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君：晚清海防塞防并重政策研究综述

摘要： 海防塞防并重是晚清政府为应对边疆危机而推行的重大政策，对边疆治理与国防安全产生了深远影响，历来为学界所重视。学界对晚清政府海防塞防并重政策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讨论了海防塞防政策的成败得失、海防塞防之争的历史性质以及海防塞防并重政策与国家近代化。进入21世纪，学科交叉趋势明显，跨学科的视角和方法被广泛运用，出现了从战略史、财政史和新闻史等角度开展研究的新趋势。

关键词： 海防塞防之争 边疆政策 近代化 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 刘宇君，湖州市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职员。

文章出处： 《孙子兵法研究》2023年第6期

19世纪后期，晚清政府面临外国侵略引发的严重的边疆危机。面对东南海防与西北塞防同时告急的双重危机，晚清政府内部经过反复讨论，最终确立海防塞防并重政策，同步进行收复新疆与海防建设，并先后在新疆和台湾设置行省，强化了边疆治理与边防安全。海防塞防并重政策不但标志着清朝国防策略的调整，也开启了晚清边疆治理体制的变革，深刻影响了我国的地缘环境与国家安全，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与推进国防近代化意义重大。学界对于晚清政府海防塞防政策的关注由来已久，产生了一批又一批富有时代特色的研究成果。本文拟通过梳理分析相关研究成果，探究时代变迁与学术发展的内在联系，总结前辈学者研究成果，介绍本研究的新趋势、新特点。

一、关于海防塞防政策得失的研究

学界关于晚清海防塞防政策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正值外敌入侵、国家分裂的民族危亡之际，与晚清咸同年间具有相似的时代背景，关注时局的学者通过对晚清政府海防塞防政策得失的检讨，以学术研究的方式来表达政治见解，抒发爱国情怀。其观点大体分为赞扬左宗棠收复新疆功绩的塞防政策支持者和肯定李鸿章长远战略眼光的海防政策支持者两类。持前一种观点的学者包括姚欣安、曾问吾和萧一山，后者则以蒋廷黻为代表。秦翰才则对两种主张均持肯定态度。

姚欣安指出同光之际西北边患和东南海患纷至，李鸿章与左宗棠围绕是否进行西征产生争论，最终清廷采纳左宗棠的主张，成功收复新疆，并改设行省，保证了西北的安宁与国家统一。该文利用李鸿章、左宗棠的奏稿和清廷的上谕，梳理了有关史实，研究并不深入，比如认为“清廷之主张收复失地，其则动机完全以新疆为祖宗开辟之土地，不能弃而不顾”，对晚清政府决策动机的认识较为片面，只看到了收复新疆对维护领土完整的意义，没有认识到新疆对地缘安全的战略价值。在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代背景下，姚欣安褒扬左宗棠收复新疆功绩的观点成为学界主流。曾问吾在《中国经营西域史》一书中亦肯定左宗棠的功绩，并指出左宗棠并不反对海防建设，而是倡导两防并重。

学界也不乏支持李鸿章者，如蒋廷黻在1938年写就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肯定李鸿章“海防论”的历史价值，对李鸿章将日本视为中国最主要的敌人的战略眼光深表赞同。他将同光之际清廷围绕海防建设与收复新疆展开的讨论归结为左宗棠与李鸿章对军费的争夺，并认为李鸿章的言论合理而低调，左宗棠的言论高调而尚感情，因此左氏得到士大夫阶级的拥护，得以借外债、移用各省经费，进行西征。而西征的成功缘于阿古柏集团内讧，纯属侥幸，左宗棠的“塞防论”不足取。尽管蒋廷黻较早地认识到了李鸿章及其兴办的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化，特别是海防近代化的积极作用，但其对李鸿章过分回护，对左宗棠的评价也不够公允，因此其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为学界所接受。

萧一山在其1944年写就的《清史大纲》中便认为李鸿章放弃新疆的主张并不可取，他对李鸿章放弃新疆的理由进行了逐条批驳，指出英俄在新疆存在冲突，并不会联手扶持阿古柏，土耳其力量弱小，不足畏惧，因此当时的国际形势对我有利；新疆是我国固有领土，不可轻易放弃；停止西征节省的经费并不敷海军建设之用；李鸿章虽提醒清廷注意防备日本，但仍不免甲午战败；统筹“天下全局”更不可将新疆弃之不顾。他批评李鸿章的主张是“顾头不顾尾”的政策，因此其失败是必然的，而左宗棠的成功在于其爱国热情和精心筹划，并不是出于侥幸。虽然萧一山在书中并未明言，但其对蒋廷黻的观点显然持批驳态度。

