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能不能写简化字？

引言

一直以来，繁简之争甚嚣尘上，识繁用繁成为部分网友甚至学者的强烈呼声，甚至还有委员如郁钧剑、冯小刚、潘庆林等在两会提议“恢复用繁”，让简化字似乎在学术文化界面临一个尴尬境地，但实际上，这样的观点是对国学文化浅见的表现，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治学态度。

简化字是学术退步么？书法不能写简化字么？今天，推荐大家阅读来自云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成联方的文章，深度剖析简体与书法的渊源。

书法创作只能写繁体字的观点是书法界普遍赞同的，但是，在现代汉语的简化字时代，这个观点却有很多漏洞。一是因为古代经典碑帖、古代典籍中都有简化字，二是因为国家文字政策也要求书写简化字、推广简化字。所以，书法界如何应对简化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

本文的三个解决思路，便是针对目前书法创作中的繁简字之争而提出的。

在现代汉语的简化字时代，书法创作必然要遇到简化字问题。如何应对简化字问题，目前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书法界普遍承认的是“书法只能写繁体字”。至于什么是繁体字，为什么只能写繁体字等等问题皆未有深入的讨论。

繁体字是相对于简化字而言的，也指汉字简化运动之前的整个汉字体系。要理解繁体字概念，首先要弄清楚简化字概念。

我们首先要清楚的是，简化字并不都是建国以来新造出来的，绝大部分是继承了从先秦一直到明清的简体字。王力在《古代汉语》中写道：“简体字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代。汉代民间应用的简体字就有不少；北魏时代，亂字已经简化为乱，和现在公布的简化字相同；宋元以来简体字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今天我国通行的简化字，绝大部分都是历代相传下来的。”

根据姚菲《 <简化字总表> 所收简化字研究》一文的研究，《简化字总表》中的简化字一共有两类：

第一类，继承而来的简化字，共有295个。

其中，来源于俗字的共有119个，恢复古字的共有21个，草书楷化的共有27个，同音（异音）替代的共有52个，继承民国时期所造的简化字共有31个，来源于异体字的共22个，来源于假借字的共有24个。建国以后，根据已有简化字整理出来的新字形简化字共9个和类推简化字16个。

第二类，新造字。

“近代和现代新造字形，这一类简化字古籍文献中没有收录，多为现代群众新造形声字，少数为会意字”，共有55个，其中新造形声字共43个，新造会意字共1个，省略部件形成的新造字共8个，符号替代形成的新造字共2个。

当我们了解了这些简化字的来历以后就会发现，书法创作不能写简化字的观点是没有学术根据的。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详细证明。

一、 经典碑帖中有大量简化字

古代经典碑帖中的简化字，往往都是渊源有自的。

1、经典碑帖中来自古字的简化字

这里指的古字包括古文、古字等等。直接沿用笔画较少的古字，是汉字简化的一个重要方法。

例如，“礼”字，今为“禮”的简化字。实际上，“礼”是古文，与“禮”是异体字关系。《说文》中明确记载“禮”是正体，“礼”是古文。“礼”是楷化写法。《颜真卿书干禄字书》明确记载：“禮礼并正”，这说明，在唐代，“礼”与“禮”都是正字了。古代名碑中写简化字“礼”的例子是非常多的，下图写法依次来自《衡方碑》、王羲之、爨宝子碑、虞世南、柳公权、董其昌。

再如，“弃”字，今为“棄”的简化字。实际上，“弃”是古文，与“棄”是异体字关系。经典书迹中常见到简化字“弃”，下面例字分别来自《郭店楚简》、米芾、董其昌：

再如，“向”字，今为“嚮”的简化字。《说文》有“向”而无“嚮”。“向”与“嚮”的本义虽然有些差异，但是，古代已经混用，二者成为古今字关系。甲骨文、铭文和《说文》都是今天的简写：

