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小说
晚 归
作者:林悦文
正准备早餐,手机响了,是陈叔打来的:
“陈叔,是您?”我有点意外。
“是我,亚新,你好呀!”陈叔的声音,一如以往温和、亲切。
“您好!您好!听到您的声音,真的好高兴。”
“你忙吗?能不能过来一趟?”陈叔问道。
“过去一趟,新加坡吗?”
“不是,我回来了。”
“回来?哪里?”
“中国大陆。”对方轻描淡写。
“什么,您回大陆来了?回祖国来了?”我一下子激动起来。
“是的,带着我的父母回来了,就在湖阳老家。”
“那……”我本想说“请您过来我家”,但想到对方身份特殊,又带着老人家。“那请您等等,我马上过去湖阳。”
我一溜烟下楼,奔向车库。随着车轮的飞转,我的思绪一下子飞回到了2014年,与陈先生的异国初会——
第一节
供奉于新加坡香菜巷、香火请自于中国福建的“九王爷”寿诞,市剧团应邀赴新加坡,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庆祝演出,这其中有我的两部作品。出于对作者的照顾,本来没有出国任务的我也随剧团同行。
剧团的工作时间在晚上,只需向领导作个登记,白天的我们可以自由活动。先前来过新加坡的阿东,自诩对是处甚为熟悉,说是要带领我们游遍整个新加坡。我们笑他大话,他说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只有我市一半大,没什么难的。
晚饭过后,时间尚早,我们结伴外出。一行人信马由缰,一边说着不着边际的话,一边浏览着异国市容。
越走越远,暮色也越来越深。“阿东,我们来在什么地方了?往回走吧,别耽误了演出时间。”我说道。
“哎呀!快七点半了,我们八点演出,还真得掉头了。”同伴应声道。
“掉头!我有点懵了,这是什么地方呢?”阿东四下里看了看,茫然起来。
“刚刚吹过牛,说熟悉这里就像熟悉自家的厨房,怎么就懵了?”紧张的同伴埋怨起阿东来。
“啊!整天说我们发展迅速,人家新加坡就不发展了?认不出来又怎么的?”斗气的阿东站住不走了。
“真行,丢人丢到外国来了,给团长打个电话吧,让派人来接。”另一同伴说道。
“打什么打,走丢了,领导给你脸呢?不能打。”阿东说道。
阿东的话其实是对的,这几天外出迷路者,并不止我们一行,也有给领导打电话的,可除了一顿批,没听说领导派车去接。
可眼下怎么办呢?我游目四顾, 璀璨的路灯下,一位长者正迎面而来。他年约六旬,步履轻健,精神矍烁,黑头发,黑眼睛,明显是位华人。我忙步上前,含笑问道:“先生您好!我们是从中国大陆来的,需要问路,请问您会讲中国话吗?”心想着如果对方不懂华语,事必麻烦,因为除了“Yes”和“No”,我们一行,没有谁会讲英语的。
“我会华语,需要我帮点什么吗?”长者停住了脚步。感觉上,他的普通话比我们的还标准。
“九王爷圣诞,我们来庆祝演出,现在要回演出点,请您指路。”我说话的当儿,同伴们也都跟了过来。
“这个呀!你们一直往前走,街道尽头往左拐,再往前走直到看见一条小河,河两岸插着彩旗,彩旗尽头就是戏台了。”长者细致地指引着。
“谢谢您先生,真是天下华人一家亲啊!”我尽量让语气说得亲切,哪知长者并无热情回应,只是淡淡地说了声“这有什么呢?”转身就走。
“大叔你等等!”阿东叫住了长者:“我们八点钟演出,走回去怕是来不及了,能不能帮我们叫辆‘的士’呢?”
阿东说的,也正是我的担心,于是我马上接口说道:“实在不好意思,本来不应该有这个要求的。”
长者稍作吟哦:“这样吧,我送你们过去。”我们一听,大喜过望,谢之不迭:“先生您真是好人,九王爷会保佑您的。”对于我们的热切谢语,长者冷冷浅笑,没有作答,转身去把车子开了过来。
第二节
“迷路事件”过后,我们安静了几天,但看到同事们早出晚归,大包小包地往回提东西,心又动了。这天一早,我们几个又外出了,这回目标明确:牛车水!