秦翰才从经费的角度来分析塞防和海防之争。他指出东南各省筹办海防的经费来源与西征相同，均为海关洋税和各省厘金，而晚清政府财力有限不能兼顾，因而有了塞防与海防孰轻孰重的问题。争论的结果是晚清政府折中办理，通过户部提拨海关洋税、各省移解协饷和借外债，凑齐一千万两白银用作西征军费。他指出虽然海防派未得所愿，但海防建设的重要性为清廷上下所共知，自强需求富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国的近代化事业由此起步，甚至对政治变革也起到了推动作用。秦氏此论未免过分夸大了海防议的影响，但海防议推动了海防观念现代化转变这一观点却为后世学者继承。

上述研究奠定了晚清海防塞防并重政策研究的基本框架，此后的研究大多围绕左宗棠与李鸿章的主张孰是孰非、孰优孰劣这一基本问题展开，再则讨论海防议对促进海防观念和海防建设的近代化起到重要作用问题、西征与筹建海防的经费问题以及国防战略的重心所在等问题。

二、关于海防塞防争论性质的讨论

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学界对海防塞防政策的研究多围绕海防塞防争论性质进行，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湘淮集团派系利益之争、爱国与卖国之争和国防策略之争。其中利益纷争论源出于阶级史观，爱国卖国论来自民族主义历史叙事，国防策略论则深受近代化范式影响，三者皆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各领一时风骚。三者之间既有继承与发展，也有对立和扬弃，亦有学者努力调和，以求突破。

（一）湘淮集团之间的派系之争

20世纪4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被引入历史研究，学者们开始采用唯物史观来分析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范文澜利用阶级分析法，指出左宗棠与李鸿章均是反动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海防与塞防之争是湘淮两系军阀因琉球事件产生争论的继续，两派的出发点均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立场并无高下之分；尽管左宗棠收复新疆为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有一定贡献，但仍然和李鸿章一样，“都是万恶的民贼”。林增平同样认为海防与塞防之争是淮系集团与湘系集团之间的派系之争，李鸿章兴办北洋水师是为了扩大淮系军阀的势力，阻梗左宗棠出兵收复新疆是为了遏制湘系集团；左宗棠为首的湘系集团力主出兵一方面是为了扩大本集团的势力，另一方面则是湘系势力买办化程度不深，“还抱有封建帝国的国防观点，不甘坐视外国侵略者来拆除藩篱和割裂国土”，林增平虽然还将海防与塞防之争定性为派系之争，但对左宗棠的评价已较李鸿章为高，强调两集团的差异性。

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学界对于争论的性质，逐渐由派系之争转为卖国与爱国之争。如北京师范学院等高校编写的《中国近代史稿》认为“李鸿章为了扩充本集团的势力，而不惜出卖祖国的大片领土”。山东大学等高校编写的《中国近代史》指出海防与塞防的主张虽然代表的是湘淮集团的派系利益，但前者是投降卖国的主张，后者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爱国主张。然而此后派系纷争论并非无人问津，而是与国防策略论合流，比如何平立和郑汕在承认海防塞防之争是策略之争的基础上，也认同争论有派系利益纷争的因素。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发现海防派与塞防派之间，以及湘军集团与淮军集团之间并非完全对应，甚至争论中有多种观点，对此派系纷争论者也做出了回应。董丛林深入研究了湘淮集团对晚清海防建设的影响，指出湘淮集团是“同源异流”的军政势力集合，群体结构复杂而不稳定；塞防派与海防派并不与湘系淮系完全对应，争论实际上打破了湘、淮的派系界限；清廷两防并重的决策有平衡湘淮的考虑。邱涛继承了这一观点，指出“塞防海防之争”不仅是一场单纯的国防政策争论，也是清廷“湘淮互制”政策确立和全面实施的重要环节。他指出清廷“有意放任左宗棠和李鸿章在奏议中公开发表相互对立的意见”，允许远在西陲的左宗棠参与筹议海防，制衡以李鸿章为领袖的淮系集团，最终做出两防并重，塞防为急的决策，既捍卫了西北疆土，也提升了左宗棠的地位，实现了清廷“湘淮互制”的目的。