再如，“号”字，今为“號”的简化字。《说文》：“号，痛声也”，“號，呼也”。两者本义有些区别，但也很相近。《段注》：“凡啼號字，古作号”，说明古代写作简化字“号”的现象是非常多的。下面写法分别来自《苏孝慈墓志》、国诠《善见律》、褚遂良和颜真卿《多宝塔》：

这类字在古代经典碑帖中还有很多，如果因为是简化字而被舍弃不用，便是对古代书法资源的巨大浪费，这是不利于书法艺术创作的多样化发展的。

2、经典碑帖中来自俗字的简化字

简化字有很大部分直接继承了古代俗字。关于俗字与正字的含义，颜元孙在《干禄字书》中的界定非常有代表性：“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藉帐、文案、券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述、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 。唐代以后，俗字越来越多了。

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中写道：“在文字形体演变的过程里，俗体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有时候，一种新的正体就是由前一阶段的俗体发展而成的。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俗体的某些写法后来为正体所吸收，或者明显地促进了正体的演变”。 裘锡圭先生是从历时性上解释俗字对正字的影响。除了历时性之外，正俗字在同一个时空中并存的现象也是非常普遍的，例如，同一个时期中并存的四书五经、敦煌文书以及民间文学作品之间所使用的字就有正俗之别，官刻本、家刻本和坊间本之间所使用的字也有正俗之分。

所以，当书写古代有俗字写法的典籍时，最恰当的可能是保留俗字写法，这样，才能体现出文献的“真实性”和“生动性”来。

古代经典碑帖中有很多来自俗字的简化字。例如，“乱”字，今为“亂”的简化字。《说文》无“乱”而有“亂”。《颜真卿书干禄字书》中明确标记“乱”是“亂”的俗字，《广韵·换韵》也云：“亂，俗作乱”。经典碑帖中，常常见到简化字“乱”，下图依次为魏碑、欧阳询、唐人和米芾写法：

再如，“万”字，今为“萬”的简化字。《说文》无“万”而有“萬”；《玉篇·方部》：“万，俗萬字。十千也”。《颜真卿书干禄字书》中却把“万”与“萬”皆作“正字”。如下写法来自《始平公造像》《孙秋生造像》、柳公权、褚遂良：

再如，“顾”字“粮”字等都有类似情况。

来自俗字的简化字也容易被书法创作所忽略，实际上，这也是书法创作的宝贵资源，应该加以整理和合理使用，用来丰富我们的书法创作。

3、经典碑帖中来自草书的简化字

来自草书的简化字是非常多的。例如，“頭”、“學”、“實”、“長”、“书”、“専”、“東”、“為”、“称”都是由经典草书写法简化而来：

继承草书尤其章草的这个简化字途径，自民国以来，就有不少学者推崇。民国兴起的章草热潮，与汉字改革大潮有重要关系。

章太炎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中提出，汉字的简化，“当依《急就》正书”进行简化，钱玄同认为“这是写汉字唯一的简便方法”，并且又强调：“我以为汉字笔画的改简，至章草而达于极点，不能再简了，因为再简就不适用了”。章太炎、钱玄同提出的把章草作为简化字的学术观点，被建国以后的简化字方案直接继承了。

4、经典碑帖中来自假借字的简化字

建国以后的简化字，有些直接继承古代笔画较少的假借字。古代经典碑帖中能见到不少这样的简化字。

例如，“洒”字，今为“灑”的简化字。《说文》云：“洒，涤也。古文為灑扫字。先礼切。”即“洒”字的读音是“洗”（xǐ）而不是sǎ。《段注》云：“洒灑本殊义而双声，故相假借”，即后来“洒”被假借为“灑”（sǎ），而“洗”（xǐ）反而不用了。所以，古代书法家常常“洒”“灑”混用，例如米芾、蔡襄写法如下：

再如，“尔”字，今为“爾”的简化字，古与“爾”是假借字关系。《说文》云：“尔，词之必然也”，“爾，丽爾，犹靡丽也”。《段注》云“尔”字：“后世多以爾字为之”。所以，古代法帖中常见到简化字“尔”字，例如下面写法依次来自颜真卿《祭侄稿》、陆柬之《文赋》和赵孟頫《洛神赋》：

