我已经看透自己了，确实做不到，所以我会千方百计地在各个地方埋下自己想说的东西，埋一些梗。
艾楚怡：一些自己的小心机。
陆川：对。

艾楚怡：我看到一个评价，说陆川总是那么不欢快地走在商业化的道路上，总是不经意地左顾右盼，顾影自怜，你认同吗？
陆川：我觉得我没有那么顾影自怜，但是左顾右盼是有的，我知道我不彻底，确实不彻底。
艾楚怡：到现在也是这样吗？
陆川：还是不彻底。

2018年开拍的电影《749局》，刚刚开机就遭遇危机。资金匮乏，在硬撑到拍摄结束之后，还需要巨额资金，进行电影的后期制作。

陆川：血盆大口的一个大窟窿。
艾楚怡：一个小目标（1亿）的窟窿？
陆川：更多，1.5个小目标（1.5亿），但是这种窟窿怎么是我们扛得起的？当时我就想，先扛着，先让它做下去。所以我们就不问前路，每天低头做。我把整个任务分解开，我一次肯定融不到这么多。但这个阶段做的事可能需要20万，我不至于连20万都挣不到吧。所以就今天挣点钱，然后拍几个镜头或者完成某一部分内容。
艾楚怡：想过放弃吗？
陆川：这几年很多电影找过来，也会想要不就先去拍个别的，但想了想还是算了。我都想好了不行就什么都不拍了，必须要把《749局》做完。

传统的电影创作道路被堵住了，就自己再开创出一条路来。为了弥补自己经营能力的欠缺，陆川去商学院学习MBA课程。这些年，陆川拼命赚钱，广告、网剧、舞台剧、亚运会……

陆川：最后靠我自己和两次融资，算是把这个项目顶下来了。

△电影《749局》

这些年 ，陆川从一个产量不高的电影艺术家，被迫成为了一个高产的多面手，一个“小微企业”的负责人。

陆川：人得活在当下。其实这几年我过得很丰富，很扎实，并不寂寞。我相信宋应星写书那几年也是这样的，你看他写得多生动，细节多丰富。
艾楚怡：您觉得自己现在更像企业家，还是和以前一样是一个纯粹的导演？
陆川：我们就是一个小微企业，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做得挺正规的。至于企业家这个身份，我一直在给我的搭档们洗脑，你们要成为企业家，你们要有企业精神，你们要有成为企业家的担当……说实话，我还是在排练现场，在创作中，在剪辑房，才是真正的自己，才真的开心，你让我加多长时间班都行。但你要让我开俩公司的会，我可能就想摔杯子，暴躁，烦。

制作人：张燕

编导：王劼

编辑：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