（二）爱国与卖国之争

爱国卖国论源出自派系纷争论，但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随着20世纪80年代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爱国卖国论与派系纷争论最终分道扬镳。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已不再强调湘淮集团的派系之争，他指出左、李围绕要不要收复新疆的分歧，本质上是要不要捍卫国土的爱国与卖国之争，“左宗棠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行是符合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爱国主义的表现”。这一论断在20世纪80年代颇为流行，杨东梁、赵春晨、董蔡时等皆持此论。杨东梁指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海防’与‘塞防’能不能兼顾？侧重点应放在何处？收复新疆是否‘得不偿失’？收复新疆有没有可能？”四个问题上，海防与塞防之争既不是策略分歧，也不是派系之争，而是爱国与卖国的斗争。杨东梁的研究不但在学界引发海防塞防问题研究的新潮，还引起了美国官方的注意。他还从左宗棠早年与林则徐的交游等经历入手，分析其爱国情怀的形成与对西北边事的重视，并指出了文祥的支持促成了晚清政府的决策。

赵春晨指出海防与塞防之争是同光之际海防大讨论的一部分，是关于国家防务方针的讨论，李鸿章强调海防、忽视塞防的观点是片面的，既同他扩充淮军势力的自私考虑有关，也是他一贯奉行对外妥协政策的态度使然；清朝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复杂多变，海防与塞防之争不仅是湘淮两系之间的矛盾，顽固派也参与其中，文祥和醇亲王奕譞分属抵抗派（塞防派）和妥协派（海防派）两个阵营。董蔡时则认为塞防与海防之争不是湘淮集团的派系之争，而是左宗棠作为地主阶级改良派与代表大买办利益的李鸿章之间的爱国与卖国的争论，左宗棠力主出兵新疆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而非争权夺利。牟安世将“爱国与卖国”说进一步发展，他认为塞防与海防之争的核心是要不要收复新疆，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就观点而言是“塞防海防并重论”与“放弃塞防专固海防论”之争，就实质而言是对列强侵略是采取自卫政策还是投降妥协政策的争论，两派之间围绕要不要收复新疆、要不要承认阿古柏政权和要不要承认“崇厚条约”，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论争，并以“塞防海防并重论”的胜利告终。

同样是在20世纪80年代，学界开始反思革命史范式极端化导致的二元对立式史观，近代化范式被重新引入大陆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评价趋于肯定，曾国藩、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其形象也变得更为正面，摘掉了“卖国贼”的帽子。学界对于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定性，也不再是非黑即白的爱国卖国论，而是变得更为多元。对于学界这一新风向，董蔡时并不认同，他坚持认为左宗棠与李鸿章围绕新疆防务的争论是爱国与卖国的斗争，他指出李鸿章曾写信指使山西巡抚鲍源深、河南巡抚钱鼎铭附和他的停兵停饷的主张，阻挠左宗棠的西征借款活动，支持英国公使威妥玛为阿古柏请封，主张批准“崇厚条约”、对俄妥协，攻击左宗棠开置新疆行省的主张，始终坚持抛弃新疆、放弃伊犁的卖国主张。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董老以“塞防”与“海防”之争起论，但其主要讨论的是左、李之间关于是否收复新疆的分歧，而未观照海防问题；且用收复国土这一是非问题来否定左、李代表的湘淮集团之间的利益纠纷，未免稍显武断。