这些假借字已沿用成习，在古代经典碑帖中经常见到，不能因为是今天的简化字而抛弃他们。

二、古代典籍中有大量简化字

正如前面所写到的，建国以来的简化字，绝大部分是继承古代的简体字。所以，当书法创作抄写古代典籍的时候，必然会遇到简化字问题。

古代典籍中的简化字是非常普遍的，举几例如下。

1、古籍中来自古字的简化字

例如，“田”与“畋”，今为繁简字关系。《说文》：“田，陈也，树谷曰田”，“畋，平田也”。“打猎”意义的“田”，后来写作“畋”。但是，更早的典籍，却写作“田”，例如，《易·恒》：“田无禽”；《诗经·郑风·叔于田》：“叔于田，巷无居人”等等皆是。

再如，“卷”与“捲”，今为繁简字关系。《说文》“卷，膝曲也”，“捲，气势也”。“把东西捲起来”的“捲”，后来通常写作“捲”，但是，古代典籍中，写作“卷”的经典例子却很多。例如，《诗经·邶风·柏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论语·卫灵公》：“邦有道则任，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等等皆是。

再如，“赶”与“趕”，今为繁简字关系，《说文》有“赶”而无“趕”，“趕”为后起字。《说文》云：“赶，举尾走也”；《正字通》云：“趕，追逐也。今作赶”。古代典籍中写作简化字“赶”的文献非常普遍，例如，明《清平山堂话本简贴和尚》：“皇甫殿直拽开脚，两步赶上”，用的是“赶”而不是“趕”。

再如，“巩”与“鞏”，今为繁简字关系。《说文》：“巩，抱也”，“鞏，韦束也”。古代典籍中，写简化字“巩”的经典句子很多，例如，《诗经》“藐藐昊天，无不可巩”，即写作“巩”。

再如，“无”与“無”字，今为繁简字关系，《说文》中“无”是“無”的奇字。《易经》中皆写作“无”而不是“無”，例如《易经·干卦》：“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庄子》亦多写作“无”：“至人无己，神人无功”等等。

古籍中来自古字的简化字还有很多，例如“启”与“啟”，“气”与“氣”、“达”与“達”、“网”与“網”，“复”与“復”，“从”与“從”，“云”与“雲”等等，这些简化字皆是古字。

2、古籍中来自通假字的简化字

例如，“才”与“纔”字，今为繁简字关系，古为通假字关系。《说文》云：“才，草木之初也”，“纔，帛雀头色。一曰微黑色如绀”，二字本义区别很大。《段注》：“才，引申为凡始之称”，借作“纔”。

再如，“舍”与“捨”，今为繁简字关系，古为通假字关系。《说文》云，“舍”为“市居曰舍”，“捨”为“释也”。《新华字典》解释“舍”（shè ）是名词，“捨”（shě）是动词，两者的区别都非常清楚。但是，典籍中常常假借“舍”为“捨”。

例如，阮元校勘的《十三经》中的《左传·僖公三十年》有“若舍郑以为东道主”句 ，用的是“舍”而不是“捨”。王力是这样解释的：

《说文》里有“捨”字，但是十三经里完全没有“捨”字”……“舍”字，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里说它假借为“捨”；而在“捨”字条下说；“经传皆以舍为之。”

也就是说，整个《十三经》中，动词“捨”皆假借名词“舍”为之。因此，如果我们书写《十三经》内容，用“捨”字则反而不合原典。

再如，“朴”与“樸”，今为繁简字关系，古为通假字关系。《说文》：“朴，木皮也”，“樸，木素也”。《段注》：“汉书以敦朴为天下先，假朴为樸也”。古代典籍中，用简化字“朴”的地方很多，例如，《文选·汉王褒洞箫赋》：“秋蜩不食，抱朴而长吟兮”；《汉书·司马相如传上林赋》：“亭柰厚朴”等等皆是。