这里可以说是新加坡最繁华、最热闹的地带,由于他们的陈总统曾经在佛牙寺主持过开光典礼,我们决定去瞻仰这座名寺。就在同伴们俯首合什、准备进入寺内时,忽然间,几个数字映入了我的眼帘:“3344580”!我心下一动,不由自主地站住了脚步。
“林老师,怎么不走了?”阿东问道。
“先别进寺了,我们去拜会一位故人。”我说道。
“故人,你在这里有亲戚、朋友?”
“不是我,是我们,这位故人我们都认识,他帮助过我们。”我笑着说。
“谁呀?说得神秘兮兮的。”
“就是那天送我们回演出点的那位大叔,临走时我注意了一下,他的车牌是——”我说着往左侧一指,车牌“3344580”、我们曾经乘坐过的那辆“皇冠”就停在那里。
“林老师你真细心,那我们等一等,也好问一问人家的姓名,毕竟帮助过我们。”同伴说道。
“他姓陈,我问过了的,至于名字,人家不说,也不好问之再三。”我说道。
“太好了,还是我的本家呢!看起来午饭有着落。”阿东笑了起来。
我们在“皇冠”旁边等了好一段时间,也不见陈先生身影。寺里午斋时间已到,我们也就虔诚着进寺用斋。
用过午斋出来,那辆“皇冠”还在。“林老师一定是你记错了,这不是那位先生的车,走吧,我们到别处玩儿去。”
在新加坡最大的汽车城,异国车辆的精美让我们赞不绝口。“‘美事周车行’!哈!这名字倒是满满的中国味,说不定是中国人开的呢!林老师过来看看。”阿东向我招手。
“哎呀陈先生,是您?”“皇冠3344580”在“美事周车行”门前停了下来,车门开处,下来的竟然是陈先生。我有点意外,忙步过去打着招呼,同伴们也都围拢了过来。
“是你们呀!这样巧,那请进来坐坐。”陈先生把我们往里引。
“陈先生,这是你的车行?”阿东问道。
“是的,请随便坐。你们喝茶还是喝咖啡?”相比上次的初遇,陈先生显得热情。
品尝着温甘咖啡,闲聊着人情世事:“陈先生,您是中国人吗?”我问道。
“不是,我怎么可能是那种地方的人?我是新加坡人。”陈先生忽然沉下脸色,语气很不礼貌,气氛一下子尴尬起来。
“啊!你是生长在新加坡的了?可你的华语讲得这么好?”为了缓和气氛,我尽量温和着语气,但心中的不快,已经让“您”变成了“你”。
“这有什么奇怪的,新加坡是双语教育,英语和华语,我还当过华语教师呢!”陈先生的口气依然生硬。
“那你去过中国大陆吗?”阿东又问了一句。
“没有,我不会去那种地方。业务的关系,我每年都会飞台湾、日本,经过大陆上空时,任凭人家把那里的河山吹嘘得天花乱坠,我也绝不低头看它半眼;台湾发生水灾,我会捐款,日本发生地震,我会捐款,大陆就是被震平了,我也不会捐它一文钱。”说着,这位陈先生把手中的咖啡杯,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放,本来就森冷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这样的话语,这样的动作,这样的脸色,分明就是逐客令,再聊下去已无必要,我们起身告辞。应该是感到自己的失礼,陈说着慢慢走、下次再来的客气话。但我们都知道,我们和他不会也不可能再见的了。
工作性质的不同,演员在台上演出时,我可以躺在床上构思剧本,可不管我怎样调整思绪,头脑中出现的都不是剧情,而是和陈先生认识以来的点点滴滴:当我们迷路时,素不相识的他,热情地为我们指路;当我们请求叫车时,他热情地义务送我们回家;当我们意外地出现在他的工作地点时,他热情地招待了我们。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不是一个冷漠的人。可为什么我们一提起中国大陆,他会是那样的态度?日本是一个侵略了我们十四年的国家,陈慷慨捐资为之救灾,却“任凭中国大陆被地震震平”,他都不会捐其一文。这样的仇视,可谓无可复加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忽然间我意识到:先前那不再与陈相见的想法是错误的,我应该再去拜会他,解开他身上的谜团。