（三）国防策略之争

国防策略论以否定爱国卖国论的姿态出现，认为海防议中的各种观点虽有高下优劣之分，但只是体现了论者认识水平和态度倾向的差别，不能上纲上线到卖国求荣的高度。杨策认为这场争论的性质是国防战略决策问题，包括是否弃复新疆、弃取南疆和收回伊犁三个阶段，争论的起点是海防与塞防之争孰缓孰急，疆臣多根据自身的处境就事论事，其观点可分为海防论、江防论、西北塞防论和东北塞防论，派系斗争并不明显，各种观点虽有正误之分，但海防论者并不是卖国派，李鸿章的停兵移饷、捐弃新疆论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还受到了英国侵略势力的影响。黄顺力同样反对“爱国与卖国”说，他指出晚清政府在西征问题上的态度是坚决的，最终的决策是两防并重，西征和海防建设一并推行，并不存在塞防派战胜海防派，李鸿章“放弃新疆”的言论缺乏远见，但不能就此上纲为卖国。与此同时，学界也开始重新审视左宗棠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中的表现。杨光楣指出左宗棠为了争取“陇饷”，鼓动群僚反对增加海防建设，率先挑起海防塞防之争，李鸿章加强海防的意见是爱国的，仅是在新疆问题上有错误；左宗棠片面强调塞防，轻视海防的重要性，没有把防止俄国势力作为收复新疆的主要目的，也是有错误的。两人的出发点都是爱国，只是地位与责任不同，片面强调己方的重要性，是对国防战略的认识和策略上不同意见的争论。季云飞认为此次争论宜用“海防议”，而不是“海防塞防之争”，他指出海防议是总理衙门发起的，地方督抚的意见不只海防与塞防两种；左宗棠事先并不知道其他督臣的意见，他的“并重论”并不是针对李鸿章；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的主张是暂缓收复新疆，而不是放弃新疆。

杨金森和范中义对参与海防议的督臣意见进行了分类，指出讨论中有李鸿章重海防废塞防、丁日昌全面加强海防、英翰等的江防论、李宗羲的陆防论、吴元炳的塞防论、左宗棠的并重论以及郭嵩焘的“政教”立国等观点，最终形成两防并重的决议，把海防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地位，开始加强海防建设。郑汕认为“海防”与“塞防”之争不仅是国防经费的分配问题，更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放在哪里的问题。他指出“海防”与“塞防”之争前期围绕二者的战略地位展开，后期则围绕中俄伊犁交涉展开。争论“总体加强了清政府对外患的认识和筹边筹海的决心”，对加强国防建设和维护领土完整具有重大作用。

王欣认为“海防”与“塞防”之争对整体国防战略思想和体系的确立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指出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边疆危机的普遍爆发是在晚清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论者虽然正确认识到了海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却错误地将“海防”与“塞防”对立起来，对西北边疆危机弃之不顾，片面强调海防的重要性，对新疆战略地位认识不足；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论者将“海防”与“塞防”纳入整个国防体系中，从收复新疆的迫切性和可能性等方面，全面分析了“塞防”与“海防”的关系，并被清廷采纳。争论表面上以“塞防”论者胜利告终，实质上标志着清朝国防意识的重大转变，整体国防观得以确立。新疆和台湾的相继建省，则标志着晚清塞防与海防体系框架的基本形成。

国防策略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围绕海防塞防争论性质的争鸣归于平静。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的关注点越来越聚焦于海防建设、收复新疆、财政运转、地缘战略、社会舆论等具体问题。

三、近代化范式下的海防塞防研究

（一）近代化范式下的海防建设的研究

学界关于晚清海防的研究成果积简充栋，其中大多围绕有关人物的举措和思想展开，对于晚清海防建设的成败得失，则论者纷纭，莫衷一是。或肯定海防建设的进步意义，指出其对国防事业近代化，乃至整个国家近代化的推动作用；或否定海防建设的实际成果，指出经费不足、制度落后、观念陈旧等导致海防没有真正完成近代化，没有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两种观点看似对立，但其内在理念是一致的，即海防建设引领了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而近代化的步履维艰，使得晚清海防成为无源之水、昙花一现。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新式海防本身就是近代化的产物，因此关于晚清海防的研究大多采用近代化范式。这种学术理念与蒋廷黻的理念可谓一脉相承。

最早研究晚清海防建设的，当推台湾学者王家俭，他采用西方“冲击—反应”模式的分析框架，指出清季海防论的产生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压迫的结果，同治年间日本犯台引起清廷对海防的重视，李鸿章等人筹办海防的建议被清廷批准，海防建设进入新阶段。他指出清廷对于塞防的经费支持远较海防为多，以致延误了海防的建设，清廷决策两洋分防使海军发展进一步困难。胡滨同样认为海防与塞防争论的核心是军饷的分配和使用问题，两种主张均有片面性，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中所体现的对西方的认识与改革思想比李鸿章等人更为先进。夏东元认为李鸿章放弃新疆的观点固然是错误的，但其重视海防，并不仅仅是为了扩充淮系集团势力，更是为了抵御外侮。他还认为用于海防的人力、物力、经费远较塞防为多。季云飞指出海防议中朝臣的奏议表明晚清对其所处国际环境的认识有了明显进步，中国人的国防观进入了新阶段，清廷以海防为重点，兼顾江防、塞防的战略决策扭转了过去“重塞防、轻海防”的倾向，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他还指出中法战争后进行的光绪乙酉年间“海防筹议”促成了海军衙门的建立和台湾设省，解决了如何加强海防的问题。赵书刚与林志军则从海权的角度分析台湾建省，指出台湾建省是近代中国海权意识增强的结果，而台湾建省反过来又捍卫了海权。