3、古籍中来自俗字的简化字

例如，“碍”字，今为“礙”的简化字，古为正俗字关系。《正字通·石部》：“碍，俗礙字”。“碍”亦可写作“㝵”，例如《石门颂》的写法：

再如，“灵”与“靈”，今为繁简字关系，古为正俗字关系。《广韵·青韵》：“灵，小热也”；《正字通》：“灵，俗靈字”。《清平山堂话本·西湖三塔记》“杖锡僧投灵隐去，卖花人向柳州来”，即写作俗字“灵”。

再如，“旧”与“舊”，今为繁简字关系，古为正俗字关系。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云：“宋元以来俗字‘舊’或作‘旧’”，并引《京本通俗小说·西山一窟鬼》“金鞍何处，绿杨依旧南陌”句为证。

再如，“体”与“體”，今为繁简字关系，古为正俗字关系。《正字通》：“俗书肢体之體，省作体”。《资治通鉴·唐咸通十二年》：“赐酒百斛，饼餤四十橐驼，以饲体夫”，用的便是简化字“体”。

再如，“须”与“須”“鬚”。“胡须”的“须”的繁体字是“鬚”还是“須”呢？《说文》云：“須，面毛也”；朱骏声《通训定声》：“須，俗字作鬚”；《段注》：“俗假須为需，别制䰅、鬚字”。所以，“鬚”是“須”的俗字，“须”是“須”的类推简化字。古代典籍中，常用“須”，例如，《易经·贲卦》：“贲其須，与上兴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有君子白皙，䰅須眉”等等。

所以，当我们抄写古代典籍时，不要想当然地排斥这些简化字，要对这些简化字进行一番考究，弄清楚到底是版本问题还是本来就应该是这个简化字。书法艺术实际上是文字的“应用型”学问，把字用得讲究、贴切甚至“真实”，才显出书法艺术的文化性和生动性来，在此基础上才能言及艺术问题。

三、书法家的时代责任：

美化简化字甚至完善简化字

古代书法家，例如王羲之、颜真卿等等都是文字学家，甚至可以说，他们都参与了文字建设。这就是书法家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

在简化字时代，书法家要如何应对简化字和参与简化字建设呢？

1、书法家在公众场合要率先书写简化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可以写繁体字” ，这是对书法篆刻艺术的文化性、艺术性以及历史性的承认与尊重。

但是，在现代汉语的简化字时代，书法家如果拒绝写简化字，则与当下的文字政策是不相符的，对书法艺术的推广、普及以及发展等方面都不利。

艺术要为人民服务。书法家为幼儿园题写校牌、为中小学校书写西方名言警句，以及书写标志性路牌等等，最应该写简化字。这些公众场合既需要具有艺术美感的字，更需要的是易于认识、简单明了的“说明性”文字。

启功先生题写校名、为公众场合写的是简化字，而书法作品写的却是繁体字，其原因就在这里。

至于简化字的书写，是否一定要写得像电脑字才算合格呢？我看，这倒未必。例如，“头”“学”等字，则可以采取行书或者章草的笔意，写得连贯生动，这样，既体现出其文字演变的轨迹，而且又美观大方。书法家的文字学学养以及书法的艺术性都体现出来了，可以说是一种两全其美的策略。

2、完善简化字是书法家应该担当的责任

书法家不仅是创造汉字之“美”的艺术家，而且也是完善汉字之“理”的文字学家，是把字学研究与文字应用相结合的文化人。这种双重“功能”用之于简化字建设工作中便有突出的优势。

现在来看，某些简化字还有进一步完善、优化的空间，书法家要敢于承担自己本该具有的历史责任。

（1）用记号替代偏旁的简化字尚待完善

例一，用“又”字记号作为简化符号的简化字。“又”字记号可以用来替代“雚”字旁，把勸、權、觀、歡等字简化为劝、权、观、欢等。但是，罐、灌等字却不能被“又”字代替。当然，这些记号简化字并不是建国以后的事情，也是由来已久的。例如，“勸”字，在《通俗小说》《目连记》《金瓶梅》《岭南逸事》中，都已经简化为“劝”了。

