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亚 | 泗州之沉，谁之过？

万历七年（1579），潘季驯主持的黄淮治水工程竣工。

这次工程共筑土堤长112268丈（620多里），砌石堤3374丈（约 18.7里），堵塞大小决口 139处，修建每座长达 30丈的减水石坝 4座、新旧闸和车坝各3座、涵洞2座、减水闸4座，筑拦河顺水等坝 10道，疏浚运河淤浅11563丈（约64.2里），开河渠2道，栽植护堤低柳832200株。为了加强清水对黄河泥沙的冲力，潘季驯大筑高家堰，截断淮河，逼迫全部淮水以趋清口，将大涧、小涧等原来出水口全部闭塞，这就是治黄史上著名的“蓄清刷黄”“刷黄济运”之策。

据李春芳《重筑高家堰记》，高家堰在山阳西北四十里，“创自汉陈登，所以障淮也。至我朝黄河由寿历颖，循淮而会于清河口，继由孙家渡赵皮寨循淮而会于清河口，以故高家堰愈益重， 陈恭襄瑄则增筑之。乃其后黄河由飞云桥出小浮桥，循徐邳而下，司水诸臣遂无复事高家偃，以是堰日颓。频年以来，黄河分流入涡，而故所行道，若桃源、清河口多壅阏，水不得尽归海，稍溢则灭堰，直入高宝，于是淮南北并蒙河患矣”。

陈登与陈瑄筑高家堰之说，均为明万历以后人所言，于前史无征。高家堰下有“阜陵”等湖，三国、唐时在此亦有修堤工程，但这些工程主要是灌溉工程。即使明初平江伯陈瑄修筑过此堰，其规模也不会太大，尤为重要的是，陈瑄修筑高家堰的目的，仍在于“阻障淮水，使不得东入漕渠以灌下河田地”。

高家堰最早见于嘉靖（1521—1566）年间的史料中。据《皇明五朝纪要》：“嘉靖中，河决崔镇、吕泗，往往夺淮流入海，淮势不敌，或决高家堰，或决黄浦，或决八浅。淮扬诸郡悉为巨浸。”《明纪》载：“嘉靖三十一年（1551），河决徐州房村集至邳州新安，运道淤阻五十里。总河都御史曾钧请浚刘伶台至赤晏庙八十里，筑草湾老黄河口，增高家堰长堤，缮新庄等旧闸，以遏横流。从之。”这一工程主要是为了捍护淮堤，不致漫流，而非蓄水冲淤。

隆庆年间，陈堂《请遣大臣治河疏》称：“为淮河计者，曰筑高家堰，则工费不赀，束手无策;日筑高宝黄浦等堤，则随筑随决，漫不可支。”从这里看出，高家堰并无大筑的迹象。后来丁士美所写的碑记则明确说明了此前的高家堰非大工程：“先是堰屡决屡筑，工皆不巨，迩者决益甚，工益巨，当事者始难之矣。”

高家堰方面较大的工程始于隆庆六年九月，讫于万历元年春，历时5个月。“堰随地高下，其高者约一丈许，面阔五丈，底阔十五丈，涧口水深一丈。实土与之等，阔三十七丈。堰筑于其上，外为偃月堤，长三百丈，高六尺。……又导堰内湖涧诸水由毕沟入西湖，数十里间皆为膏腴，可树可艺。堰延袤五千四百丈，用帑金六千有奇”云。韩昭庆指出，此时的高家堰，最高不过3—4米（相对高度），长约34里，约合现代洪泽湖大堤总长的四分之一。这是潘季驯大筑高家堰以前规模较大的一次修筑。