陈贞寿等指出关于海防与塞防问题的讨论最初是由总理衙门发起的，疆臣中存在李鸿章海防论、王文韶塞防论和左宗棠并重论三种观点，并不存在左宗棠与李鸿章之间的对立；讨论的结果是清廷采取左宗棠“两防并重”的策略，李鸿章对此并未表示抵触；论争推动了近代海军的发展和清廷决策西征，其意义应予以肯定。樊百川认为洋务派将集团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使得海防建设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歧路，李鸿章放弃收复新疆的观点极端荒谬，左宗棠“置洋防而亟塞防”的主张也属意气用事，批评左宗棠通过大借外债的方式同海防争夺经费，耽误了海军建设。

戚其章将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指出海防议拉开了北洋海军建设的序幕，尽管晚清海防建设没有实现，但海防思想对推动近代化有积极作用。王宏斌从思想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了《防海新论》对同光之际海防大讨论的影响，指出李鸿章、丁日昌、丁宝桢等人不同程度接受了该书的先进观念，然而由于清廷因循守旧，李鸿章等人提出的海防计划未能贯彻执行，中国再次错失整顿海防的机会。

何平立的《略论晚清海防思想与战略》对近代化范式下的海防建设做出了全面总结，重申海防塞防争论的性质是国防战略决策辩论。他指出因为东南是国家财赋重地、近代外敌来自海上，所以论证海防重于塞防，并认为左宗棠两防并重的战略在清朝财政拮据的背景下不可取。海防建设带动国防、工业和教育近代化；晚清的近海防卫思想是由于积贫积弱的晚清政府采取保守妥协的对外战略，海防建设的失败是由于未触及封建政治制度，于内受到顽固派的阻挠，于外不能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尽管近代海防建设没有取得成功，但其对近代化的追求值得肯定。

曾志文对晚清政府筹购新式军舰做了详尽考察，指出晚清政府对购买铁甲舰游移不定，海防理念保守被动；直到日本吞并琉球，晚清政府才决定订购军舰，但又为英国政府所拒绝，只得转从德国购买。中法战争后，晚清政府再次发起海防筹议，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经办海防多年，他的观点一度主导了军舰筹购，为晚清政府所忌惮；为压制李鸿章，慈禧借成立海军衙门以统一海防事权之机，任命醇亲王奕譞为总理大臣，李鸿章为会办大臣，二人共同主导海防建设。曾志文指出晚清政府的这种安排导致奕譞与李鸿章彼此牵制、无法同心合力建设海防，迟滞了晚清海军近代化。

（二）近代化范式下的收复新疆研究

与蔚为大观的晚清海防建设研究相比，晚清塞防研究成果的数量并不突出，但质量毫不逊色。徐中煜指出西征军队大量装备新式武器，战斗力远高于过去的八旗绿营，但由于道路落后，军火在运输中出现损耗。他还梳理了西征军粮的采买、运输、管理，并核算了军粮运输费用，指出由于距离遥远，运输费用高昂，而西征军费常有拖欠，后方军粮无法及时送达前敌将士，推迟了胜利。他还研究了西征期间的军情传递，指出由于军情传递仍然是通过驿站加急寄送，传递速度较慢，清廷与左宗棠均不能第一时间获得前线军情，只得允许前敌将领相机办理，因此各军自主灵活性强，协调性不足。徐中煜的研究为我们还原了西征过程中后方军务的运作细节，具体地展现出晚清军事近代化的进程。曾志文则以军火筹购为切入点，介绍了西征军火有从外国采购、兰州制造局就地生产和由京师调运三种来源。其中外购的军火主要来自德国，这与当时中德关系升温、德国军火先进精良有关。俄商索思诺福斯齐也曾向左宗棠兜售俄国军火，但左宗棠为防范俄国窥伺清军虚实，予以拒绝。他还指出，尽管西洋武器在西征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左宗棠精兵在先，利器于后的治军理念才是西征取得胜利的真正原因。