“又”也可以把歎、艱、難、漢等简化为叹、艰、难、汉等。

“又”还可以替代“登”，因此，“鄧”简化为“邓”。但是，“燈”字却用“丁”来代替，简化成了“灯”；“雞”简化为“鸡”，但“溪”却不能由“又”来代替，否则成“汉”字了。

用“又”字记号替代的简化字，的确很混乱，国家语委已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恐怕还有进一步优化的余地。所以，作为书法艺术创作，这些简化字最好回避一下，暂不提倡书写。

例二，用“乂”字记号作为简化符号的简化字。“乂”字记号可以代替很多偏旁，例如：“區”简化为“区”、“趙”简化为“赵”、“風”简化为“风”、“義”简化为“义”、“鹵”简化为“卤”、“岡”简化为“冈”等等。这些不同的部件都用一个“乂”来替代。这些简化字恐怕也不大适合写成纯粹的书法艺术作品。

（2）截取局部替代整体的简化字尚待完善

截取局部替代整体的简化方法，古代早已有之。例如，古代书法作品中，常见“與”写作“与”、“灋”写作“法”以及“時”写作“时”等等便是。

这种简化方法，在现代汉字的简化方法中，占的比重比较大。例如，開作开、擊作击、慮作虑、奪作夺、糞作粪、聲作声、習作习、業作业、點作点、飛作飞、獨作独、婦作妇等等。

这些简化字虽然在古代碑帖中不一定见得到，但是，在古代典籍中早已出现。例如，“獨”字，在《烈女传》《通俗小说》《古今杂剧》《三国志平话》《太平乐府》《娇红记》《东窗记》《目连记》《金瓶梅》《岭南逸事》中，都已经简化为“独”了。

书法艺术创作中，对待这些简化字一定要慎重，有的简化字可能缺少字理之间的互通性。古代书法家把“與”写作“与”，这是为了和“興”字的草字“兴”的简化路径相区别开；“時”字草化成“时”，与“得”字的草法路径也是有严格不同的。如果截取局部替代整体的方法没有互通性，书法创作中最好不要使用。

（3）“一简对多繁”的简化字，在书法创作中尤其要区分

“一简对多繁”的简化字，书写上虽然快捷了，但是，其字义却翻倍的复杂了。汉字包括形、音、义三个要素，只考虑到其中一个要素的简化字是不成功的。对于书法艺术创作来说，理解所写的字的本义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是从艺术角度考虑，根本的是从文字学角度考虑。例如，简化字“干”对应“干，乾，幹”等，“发”对应“髮、發”，“余”对应“餘、余”，“范”对应“范、笵、範”的不同，“党”对应“党项族”“黨國”的不同，“斗”对应“星斗”“鬥毆”的不同，“谷”对应“稻穀”“山谷”的不同，“姜”对应“生薑”“姜子牙”的不同，“出”对应“进出”“一齣戲”的不同等等。

这些字在公众场合可以写简化字，因为公众场合关注读音大于关注字义和字形，写简化字更利于交流。但是，在书法艺术作品中，重视字形和字义大于重视读音，所以，严格区分“一简对多繁”的简化字是非常必要的。

总结

关于书法创作对待简化字的态度，本文提出三个解决思路，希望对书法界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第一，公众场合要提倡写规范汉字。写规范汉字是国家的文字政策，宣传与普及规范汉字、促进规范汉字建设，是书法工作者的时代责任。

第二，书法艺术创作可以写简化字，但是，要用文字学知识去甄别这些简化字，而不是被动抄写。要尊重版本，尊重原典，尽量反映文献的“真实性”与“生动性”。

第三，书法艺术创作要将字体、书风与所写内容相结合。字体演变和文体演变都有历时性原则，书写春秋战国以前的内容，以古体字、古字为上，用宋元俗字书写便显得不太相称；抄写小说片段，要求用篆书、正字书写实无必要；书写新时代的内容，用简化字书写便显得具有亲切感和温度感。字体、书风与书写内容等三者协调统一，是书法艺术达到高水准的一个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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