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党人碑：宋徽宗帮王安石平反的书法佳品

宋崇宁四年（1104年）月10日，宋徽宗赵佶听信宰相蔡京主张，将元祐年间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苏辙、苏轼等旧党309人，列为元祐奸党，立碑于端礼门，而后又下令在全国刻碑立石，以示后世，此碑叫作《元祐党籍碑》，又名为《元祐奸党碑》、《元祐党人碑》、《党人碑》。

桂林七星岩梁刻元花党籍碑 (1198年)

隔年，由于朝野反对，徽宗又下诏将元祐党籍碑摧毁。

宋徽宗

元祐党籍碑 ，宋代摩崖石刻，现存二块，均在广西。

一在今广西桂林市东七星山瑶光峰下的龙隐岩。北宋徽宗时蔡京专权，把元祐、元符间司马光、文彦博、苏辙、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三百零九人列为奸党，将姓名刻石颁布天下，后徽宗下诏毁其碑。现存桂林七星岩碑刻为南宋庆元四年（1198）梁律据家藏旧本重刻。九十三年之后，当年被列为元祐党人之一梁焘的曾孙梁律，根据家藏碑刻拓本重新刻制了一块碑，它是现存唯一的一块元祐党籍碑。碑名“元祐党籍”字样为宋徽宗的“御笔”；碑序和党人姓名为蔡京所书，都是难得的书法佳品。

另一块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真仙岩，宋嘉定四年（1211）沈暐重刻，该碑据学者考证于明代被毁后又进行了重刻。

融水真仙岩沈刻碑刻 (1211年)，明毁后重刻

《宋史》记载：“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

北宋立国后，为了防止地方割据，便收归行政权、财权、军权，并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维护中央集权；政治上，实行文人治国，军事上，奉行守内虚外。

宋初，为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职多官，但设官分职尚有定数。自宋真宗时起，朝廷关于官员致仕的诏令日见增多，至宋仁宗时，更是三令五申。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冗员”）。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养兵”之策，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冗兵”）。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形成了“冗费”。

冗兵、冗官，加上最高统治集团的大肆挥霍，使宋王朝的消费逐年增加。

北宋神宗时，通过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开启了一次政治改革。这场政治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

宋神宗

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政治变革运动。

王安石变法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推进了军队建设，但由于用人不力及执行出现偏差，变法也带来一些负面效果，加之朝廷“新旧党争”，使得王安石变法受到不少朝臣的非议。

王安石被迫在七年、九年两次辞去相位。其后，在神宗支持下，新法仍基本推行。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死，子哲宗即位，高太后（宣仁太后）听政，起用司马光为相，新法除置将法外，全部被废。

宋哲宗

宋哲宗赵煦的第一个年号，正是元祐（1086年—1094年），由于元祐年间是由反对新政的旧党当政，因此后来的党争中，“元祐”一词又被用来指称旧党及其成员。

《元祐党籍碑》正文

皇帝嗣位之五年 ，旌别淑慝，明信赏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罚。乃命有司，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三百九人。皇帝书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门之东壁，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又诏臣京书之，将以颁之天下。臣窃惟陛下仁圣英武，遵制扬功，彰善瘅恶，以昭先烈。臣敢不对扬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继述之志。

司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 谨书

融刻《元祐党籍碑》拓片局部

编辑 |卧阑听鱼

文献资料|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