近年来西征过程中的外交活动同样为学界所重视。恽文捷利用英国外务部档案和印度事务部档案，指出在左宗棠西征期间，英国政府采取散布舆论、外交施压、阻止借款和诱导缔约等方式，以居中调停的名义阻止清军西征、迫使晚清政府承认阿古柏政权以保护印度。董大亮和丁政方指出左宗棠具有深邃的国际视野，从地缘政治高度筹划新疆军务，在收复新疆过程中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促成了新疆收复。赵维玺对左宗棠接待俄国索斯诺福斯齐考察团进行了研究，指出考察团以学术考察为名，来华刺探情报，左宗棠采取防范与怀柔的态度妥善应对，拒绝了俄国的通商请求，只订立了购粮合同，既维护了国家利益，又缓解了军粮供应压力。

（三）近代化范式下的海防塞防争论研究

尹全海认为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实质是传统与现实之争，晚清政府的海防塞防并重政策过于理想，实践证明海防与塞防并重战略既不能改变晚清政府面临的安全环境，更不能消除来自陆海两面的威胁。阿地力·艾尼认为海塞防之争的意义在于引发了中国边疆治理的近代化进程：晚清政府在近代国际体系冲击下，在应对边疆危机的过程中实现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型，并按照民族国家的要求实现国家整合与国防的重构。刘石吉采用近代化研究范式全面总结了海防塞防之争。他首先肯定塞防与海防论的出发点均是正确的，正确预见了俄国与日本对中国的威胁，不能用个人野心、意气之争、一己之私来解释左宗棠与李鸿章的动机。李鸿章与左宗棠的救国方策虽然不同，但均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李鸿章的海防论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产物，其弃疆论出于“地方主义”而非“投降主义”；左宗棠的塞防论来自历史传统，但左宗棠本人并非保守主义者。海防与塞防之争使海防建设的重要性为朝野上下所承认，海防建设没有取得成效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经费欠缺，而在于制度和观念的落后。刘石吉的研究虽然从国防战略的视角出发，然而其内核仍为“传统—现代”范式，其对过往研究的超越之处在于克服了“冲击—反应”模式，强调了中国近代化的内生性。

刘新华和秦仪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考察海防塞防之争，认为“争论的结果使中国传统的以塞防为主的国防战略转向以海防为主的国防战略”；周云亨则利用地缘战略的分析框架，从地缘经济和海权理论的角度，论证重视海防的重要性。王存胜认为“海防”与“塞防”之争是在地缘政治环境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全国范围关于国家大战略发展方向的讨论，参与讨论者不能简单地以“海防派”和“塞防派”来区分，争论的实质是战略目标的轻重缓急以及战略资源的分配，尽管晚清政府海陆并重、两面兼顾的大战略由于“形格势禁”而未能真正实施，但仍是明智的。侯昂妤则指出晚清的国力根本无法负担海陆并重战略，导致晚清走向地缘政治的悲剧。

四、海防塞防政策研究的新趋势

21世纪以来，随着官方档案、报纸、私人日记等史料的深度利用和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兴起，海防塞防政策研究出现了新趋势，有学者从财政史和新闻史的角度对晚清政府海防塞防并重政策的实施情况和社会反响展开研究，取得了不俗的研究成果。

（一）关于海防塞防经费的研究

财政匮乏是触发海防塞防讨论的直接原因，以往学界对于清廷的政策偏向莫衷一是，对海防与塞防经费计算当可破解这一旧案。近代经济史料陆续整理出版，为开展相关研究创造了条件。马陵合对左宗棠西征借款和协饷的关系进行研究，指出西征借款是对协饷制度的补充，既可速集巨款，又可防止省关拖欠协饷；西征借款在形式上是地方债，但由于使用协饷偿还，其本质是一种国债，需要获得朝廷谕旨批准。他认为用外债来弥补协饷，表明中央财政控制力下降，地方财政独立性增强。周育民通过核算《中国近代外债统计资料》《中国厘金史》《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和《洋务运动史》等著作中的相关记载，计算出晚清政府1875—1884年在西征和塞防支出8000万两，1875—1894年海防支出3000万两，1884—1885年中法战争军费支出3000万两，其中债务收入在西征军费和中法战争军费中占到三分之一，反映出晚清政府在这一时期高度依赖内外债。任念文根据左宗棠的奏销奏折，详细核算了西征军饷的数额、来源与去向，指出出关作战推高了西征军费，使得这场战争既有边疆战争的特点，又有平叛战争的特点。吴昌稳指出协饷是西征饷银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左宗棠多次举债的原因是协饷解送不能按时完成，实际上西北军需供应较为理想，这既有国内归于安定的客观原因，也有左宗棠统筹协调的主观努力。刘锦增指出晚清政府在经略西北过程中逐步将海关关税纳入协饷供应体系以保障军费供应，体现了晚清财政收入结构的嬗变。