据潘季驯疏称，万历七年的高家堰截淮大工可谓圆满完成。之所以圆满，首先得益于万历皇帝人格伟大、决策英明：“此盖仰仗我皇上圣德格天，神明协相，圣心独断，庙算坚持。”其次，得益于潘本人的方案正确，皇帝能坚持原则，不为浮言所动，“向使少为异议所摇，则此时不知更作何状矣。最后，得益于各级官员奉公忘私，胼手胝足，栉风沐雨，具有坚强的执行力。潘称：许多官员“经理有方，承委便能速办，操持无染。督夫每见争趋，出风沐雨以为常，察之全无惰意，忠勤可取”。

在潘季驯看来，这次所兴大工，算得上是开支节省，功绩显赫，成效持久，为淮北千百万百姓谋取了福祉和安宁，“亿万年命脉之路，一旦底于翕宁”。潘强调，由于修筑了遥堤，自徐州府至淮安府，两堤相望，工程质量极其过硬，即使洪水异常，也很难溃出。由于在宿迁、桃源南岸修建了归仁堤，黄河水已不可能南决泗州。至于桃源、清河北岸，设有减水坝座。“故在遥堤之内，则运渠可无浅阻。在遥堤之外，则民田可免渰没”。

潘非常自豪地称，徐州、邳州地区，“两岸居民无复昔年荡析播迁之苦。此黄水复其故道之效也”。拦蓄淮水的高家堰异常坚固，使得淮水全部从清口涌入黄河，冲刷泥沙入海，清口则越来越深，“故不特堰内之地可耕，而堰外湖陂，渐成赤地，盖堰外原系民田，田之外为湖，湖之外为淮，向皆混为一壑，而今始复其本体矣”。不但高邮、宝应地区原来被淹没的田地得以重新耕种，而且，上自虹县、泗州、盱眙，下及山阳、兴化、盐城等处，皆成沃壤，“此淮水复其故道之效也”。

潘季驯的成就获得了学者的赞扬。郑肇经认为：“季驯天才卓越，推究阃奥，发人所未发，成一代之殊勋，神禹以来，一人而已。”沈怡则称其治黄为“中国河工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张含英认为“束水攻沙”一说“是人民群众实践的结果。不过潘季驯又有所发展，并进而运用于下游河道的治理。”还有的学者认为：“潘季驯束水攻沙、以水治水的思想不但在这次河道治理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使许多人梦寐以求的黄淮安流的愿望变成了现实。”若真的像潘季驯所说的那样，这次大工从根本上消除了祸害淮北地区约400年的黄河、淮河、运河积患，并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淮北地区贫瘠的根源，潘所得的所有赞誉均不为过。

诚然，这次大工后，短期内似乎具有一定的效果，泥沙的冲刷能力极大地得以提高，1194—1578年，黄河下游三角洲陆地每年平均向海洋延伸33米，1579—1591年猛增为1540米/年。此后，延伸的速度变慢，在1592—1855年，仍维持110—500米/年的速度。

但高家堰等大工兴修后，黄、淮、运的灾祸却从未见少。史载：“未几，水患益甚。”万历十七年六月，黄水暴涨，决兽医口月堤，漫李景高口新堤，涌入夏镇内河，冲坏田庐、淹死百姓无算。万历十八年，黄河大溢，徐州城内黄水淹积逾年，官民纷纷要求迁城改河。万历十九年九月，山阳段黄河复决，江都、邵伯因湖水下注，田庐被淹浸。万历二十年，潘季驯上疏，力言治河主旨为“筑堤障河，束水归漕；筑堰障淮，逼淮注黄。以清刷浊，沙随水去。合则流急，急则荡涤而河深；分则流缓，缓则停滞而沙积。上流既急，则海口自辟而无待于开。其治堤之法，有缕堤以束其流，有遥堤以宽其势，有滚水坝以泄其怒。法甚详，言甚辩。然当是时，水势横溃，徐、泗、淮、扬间无岁不受患，祖陵被水。季驯谓当自消，已而不验”。

