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犹主义法案》能解决美国的反犹主义吗？

作者：王震（Wang Zhen）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中东学会常务理事

消除反犹主义不能寄望于一部争议四起的法案，而是需要真正平等的民族和解与跨文化交流。

5月1日，美国众议院以320票对91票通过了纽约州共和党议员迈克尔·劳勒（Michael Lawler）提议的《2023年反犹主义意识法案》。在当前美国政治生态下，这部法案会以较大概率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并经拜登总统签署后成为一部新法律。笔者认为，该法案除了引发巨大的争议外，不仅无助于解决当前美国面临的反犹主义，反而有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愤怒和仇恨。

首先，法案并未解决冷战后全球范围内出现新一波反犹主义浪潮的深层根源。众所周知，“反犹主义”（Antisemitism）是伴随着早期宗教斗争以及犹太人在世界各地大流散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思潮，也是一种古老而丑恶的种族仇恨。

▲ 5月1日，美国众议院以320票对91票通过《2023年反犹主义意识法案》，70位民主党议员投了反对票。

所谓“反犹主义”，主要是针对犹太人的种族、宗教和文化特性及其历史传统的仇恨和攻击。尽管反犹主义现象由来已久，但“反犹主义”这一词汇却是一个名叫威廉·马尔（Wilhelm Marr）的德国记者在1882年创造出来的。它由前缀“anti”和词根“semite”组合而成，其中闪米特人（Semite）是指包括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内的操闪米特语的人。不过，在后来的历史演化过程中，这一词汇变成了专门针对犹太人的仇恨犯罪的代名词。

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对以德国纳粹政权和法西斯势力为首恶的反犹主义进行了彻底清算，从而使反犹主义一度销声匿迹。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中的反犹主义又出现了死灰复燃的势头。这波反犹主义浪潮主要源于西方传统的反犹主义偏见、极右翼势力政治影响力的上升，以及中东和平进程长期停滞引发的愤懑和不满等。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反全球化运动的发展，关于犹太人权力的各种“阴谋论”再度沉渣泛起。在欧美国家，以“白人至上主义”等为代表的种族主义、政治民粹主义幽灵也出现上升势头，这些都为反犹主义的回归提供了社会土壤。法案只关注于作为表现形式的反犹主义，而无视其背后的深层社会根源，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消除反犹主义。

其次，法案不仅没有回应引发本次反犹主义的直接诱因，反而将对以色列的批评与真正的反犹主义混为一谈。这不仅无助于缓解当前国际社会的愤怒，而且具有极大的反噬作用，更不利于维护全球犹太人的安全。近年来，关于反犹主义和所谓“反对以色列”的争论在国际社会中从未消失。以色列主流媒体和部分国际犹太组织认为，以色列是当今世界唯一的犹太国，“反对以色列无异于反犹主义”。但是，也有不少媒体和学者认为，以色列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并不能代表全球犹太人，其言行也应当和其他所有国际社会成员一样平等地接受评判。

▲ 5月1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耶路撒冷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敦促停火，并劝说以色列不要进攻拉法地区。

二战结束后，反犹主义在西方话语中被日益政治化，部分欧美政客和犹太团体不仅据此抢占道德优势，甚至试图将“反犹主义”工具化和武器化。凡此种种，不仅混淆了反犹主义和“反对以色列”的界限，也使得有关反犹主义和“反对以色列”的正常讨论寸步难行。

近期欧美等国爆发的群体性抗议浪潮中，尽管存在着一些具有反犹主义色彩的过激行为和不法行为，但其核心仍是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加沙地带的军事冒险行动。根据加沙卫生部门统计，截止5月初，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35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4959名妇女和7797名儿童。面对如此惨烈的人道主义灾难，任何借口都是苍白无力的，任何一位有良知和血性的现代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

事实上，这也是许多犹太裔人士和社会团体站出来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的重要原因。美国犹太裔民主党资深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就曾多次发声，强调美国校园爆发的抗议活动“不是反犹主义”，并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试图利用“反犹主义”来转移人们对加沙危机的注意力。而法案不仅没有对以色列的军事冒险行为做出任何回应，反而有打压当前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活动的巨大嫌疑，其引发的愤怒和不满更是可想而知。

▲ 4月28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校园内的亲巴示威者搭建帐篷抗议，并与亲以示威者发生了肢体冲突。

最后，法案在有关“反犹主义”定义问题上存在着巨大争议和矛盾，这势必会导致其在未来执行过程中面临更大的混乱和困难。法案直接援引了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IHRA）2016年对“反犹主义”的工作定义。但是，这一定义因为过于宽泛，在出台后很快遭到了包括犹太裔在内的法律人士和人权组织的强烈反对。一些媒体和人权组织担心，对于犹太人权益的保护同样不应有损其他民族群体的利益，那些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益的合法活动未来很可能会被冠以“反犹主义”而逐渐“非法化”，成为该法案的打击对象和牺牲品。

此外，法案还引发了更多人对于言论自由的关注。比如，根据该法案对“反犹主义”的定义，有关犹太人影响力的神话等均被认定为反犹主义。然而，在当今美国，犹太人的影响力和卓越表现是一种客观存在，人们需要担心的是对这种影响力的歪曲而非否定这一事实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反犹主义意识法案》本身正是这种巨大影响力的体现。如果此类讨论成为禁忌和“非法”，未来势必会促生更多关于犹太人“阴谋论”的谣言，包括对此类权力垄断和任性的不满。

一句话，即便该法案在美国参议院顺利获得通过并成为法律，也不可能有效地消除美国面临的反犹主义现象。显然，消除反犹主义不能寄望于一部争议四起的法案，而是需要真正平等的民族和解与跨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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