次日一早,我向领导打了个招呼,提上几本我个人出版的新书,赶赴“美事周”——得益于领导的重视,我将这些年发表的戏剧、小说、诗歌、散文结集出版,这次出国,随身带上几本,不想派上了用场。
赶到“美事周”时,陈先生不在,车行里的佣工阿隆迎了出来,说今天是太夫人(即陈先生的妈妈)八十五岁寿辰,陈先生忙活去了,又说昨天陈先生所以去牛车水,就是去为太夫人办寿礼。
我将书本放在桌上,让阿隆拿出一张粉红色便笺,工工整整地写上了两句祝福的话:“天護茂萱春不老,露滋荣柏葉長青!恭祝太夫人坤儀永式,慧德長明!愚晚輩林亚新敬上。年月日。”
我知道新加坡使用简体汉字,出于多重考虑,我特地用繁体字书写贺词,回头交代阿隆:书中夹有我的名片,陈先生回来时,请将书本并贺词转交给他,阿隆一口应承。
以陈先生昨天的态度,他不一定会给我回音,但我所做的一切,就是希望能够和他再有联系。回到演出点,我一直为此纠结,忽然手机响了:“亚新啊,实在抱歉,我到傍晚才回到车行,非常感谢你的祝福,可是我失礼了。”
是陈先生的声音,而且是亲切的直呼名字,不是客套的“先生、老师”,两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一阵高兴:“陈先生您好,是我们失礼了,不知道今天是太夫人寿辰,不仅未能造府祝贺,我还去打扰了您。”由于他的亲切,我又将“你”变成了“您”。
“你这样的祝贺,不可多得。现在方便吗?请下来,我就在你们的宿舍楼下。”陈先生说道。
“哎呀陈先生,您过来了?这怎么好意思呢?”我飞快下楼,连声请他上楼坐坐。陈先生说不打扰我们休息,说他专程给我送来回礼。说着递过来一个鼓囊囊的袋子。
“见到您,我真的好高兴,但礼物我不能受。陈先生您一定知道,此时的我,想从您身上得到的,一定不是礼物,而是别的东西。”我说道。
“这个么?”陈先生沉默了一会儿,轻声叹道:“唉!不提也罢。”显然,他明白了我的意思。
宿舍楼下人来人往,怕影响交通,陈先生把车子开到了楼后面的空旷地,我们倚车而谈:
“陈先生,您不仅普通话讲得好,潮汕话也很流利,以我的判断,您应该出生在大陆,成长在大陆,是什么原因让您成了新加坡人?是什么原因让您对大陆这样仇视?我恳请您信任我,对我直抒胸臆。”我诚恳地说道。
“说了增添仇恨,且别再提这个。”说完这一句,对方久久无语。他越是这样,我越想刨根问底,可不管怎么说,他就是不续下文,我有点不耐烦了:
“你真的这样仇恨中国?”我直截了当。
“是的,就是中国人我也仇恨。”他毫不掩饰。
“可我连同去拜访你的那群人,都是中国人。”
“那不一样,你们是九王爷的客人,我热情招待你们,看的是九王爷的金面。”
“啊!”我一下子来了气:“这个时候,我连您的大名都不知道,看起来,没必要下问了。”
“希望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友谊。”陈先生说着再次递过礼物,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中国人,都把祖国比作自己的母亲,一个仇恨我母亲的人,他的礼物,我能收下吗?”一声“珍重”,我转身上楼。我明白,从这以后,和这位仇恨我母亲的、不知道名字的陈先生,真的再会无期了。
第三节
我们在新加坡的演出只剩下最后一晚了。9月19日这天,九王爷宫前人山人海,格外热闹。离开祖国近一个月、明天就要回国的我们,忙着收拾行李。忽然间同事唤我:“林老师,楼下有人喊你。”
还能有谁,不就是那个陈先生了:“你告诉他,我不想再见到他,请他回去。”我没好气地说道。
“哈!好暧昧,难道你跟那阿姨有一腿?”同事嘻哈着说道。
什么,是个阿姨?我连忙跑下楼来,还真就是在九王爷宫帮工的谢阿姨。由于我送了王爷宫一套书,这里面的人也因此认识了我。