刘增合指出，左宗棠时期总理衙门与户部共同调控海防与塞防的争款纠葛，淮系为海防建设，与西征形成尖锐的争款局面，策动英国使臣和《申报》阻挠左宗棠借款。他又从军费运筹的角度，梳理了晚清政府在财政窘困的背景下，通盘筹策，顾内靖边，维系协饷制度运行，巩固西北、东北、东南边疆的保疆大计。陈先松指出同光之际的海防大讨论由于理财观念的守旧，导致海防专款筹措不力。光绪元年的海防经费原拨数额仅350余万两，并非谕旨要求的400万两，此后二十余年间平均每年的解拨数额仅153万余两。尽管光绪元年（1875）廷议决策两防并重，但由于财政不敷，清廷中枢在加强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后，偏袒塞防，优先保证西征军饷的协饷，对海防经费的筹解产生负面影响。

（二）关于海防塞防争论与社会舆论的研究

同光之际恰值中国近代报业初创时期，新闻媒体自然不会放过对于大办海防与大军西征等国家大政的关注，《申报》等媒体围绕台事、西征、借款等事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甚至直接卷入海防与塞防之间的暗斗。近年来学界对海防塞防争论与社会舆论的关系展开研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卢宁指出在清朝收复新疆的过程中，《申报》多次发表评论，反对用兵西北和举借外债，卷入海防与塞防之争，对李鸿章施加影响，为左宗棠所憎恶。刘增合进一步指出《申报》主笔多为江浙士人，持“近李疏左”的政治立场，试图通过编发有倾向性的新闻，制造舆论，来阻挠西征和举借外债。他通过比对《申报》社论和督抚奏议，指出崇实、李鸿章、鲍源深三位重臣的观点受到了《申报》的影响，左宗棠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项杨春则指出《申报》对日本侵台和左宗棠西征的持续报道，使海防与塞防之争进入社会视野，并通过对信源、报道主题和新闻框架的选择，塑造出海防重于塞防的社会舆论氛围。《申报》的这种倾向与其主办者多为江浙士人，亲近英国和淮系势力有关。

马野对1874年至1881年期间的报刊舆论进行了系统性研究，他通过梳理《循环日报》《申报》和《万国公报》等三大报纸对“海防、塞防争论”以及其衍生的收复新疆、开发台湾、中俄伊犁交涉和中日琉球交涉等问题的报道与讨论，分析了这一时期以报刊为代表的社会舆论的立场倾向与动态，并对比分析了社会舆论与朝堂舆论的异同与关系，指出两者代表的社会地位与阶层虽然不同，但在信息来源与舆论倾向上相似，国内舆论存在更倾向东南海防、重俄轻日和坚决避战三个特点，这与当时盛行的求稳、求和，畏俄轻日，视东南为“近忧”、西北为“远忧”的社会心理有关。

结语

通过对晚清海防塞防并重政策的学术史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明显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以梳理基本史实为主，确立了本研究的主要问题，即海防塞防并重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情况，但是由于史料的缺乏，分析并不十分深入；第二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围绕晚清海防塞防之争的性质展开，研究不断深入，视角趋于多元，研究的学科边界开始模糊；第三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20年代，完全突破了政治史与军事史的范畴，跨学科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被广泛运用，出现了战略史、财政史、新闻史等新趋向。

尽管八十多年的研究已积累了丰厚的学术成果，但晚清的海防塞防并重政策研究仍然有拓展的空间。例如：晚清推行海防塞防并重政策的国际环境、晚清央地关系的调整与海防塞防并重政策的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