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作者 | 梳子姐
为官从政有两件幸事，一是加官进爵，二是功德圆满。
加官进爵殊为不易，功德圆满则难上加难。
尤其最近这几年感受特别深刻，今天还在台上人五人六，指天画地，明天就跌落神坛，啥也不是。
也有人保住位子，最终熬到退休平安落地，可是官声颓糜，下场仍然悲凉。
有位国企老总，具体是谁就不点名了，年纪轻轻便位高权重，二十年间风光无两却碌碌无为，终于捱到退休下台，得到的并非十里相送，而是员工们送瘟神般的欢呼雀跃。
由于在位子上不作为、无能力，企业占尽天时地利却错失发展机遇，员工们也跟着受尽窝囊气，甚至无奈地说：宁要一个有能力贪污的英雄好汉，也不要十个逑事干不成的老麦。
当官当到这个份上是最悲惨的结局，还不如一头撞死到南墙上。
能干事、干成事，是领导能力的基本要求。
2014年10月，人民网刊登了一篇《能“贪”还能“干”的干部落马咋还被市民同情？》的文章，里面讲了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作者老家的市长严重违纪落马，令人讶异的是，在家乡第一大网络论坛上，对这位落马市长的评价中竟有不少褒扬之词，认为他在任上为城市建设作出巨大贡献，大大改变了城市面貌，是家乡历史上“难得的好官”。
群众中流传着一句话：“我们宁愿要有本事的贪官，也不要不干事的清官”。因为做出贡献连贪腐都能被原谅，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2015年，《北京日报》专门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对“能官”贪腐是否值得同情进行辨析讨论，其中提到最典型的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被判死缓后，有人认为，相对于对我国高铁的巨大贡献，贪腐过错算不了什么。
北京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主任吕廷君就此专门作出澄清，同情贪腐“能官”有违法治思维，这与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与“当官发财”思维习惯有关，现代法治社会必须“公私分明”，对贪腐行为实行“零容忍”。
群众当然最喜欢既干净又干事的清官能官，但是由于这样的干部太少了，所以他们退而求其次，在干净与干事之间，宁愿包容贪污也接受容忍碌碌无为的平庸。
雍正皇帝痛恨贪官，但是对清官也不感冒，认为“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难除”，所以宁愿重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也不使用因循废事的清官。因为他心里清楚，清官只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虚名，能不能把事情办好才是王道。
通常来说，不作为、不担当、不进取有两个原因，一是能力不济，根本就没有真本事；二是有心无力，明哲保身怕招惹是非。
胡锡进曾指出，公职人员们宁肯不要成绩也决不犯一次错误，因为十个成绩也抵不上一次犯错，所以导致安全第一、不出错第一，进而演变成为官僚主义的极限版，这真是一种悲哀。
当一失万无成为“紧箍咒”，当出现普遍性不担当作为现象，必然结果是谁能干、谁干的多，谁就会犯的错误多，承担风险也大。
解决这个矛盾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中国的事情往往是一抓就紧、一放就松，很难找到稳妥折中的最优路径。
唯一值得参考借鉴的是范仲淹那句话，他说“为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说的是从政为官，必须有一种敢于担当的精神，为公事承担领导责任必须有，中饱私囊贪赃枉法则万不可取，否则难以当好官成大事。
当官并不是好差事，吃苦受累还要承担风险，对于那种一身清白丁点“公罪”都没有的人，需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他真的那么完美吗？
对于即将得到重用的，也一定要亮亮他的真本事，看看到底做出哪些让人认可的实绩？
清廉只是最基本、最初级的官德要求，是为官从政的本分要求，并不意味着清官就是好官、就该得到重用。
德才兼备，既清且能，才是一个好官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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