“谢阿姨,有事吗?”我问道。
“今晚九王爷回灵出海,李会长说了,请你随护灵的队伍一起到海边,回头把这盛况写成文章,这是功德无量的事。”谢阿姨所说的李会长,是王爷宫理事会的会长,祖籍福建。
“这样啊?这没什么,问题是什么叫‘回灵出海’,我连这个都不知道,这文章怎么写呢?”我说道。
“你看到院门前那条纸扎的鱼龙了吗?祈福的人把自己的心愿写在纸上,丢进鱼肚中,随九王爷的香火一起送进大海,这就是‘回灵出海’了呀!”谢阿姨说道。
“那好,我跟领导说一声,今晚就跟护灵队伍走。”我答应了下来。
晚八时,演出正式开始,护圣灵回海的队伍也出发了。新加坡的总人口有553万,今晚护灵祈福的最少有10万,用“人山人海、 摩肩接踵 ”来形容当不为过。我穿梭在人群中,听着很难听懂的南腔北调,举着不太名贵的中国产手机,记录着极其珍贵的异国风情。
圣灵和祝愿终于随海潮而去,我随着人潮,疲惫地、缓缓地往回走。“亚新,是你呀!这样虔诚,善哉!善哉!”陈先生不期而遇,他满面春风,和我打着招呼。我心头有块垒,他却没有丝毫的不快。
“陈先生,你也来了?”我淡淡地回话,谈不上热情、亲切。
“是呀!一定得来的。你怎样回去呢?”陈先生问道。
“我坐护灵队伍的车回去。”
“这样呀!干脆坐我的车吧!”
“这不又麻烦你了?”我略一吟哦,说道:“我去跟谢阿姨说一声,既然是自家的车,就稍等人潮退些再走吧!”
我们在一块海礁上坐了下来。天上,十九的月亮分外明亮;耳边,九月的秋风分外清凉;海面,一阵阵的浪潮来了又退,退了又来,我的思绪,一下子又澎湃起来。
“陈先生,我想问你一个你不会拒绝回答的问题。”我耍了个小心计。
“什么问题?说吧!”陈先生笑了一笑。
“你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我六十五岁了,我的名字叫有周。”
“啊!你与我的祖国同龄。”有机可乘,我连忙切入话题,至于他叫什么名字,这时已经不重要了。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这个痛,埋藏在我心里几十年了,本不想再提。可,人生难得一知己,我再拒绝你,就太没人情味了。”
“您把我当知己?那我太感动了。如果您真的不想提,我,不忍再勉强您。”我诚恳地说道,我动了感情,声音有点不自然,我隐约感到,他的心底,有一个深深的苦水潭。
“我的祖籍是中国大陆的X尾X山,祖祖辈辈,老实巴交,务农为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极其动荡,人民的生活极其困苦,面海多山的X尾,更是贫穷中之贫穷。为了生存,我的父亲随着爷爷飘洋过海,来到南洋谋生,住在马来西亚的槟城,我和哥哥就在那儿出生。
“那时候的中国,在国际上没有地位,华人到处受欺侮,父母在异国的生活非常不容易。1949年10月,马来西亚的报纸登出消息: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年,我出生了。不久又有消息传来,说是共产党实行土地改革,每个农民都可以分到田地。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啊!我的父母心动了,决定回国分土地。1950年的下半年,父母领着5岁的哥哥和刚满一周岁的我,回到了家乡。
“我们家真的分到了土地,一家人欢天喜地,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辛勤地耕耘,收获着自己的喜悦和幸福。
“六、七年过去了,随着农业政策的改变,土地慢慢成为国有,私人不再拥有土地。1958年,我们村成立了生产队。由于我的父亲有着丰富的农田生产经验,又‘溜过乌水’,能说会道,热心助人,他被村民推举为生产队长。