万历六年潘季驯的大工中，其长 60余里（ 10878丈），底宽 8—15丈、顶宽 2—6丈、高 1丈二三尺的高家堰更是备受泗州人的诟议。潘季驯大修高家堰，“使淮无所出，黄无所入，全淮毕趋清口，会大河入海。然淮水虽出清口，亦西淫凤、泗”。万历八年，雨涝，淮水围困泗州城，并危及明祖陵。万历十九年九月，淮水溢泗州，高于城壕，泗州塞水关以防淮水内灌，城中积水难泄。“州治淹三尺，居民沉溺十九，浸及祖陵”。朝廷官员多要求拆掉高家堰。

潘季驯主持的大工完成的次年（1580），泗州进士、原湖广参议常三省愤然上书，驳斥潘季驯的治河理论，要求决放高家堰。常三省写道，高家堰的修筑，使淮河边的泗州城倍受水淹之苦：“泗城内原有城中城，南门不守，而外水入，两水交攻，暑雨且甚，遂致毁城。内水深数尺，街巷舟筏通行，房舍倾颓。军民转徙，其艰难困苦，不可殚述。”有着外堤和砖石城墙保护的城中水患尚且如此，农村中的情形则可想而知了：“泗人有岗田，有湖田。岗田硗薄，不足为赖，惟湖田颇肥，豆麦两熟，百姓全藉于此。近岗田低处既渰，若湖田则尽委之洪涛，庐舍荡然，一望如海。”由于百姓仅靠农业为生，田园葬于湖水，生计全失，只得“逃散四方，觅食道路。羸形菜色，无复生气”。流落外地的难民，成了被歧视、被驱赶的对象，常三省写道:“近 日流往他郡者,彼处不容，殴逐回里，饥寒无聊，间或为非。出无路，归无家，生死莫保。其鬻卖儿女者，率牵连衢路，累日不售，多为外乡人贱价买去，见之惨目，言诚痛心。”

对于决放高家堰以减轻洪水对泗州的围困的要求，潘季驯认为，高家堰与运河漕道的关系极为密切，绝不能决放，一旦决堤，则淮水东汇，高邮、宝应一带运河必然横溃四决，阻梗运道。而黄河入海口则全赖淮、黄两股水流合力冲刷；若决高堰，仅剩黄水一股，难以冲刷黄河带来的泥沙，海口必然淤塞。若如此，则海口以上的黄河则随时随地均可决堤，运河河道必然阻塞。常三省反对潘季驯的治河方略。他指出，过去在长时期里利用淮河、洪泽湖为运道，淮水从大涧、高良涧入湖，而高家堰则从万历七年才筑成，如果高堰决堤真的如潘氏所危言的后果，为何在万历七年以前却没有那么多的灾患呢？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潘氏的立论无可证实。他写道：“至谓堰之一决也，则淮水东而湖溃，海口塞而黄河决，因遂阻梗运道焉。此则前无可验，后无可推者也。”他还用事实来驳斥潘的强词夺理，认为高堰大堤丝毫无助于黄河安全，“河决崔镇等口，正在万历年间高堰既筑之后，而去年高宝、邵伯一带堤埂之倾圮者，十有余处，较之往年特甚。适又在于堰工初成，一无所决之时，此又何说也”？常三省上书后，很快遭到了潘季驯的弹劾，被罢去官职。常三省的呼吁大概在当时被不少人视为杞人之忧。

实际上，有的学者以世纪为单位对近500年淮河中游凹地水灾所作的分析表明，修筑高家堰至黄河在1855年改道期间，水灾的频率明显地增加了。未修高家堰的15世纪，水灾仅有4次，修筑高家堰的16、17世纪分别达22、23次，18世纪更达35次。从夏代至民国年间，黄河共迁徙46次，其中在明代迁徙15次，清代14次。

