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眼中”和“心中”之“天”

中国的先民，一定相当早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头顶上的“天”。

更早先民的这种关注，现在的人，已经无法确切知道其究竟。

好在，万年以前的岩画、壁画这一类“物质文化遗产”，寥可使对当时人们关于对天地的认知，了解一二。

所以，文字就尤显重要。

即便是几千年前的文字，所记录的，或许包含着更久远之前人们的“文化”。

比如“天”。

《说文》曰：“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

《尔雅.释言》：“颠，顶也。”

段玉裁说，凡物之“顶”皆言“颠”。如“山顶”即“山巅”。

而“天”作为“顶”，如许慎所云，是“至高无上”之“顶”。

“颠”的本义，是人的头盖骨，所以有“头顶”一词，又称“天灵盖”。

许慎收入《说文》的小篆“天”字，一定来源于甲骨文，尽管他本人并无缘见到此源头。

甲骨卜辞中的“天”，或为表示“人形”的“大”之上，加一“短横”；或在“大”上加一“口”字——“头顶”之上皆为“天”，或者，人之“颅顶”即“天灵盖”。

不论甲骨文还是小篆，“天”，都是“会意”。所以，“从一、大”。

“从一”，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意，后面会讲到。

“从大”，则指“天似穹庐，笼盖四野”，没有比“天大”之“更大”。

这是古人对“天”最原始最直观的认知。

可知，先民最初是从“空间”角度为“天”下“定义”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爆发“农业革命”的三个原发地之一。于是，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那时中国的先民，应该已经开始从“时空统一”的角度来观察和定义“天”了。

《尔雅.释天》云：“春为苍天，夏为昊天，秋为旻天，冬为上天。”另有一说是“春为昊天”“夏为苍天”。

郭璞《注》曰：苍天“万物苍苍然生。”昊天“言气皓旰。”旻天“旻犹愍（悯）也，愍万物雕落。”上天“言时无事，在上临下而已。”

北宋邢昺《疏》：“言上所陈是四时天之名也。”

“苍天、昊天、旻天、上天”，是“四时”即“四季”的“天之名”。

“天”，不仅是“空间”概念，也是“时间”概念，是“时空” 的统一。

冬天为“上天”，因为“言时无事，在上临下而已。”显然，这与冬天是农闲季节有关；但是，“在上临下”，已经将“天”人格化，或曰开始“神化”了。

《诗.王风.束离》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人何哉！”

平王东迁，镐京荒废，遍地禾黍。此诗因之感叹道——“高高在上老天爷，这是何人在施咒！”

这个“苍天”，已不是春季之“天”，也不是夏季之“天”，而是高高在上的“神灵”了。

古人对于非人力可控的事物、事件，大多也归于了“天”，如“天产”“天灾”等等，或曰“天意”这也增加了“天”的神秘色彩。

有意思的是，甲骨卜辞中，“天”有“颠顶”之义、“广大”之义、兼作人名、地名、方国名，至目前，未见直接代指“神灵”之义。“帝”或“上帝”是“天上”的最高神；包括成为“神”的先祖先公，也居于“天”。但是，“天”，只是“神”之居所。

至周初，“天”，则成了有意志的神，而且是万物的主宰。至少从周初流传下来的典籍中是如此。

《尚书.多方》曰：“洪惟图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

这是说，夏商末代君主败坏上天之命，又不敬念于祀礼。于是“天帝降灾异以谴告他们”。

顾颉刚和刘起釪先生的《尚书校释译论》中说，“殷人言帝，周人言天”。

当然，殷商卜辞中，并不乏惧畏“天谴”的思想，只是，皆以“帝”或“上帝”不高兴或怪罪表述之，与周人用语的确不同。

这是一个“重大区别”。

《诗.周颂.昊天有成命》，是周王祭祀成王的乐歌。其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此言，“昊天”之神，降大命于文武二王。这与前述“苍天”不独指“春”一样，“昊天”亦不独指“夏”而亦为“神”。

《尚书.尧典》说，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如月星辰”。或因《尧典》成文于周，同上理。

另，《尚书》之《甘誓》中的“今予惟恭行天之罚”；《汤誓》中的“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盘庚》中的“予迓续乃命于天”，都应该是依周人语言所记录之。

可见，周初，具有“国家色彩”的“政.治观”，已完全成熟并形成体系。其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曰“君权天授”；二曰“奉天承运”，后世称为“天命观”。

《诗.大雅.大眀》，是周族重要史诗，集中表达了上述思想。

其诗云：“天监在下，有命既集。”

是说，上天监察人间世，天命已然归周邦。

又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是说，天帝有命从天降，运命降给周文王，建都周京兴周邦。

这样的“政.治观”，滋生了“皇天”一词。

伪孔传古文《尚书.大禹谟》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

许慎所著《五经异义》引《尚书说》：“天有五号：尊而君之，则曰皇天；元气广大，则曰昊天；仁覆悯下，则称旻天；自上监下，则称上天；据远视之苍苍然，则称苍天。”这是古文经学的代表性观点。