“受过苦难的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尽心尽职地做好生产队长的工作,生产队的收入年年见红。别的生产队,日工值只有几毛甚至几分钱,我父亲的队,却有一元钱,这在当时非常轰动,父亲因此成了劳动模范,奖状贴满我家那老旧的土墙。村里人都说我父亲是当官的料,回国回对了,更大的官在等着我父亲去当。
“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文化大革命暴发了。一心为公、别无所求的父亲,不知道厄运即将降临,他一如既往地早出晚归,做好生产队长的工作。
“记得是1968年的秋天,这天,我和妈妈提着竹篮,来到自留地摘菜,刚进菜园,眼前的景象把妈妈惊呆了:昨天还绿油油的蔬菜被毁得遍地都是,一颗不剩,不是我们一家,而是整个菜园,‘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啊?’妈妈手捧着断叶残梗,泪水流了出来。
“‘还不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割的,到处都一样。细梅婶,别难过了,快回家去吧,桂柱叔被抓走了。’说话的,是邻居的一位阿姆,知道我家出了事,赶紧过来告诉我妈妈。
“桂柱就是我父亲,妈妈一听,吃惊不小,急忙忙往家里赶。
“父亲果真被抓走了,什么罪名?他是潜伏在中国大陆的、台湾美蒋派来的特务,他伪装忠诚,骗取信任,他的一切积极表现都是假的。
“父亲遭到批斗、关押、折磨,他受尽苦楚,但对于强加给他的罪名,他矢口否认,用尽酷刑的混混们,始终不能从父亲的口中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这天午后,混混们来到我家,说是我父亲愿意招供了,前提是在此之前,他要见我妈妈一面。妈妈就这样被带走了。
“傍晚时分,天下起了小雨,阴森的小屋更加寒冷。妈妈湿着身子,乱着头发回来了。已经成人了的哥哥连忙催问父亲的情况,妈妈说父亲没有屈服,父亲悄悄告诉妈妈:混混们可能会对我们一家下毒手,为避免被赶尽杀绝,要我们设法逃到外地去。
“‘我们没有罪,我们不能逃,我们不能丢下爸爸一个人。’哥哥已经完全懂事了,而我和十岁的妹妹。除了哭,什么办法也没有。
“‘对,我们不能走,这一走,没有罪也有罪了’。妈妈赞同哥哥的说法。
“艰难中的我们苦苦地撑持着。这天一早,混混们又来到我的家,说是父亲已经招供:他就是美蒋派遣的特务头头,潜伏名单由妈妈收藏,要妈妈交出来。
“妈妈知道混混们在胡说,她拢了拢乱发,一声冷笑,说你们让桂柱回来取好了,什么潜伏名单,她不知道。
“混混打了妈妈一记耳光,哼哼着说你还想这个特务头子回来,他自绝于X,自绝于XX,已经畏罪自杀了。
“我和妹妹大哭起来,妈妈咬紧牙关,口角流出了鲜血,但她没有哭,她和哥哥赶赴关押点,领回了父亲的尸体,草草掩埋。
“夜风一阵紧似一阵,夜色黑得如乌漆一般。妈妈把我们兄妹叫到身边,说你爸爸的话是对的,我们不能在这呆下去了,我们应该逃出去。
“乘着夜色,妈妈带着我们爬上了小船,摇离了海岸,我们的目的地:出逃到香港。
“混混们追了过来,本来应该对准敌人的枪口,向我们猛烈射击。
“小船翻了,妈妈拉着妹妹,哥哥拉着我,我们拼命地向前游去。
“我们终于爬上了一个小岛,可是哥哥,为了保护妈妈,保护弟妹,他永远地留在了海底。
“我们辗转着逃到了香港,投奔到一位亲戚家里。可不久又听到一个消息,说大陆的混混们组成一个军团,要打过来‘解放香港’。那时的香港,自来水的供应大部分来自大陆,别说军团,只要大陆在水闸上动动手脚,香港都可以自动‘解放’的。谈大陆色变的我们,害怕混混军团真的会过来,于是又逃到了马来西亚。虽然离开槟城已经十多年,但那里还有亲戚,我们的生活总算安定下来。
“我们继续务农为生,可妈妈毕竟是女人,不擅长农活,在亲戚的帮助下,我们辗转来到新加坡谋生,托九王爷恩庇,我们的生活一天好似一天。”