高家堰修筑整整100年后，让泗州城永沉湖底的洪水，更为常、潘之争作出了最终裁决。

泗州始设于北周大象二年（ 580），州治初在宿预（今宿迁），唐开元二十三年（公元 735年）移临淮。唐诗中有“云湿淮南树，笳吹泗上楼”之句。唐人李绅的《入泗门》写道：“淮河一派清淮接，堤草芦花万里秋。烟树苍茫分楚泽，海云明灭见扬州。”说明泗州在唐代是通向淮扬的重要交通要道。陆畅《夜到泗州酬崔使君》云：“徐城洪尽到淮头，月里山河见泗州。闻道泗滨清庙磬，雅声今在谢家楼。”

宋以前，泗地为泗水、沂水与淮河交会之地，各河流“安流顺轨数千年无变更”。有人指出：“江南自淮而东，以楚泗、广陵为之表。”泗州方志中称此地为：“梁、宋、吴、楚之冲，齐、鲁、汴、洛之道。”《凤阳府志》载：“泗州南瞰淮水，北控汴流，地虽平旷，而冈垄盘结，山水朝拱，风气凝萃，形胜之区也。”《泗州志》称：泗州“扼淮徐之门户，通兖豫之舟车。虽原平野旷之区，而风水结聚，自然昌明。东南一大都会也”。

唐时流传着民谣：“只闻有泗州和尚，不见有五县天子。”泗州和尚即僧伽大师，又名泗州大圣，原为古印度人，俗姓何氏。在唐中后期及北宋时代备受民众崇拜，从沿海到西域、从北国到南疆，处处有泗州庙。

到唐末，禅宗信徒集中朝拜的地方有四处：一是五台山——文殊菩萨的圣地；二是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大圣的圣地；三是终南山——三阶教圣地；四是凤翔法门寺——佛骨圣地 。

僧伽在唐龙朔（公元661—663年）开始游历北方，隶名楚州龙兴寺。后在泗州临淮县信义坊乞地施标，准备建寺院于其标下，掘得古香积寺铭记及金像，上有“普照王佛”字样，遂建寺院。唐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唐中宗遣使迎入都城，入内道场，尊为国师，不久出居荐福寺。唐中宗曾问万回：“僧伽大师何人耶？”万回称:“ 是观音化身也。”

僧伽有弟子三人，慧岸、慧俨、木叉。胡适指出：“在《西游记》里，惠岸和木叉已并作一人，成为观音菩萨的大弟子了。”

据罗世平研究，唐代由于观世音菩萨信仰的流行，民间信众对具有超凡神迹的人物也加以神化，将他们比作观音化现，造经画像，虔心供养，为一时风尚。从流传下来的文献及经像来看，唐代僧伽和尚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敦煌莫高窟有他的经像留存。经文开篇叙僧伽身世，原居东海净土，因奉教化众生使命与弥勒佛同时下凡，在西方为释迦牟尼，至东土即号泗州僧伽，化度阎浮之中善缘众生。全篇经文都在神化僧伽和尚，俨然是东方的救世主 。

至宋时，对僧伽的崇拜更加风行。苏轼著有《泗州大圣传》对僧伽籍贯进行考证：“和尚何国人也，又曰世莫知其所从来。云不知何国人也。近读《隋书·西域传》，乃有何国。” 濒临泗水的泗州大圣塔，“舟人往来与居人祈祷立应”。朱熹恭维宰相刘挚，托市井语称：“过南京不见刘待制，如过泗州不见大圣。”

被水淹沉的泗州城原筑于宋，有东西二城，皆土筑。明初合二为一，并改用砖石修筑，城周长9华里30步，城墙高3丈5尺。城内有城门五州署、城隍庙、文庙学宫、泗州营卫署、泗州大圣寺、灵瑞塔、演武厅等。由于地当“江淮要冲，南北孔道”，城内修有伏龙、廻龙、汴泗、永宁、天梯等桥，“至于衢闾整饬，栋宇毗连，百货之所集，人才之所锺，视今日（指晚清——引者注）当加倍”。

高家堰修成后，被洪水淹浸成了泗州人民生活的重要内容。一般说来，供蓄水用的水库多建在山谷中；如三面临山，只要在谷口修一道坝堰即可，这样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土地被淹。由于淮河中游地区地势极为平坦，河流落差极小，筑堰蓄水所淹的面积极其巨大，泗州等地随时都面临灭顶之灾。