古代中国最早的“国家”，大约形成于距今6000年前后。从考古成果来看，红山文化时期已具有了国家雏形。

这只能说是“大约”，或许随着新的考古发现，这个时间还会提前。

插上一句，越来越多的中国考古界和史学界学者，将“国家”、宗教的产生和“城市”的形成，作为评判“文明”的新标准。国际上，也逐渐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这一标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委员会，将良渚遗址认定为“典型的城市文明”，是最好的例证。

上述的“政.治观”，一定是伴随“国家”的形成而产生的。然而，其又不可能凭空突然产生。

实际上，在这之前，上古先民已经更早开始了对“天”的观测，并根据想象，形成了对“天”，包括天上的“日月星辰”的崇拜。

因此，前述“政.治观”产生的前提，第一是更早的先民对“天”之观测；第二是基于想象，由对“天”的崇拜而形成的“原始宗.教”。

（西水坡古墓图片）

关于先民对“天”之观测，距今65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古墓，是最好的考古实证。

其45号墓，显然是依据“观象授时”，按照“正北正南”的“子午线”和“正东正西”的“卯酉线”精心设计的。墓中摆放的“髀骨”和用蚌壳摆成的“北斗星宿”图案，说明当时的古人，已经掌握了“髀表测影”和“北斗定时”的方法，并将二者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以蚌壳摆成的龙、虎图形，无疑是“东宫苍龙”和“西宫白虎”的象征，鸟和鹿的图形，极可能是后来的“南宫朱雀”和“北宫玄武”的最初体现。这表明，当时古人，已对太阳视运动轨道之“黄道”周边的星群星宿，有了足够详细的观测。

关于古人基于想象的对“天”之崇拜，最好的实证，同样是西水坡古墓。

墓中，发掘出三组蚌壳图案，展示了目前已知最早关于人死后灵魂升天的“理想路径”——死者头南足北，居北；南面有人骑龙图案，这与古人所认知的地于北、天于南一致。而龙、虎、鹿、鸟等，皆为“四灵”，即负人之灵魂飞升至天的“工具”，称之为“灵蹻”。这所表达的，应该就是古人“以祖配天”的古老理念。

红山文化遗址中，将死者头下枕垫中空的礼玉枕；马王堆汉墓“非衣”上的升天图；以及众多大型古墓皆以南向墓道为长，等等，都应该是这种观念的体现。

《周髀算经》云：“知地者智，知天者圣”。“圣人”，是古代最早对掌握王权者的代称。

西水坡古墓距今6500年，当时是否已经形成了雏形的“国家”尚难定论。但是，45号墓主的入藏实景揭示了一个无法否认的史实——在那个时候，贫富和社会地位的差距已然形成，死后“有资格”灵魂升天的，不是“国家”的君主，也必定是部族的首领。

还有一点更重，即当时的“天文”知识及其观测，一定掌握在少数“巫觋”手里。这些人，本就处在社会各阶层的顶端。通过“观象授时”，则更使他们找到了论证自己“识天”“通天”“受命于天”的根据。

前面引述了《尚书.尧典》的记述：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论语.尧曰》又云：“‘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舜亦以命禹。”

“观天授时”和制定历法，是一种“特权”，并且是“君权天授”之“天命论”的政.治基础。

如前述及，这就不仅有了“皇天”一词，也有了“天子”“皇帝”等代表权力的称谓，并形成了最初的“天人合一”哲学。

《礼记.曲礼下》曰：“君天下曰天子。”

说到“哲学”，“天”，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原初”概念。

《周易.系辞上》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天”是“阳”，“地”是“阴”；“天”是“乾”，“地”是“坤”；“天”是“一”，“地”是“二”……。这就是中国古代的“阴阳易变转圜”哲学。

《周易.系辞上》又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还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道”“天道”“天理”，无疑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念。这些理念后来的“衍化”不算。

古代，对“天”之观测和历法制定的“专业化”，应于周代始。

《周礼》记载了周王室官职，设“天官”位。当为后世“礼部”之渊薮。

周代，也有了“专业化”的天文著作，《周髀算经》为其代表，其中，记述了更早先民的天文和数学成就。

先秦诸多天文成就中，以数学方法对“天”之测量堪称惊艳，后世称之为“勾股定理”。

《国语.楚语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则。”《注》云：“咫，言少也，此言少知天道耳，何知治民之法。”

可知，春秋战国时，天文已普及到与治诸侯之国紧密相连。

这一时期，与诸子百家争鸣相吻合，人们对“天”的探讨愈渐活跃。代表性的，是《楚辞》中的《天问》。《天问》，即是“问天”，询问了与“天”有关的一连串问题。“天有九重”，亦是最早的文字记载。

《荀子》也发表了自己的著名见解：“天无实形，地之上至虚者，皆天也。”

然而总体上，此时的“宇宙观”，即“天圆地方”的“盖天说”。这在《周髀算经》中，已经清晰表述过了。其“以方出圆”和“七衡六间图”，绝对是先秦时期领先世界的“科学”创建。

而这个理论已知最早的原型，至少可前推至距今6000年前后的红山文化的圜丘和方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