谈到这里,陈先生停了下来,久久无语。是呀,这样长时间的谈话,是很累的,应该歇息歇息,他的故事,似乎也已到结尾。我刚想接话,陈先生又开口了:
“1976年的年底,《联合早报》报道大陆的消息,说是祸害中国长达十年的‘四人帮’被打倒了,现在的大陆,那种天天捉特务、闹革命不生产的闹剧不复存在了,人民安居乐业,生活逐渐富裕。我们为大陆人民祝福,但要我们再搬回去却是万万不敢的了。
“在新加坡,我做的是凉果加工,但这里对生产条件、特别是环保方面的要求近乎苛刻,我的公司设在新加坡,生产基地却在马来西亚,两地来回跑,虽然赚了点钱,但很辛苦。
“后来听说大陆进行改革开放,允许外国人登陆做生意。我的朋友中有多家赴大陆办厂,据说赚得盆满钵满。我动心了,想把公司搬到大陆去,母亲同意了我的想法,慎重起见,让我先赴大陆实地考察。
“这个时候的中国大陆,外资企业遍地开花,汕头汕尾一带,凉果厂少说有上千家,环保方面几乎没有设限。回到新加坡,我马上决定搬厂。正是这一次搬迁,彻底断送了我对大陆仅存的一丝感情。”
“啊!”陈先生的话让我震惊,还有什么事情比丧父丧兄更让他绝望?要知道祖国进行改革开放了啊!我静静地听着陈先生继续的谈话:
“朋友推荐一位‘有靠山’的‘朋友’来合资办厂,多重考虑,我答应了。‘靠山朋友’也给我争取到良好的政策支持。但让我想不到的是,这时的大陆商界,几乎没有商业信用可言,尔虞我诈,相互欺骗,比比皆是。这样的环境,对于我这样没有城府的商人来说是致命的。货发出去了,久久没有汇回货款,打电话去催讨,刚开始还有接听,再打,连电话都不接了,再后来,干脆是空号了。
“我的资金周转困难起来,就在这时,‘靠山朋友“不可靠了,卷走我的全部资金,瞬间从人间蒸发了。
“我欲哭无泪,向政府部门投诉,部门也积极受理,可就是没有下文。我在大陆最穷时,连小儿子生病了都没有钱去问医生,小儿子也从此落下病根。
“我沮丧着返回新加坡,惨况一如当年的出逃,所不同者当年后有追兵,现在我的身后空空如也。”
“陈先生……”我千方百计打开陈先生的心窗,可当他讲出究竟时,我不忍多听,想打住他的话头,又无以相止,只好继续听他的下文:
“我在家中蛰居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进入我岳父的车行当佣工,岳父器重我的诚实、勤劳,最终把车行托付给了我,我的脚下,终现阳光大道,但从此怕交朋友,尤其是中国人,直至遇到了你……”
陈先生的故事讲完了,可我能说什么呢?我低头无语,想着应该如何劝慰他。
“亚新哪,我知道我的根在中国,我不是数典忘祖,我的车牌‘3344580’,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生生死死我华人’啊!我心中有‘华’,可这个‘华’给了我什么呢?害我父,丧我兄,骗我钱,让我数陷绝境,你让我怎么爱得起来?我怎么爱得起来啊?”陈先生手按礁石,仰面向天,泪水,像断线的珠子,滚滚而下。我的心,此刻不比他好受。
好一阵子,陈先生才止住了悲声,“对不起,我失态了,无端的也让你跟着难受。”
“陈叔,我终于理解了你对大陆的感情,我没资格也没水平对您说上些教导的理论。我们常把新中国比喻成一张白纸,在白纸上写字,那怕你再用心,再工整,难免会有错笔,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要继续改革?就因为有不如人意处。有不妥,改了就好。这时候,距离您最后一次去中国已经有三十多年了。现在的中国,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但请您解开心结,重游故地,相信您对故国、对故乡,将会有一番新的感受。”我诚恳地说道。
“不可能!不可能啦!唉!”陈先生一声长叹,那万般惆怅,尽在其中。一阵海风吹送,把这喟叹之声,送得好远!好远——