至于潘季驯的治河方略，尽管从开始时就不断地受到人们的责疑，但长期以来却被治河者奉为圭臬。康熙元年（1662）、四年（1665）、五年（1666）、九年（1670）、十一年（1672）、十五年（1676），泗州均遭大水淹没，受灾非常频繁。尽管如此，治河专家靳辅仍然认为：“水势分而河流缓，流缓则沙停，沙停则底垫，以致河道日坏。”基本上秉承了潘对黄河成灾原因的认识。他们治河的方法也基本一致，靳辅指出：“黄河之水从来裹沙而行，水合则流急而沙随水去，水分则流缓而水漫沙停。沙随水去则河身日深，而百川皆有所归。沙停水漫则河底日高，而旁溢无所底止。故黄河之水全赖各处清水并力助刷，始能奔趋归海而无滞也。”1677年，靳辅治河，大修高家堰，南抵翟家坝，北迄烂泥浅，并大辟清口，挑引河四五道b。康熙十九年（1680），泗州城终于永沉湖底。可以说，靳辅主持的这次河工是泗州沉没的直接原因。

据《清史稿》载：“自明末清口久淤，旧黄河堤决，黄流夺淮，水倒灌入泗，州境时有水患。至清康熙十九年，城遂圮陷于湖。”泗州方志记载这次沉城的经过为：1680年夏，“淮大溢，城内水数丈”。当时，淮河上游山水大发，下游由于高家堰的阻拦，水流高出外堤数尺，淮水最终冲垮城墙城门，将泗州城没入水底，“州城之文武衙门、仓库沉没水中”。此后，泗州地方官员坚持在城门楼上理政达11年，但至康熙三十五年（1696）全城即彻底被泥沙埋没。原来繁华的泗州城池从此成了洪泽湖底的一部分。离泗州城13里的明祖陵，在嘉靖中期经测量尚高于淮水2丈3尺 1寸，此时，同样沉入到了水底 。泗州之沉，充分证明潘季驯所说的泗州“霖淫水涨，久当自消”的信念是错误的”，由此看出他的治河后果具有重大的负面影响。

由于泗州旧城离盱眙仅2华里，因此，泗州被大水淹没后，“官若浮鸥，民尽奔盱”。泗州州治被迫移到盱眙，“州牧或借民房，或驻试院”，由于州治寄寓盱眙，“远隔河湖，声息难通”，有的建议在双沟建城，有的建议在包家集设治。乾隆二十四年（1759），两江总督尹继善认为，“泗州寄居盱眙以来，官民相安已久，且泗城本在州之极南，相距盱眙二里，中隔一河，济渡甚便，请将泗州即于盱眙驻扎，毋庸迁徙建城。……将州同、外委把总分驻州境之双沟，其知州、吏目、都司、千总、儒学各衙署，即建于盱眙之麓。”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朝廷才批准裁虹为泗，虹县的版图民赋，全部并于泗州，而把虹县县城作为新的泗州州城。

尽管更换了州治，百万生灵挣扎于洪水之中，泗州仍处于洪水的围迫之中。到后来，连新州城虹泗也再次沉入洪泽湖底。实际上，洪泽湖淹没了两座泗州城。

从潘季驯的本意来看，修筑高家堰，自然不是为了把水患引向泗州。就当时人们的认识能力而言，也不可能预想到其后一个世纪的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泗州水患逐渐加剧，一代接一代的河臣仍不思更改，基本上一成不变地继承了潘的治水方略。这种不以泗州为重的思维极为明显。可以说，泗州之沉，完全是官僚意志所致。我们将要分析，水淹泗州实质上是明清统治者为了维持其核心利益而牺牲其他“局部利益”的结果。

本文节选自《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修订本）（马俊亚 著，壹卷 | 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第一章第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