第四节
下午四时,我们准备登机回国,陈先生提着那袋礼物赶来相送。
如果说他很固执的话,我比他还甚,我辞谢道:“陈叔,我一定会收下您的礼物,但不是在此时,不是在此地,我在大陆等着您!”言罢直上舷梯。我知道陈先生在下面仰望着,思索着,但那,不仅仅是因为我……
回国之后,我和陈先生时有联系,由于我对生意经一句不熟。所以和他的谈话千篇一律,都是希望他回国来看一看。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让他知道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同于当年。可他总是同样的回答“算了!算了!”话不投机,慢慢地,我们间的联系渐渐少了,只是在中秋、春节这样的团圆佳节,才有几句礼貌的问候。不想他在我们建国70周年的时候,不请自回,这其中必有缘故。
我的车子来到了X山村口,远远地看到:精美的高楼之下,陈先生正和男男女女在交谈着、指点着。“陈叔,终于在这见到您了!”我下了车子,迈步上前。五年不见,他样貌一如当年,只是略胖了些儿。
“亚新啊!你来了,你好吗?”他握住了我的手,那种亲热,那种友谊,尽溢言表。
“我很好。我准备着请几天假,带您游汕头,逛汕尾,带您上北京。”我高兴地说道。
陈先生把周围的人一一向我作了介绍,都他的族亲。当听说我要带他游北京时,他问道:“你知道咱们现在的脚下,早先是一片什么样的土地吗?”
我略一思索,忽然间明白了:“我猜得出来,这就是当年被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的、你们的那片菜园。”
“是的!这还有一点荒凉的样子吗?这样的变化,足已说明一切了,别的地方,不看也知其繁荣了。”
“哈哈哈!”我们相视大笑起来。
亲人们领路往家里走。“陈叔,我多次催您归来,您总是拒绝,是什么缘因使您转变思想呢?”我们边走边聊。
“还记得你说过的一句话吗:‘一个仇恨我母亲的人,他的礼物,我能收下吗?’如果全中国的人都不收我的礼物,我的汽车生意,怕不好做啊!”陈先生笑着说道。
“这应该只是原因之一。”笑了笑我又问道:“老伯母好吗?您说带着父母一起回来的。”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我知道陈先生的父亲早已去世,他说偕“父母同归”,这话让我费解。
“唉!”又是一声熟悉的叹息:“我母亲在年初去世了,带回来的,是父母的遗像。”
“啊!”我不由自主地站住了脚步。
陈先生也站住了,他向我讲述了母亲去世前的一段往事:他带着母亲去美国旅游,不想母亲在途中病例了,由于年事太高,花再多的钱也没有人敢接诊,眼看着母亲得客死异邦,是两名华人中医,冒着砸招牌的风险救下了母亲。
“华人为什么敢于冒险求助,因为他们把我母子当作同胞啊!回新加坡后,我反思着以往对华人的态度,悔恨丛生。母亲也吩咐我打开心窗,择日归梓。正当我准备带着老母归来时,老人家却含恨归西。我好悔恨!我好悔恨啊”陈先生的眼中满是泪水。
我本来想责怪陈先生固执误事,但此时,我还能说什么呢?“归来时虽晚,故乡犹故乡!陈叔,别太自责了。这次回来,您能住多久呢?”我问道。
“‘美事周’已经转给小儿子,我想在X尾另开一家汽车城。”陈先生说道。
“好啊!我辞掉这写作的差事,到您的汽车城来当佣工。”我笑了起来。
“好啊!那一袋小礼物你都不肯收,到时一座汽车城,你收吗?”陈先生开起玩笑来了。
“收!我一定收!”我毫不客气。
“哈哈哈!哈哈哈!”陈先生笑了,我笑了,亲人们笑了,和风吹送,这笑声飘得好远!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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