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批判吴国盛等人：他们反科学的手法并不高明

作者：赵南元（清华大学教授）

吴国盛等反科学文化人旗手，他们言必称“反科学主义”，试图通过研究“科学史”来证明“不能对科学盲目崇拜”，撰文章替迫害伽利略的西方教廷开脱，反对进化论等等，忙得不亦乐乎。但“科学主义”本不存在，完全是为了攻击科学而杜撰出来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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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西方宗教统治力已经衰弱，反科学已经无法采取直接镇压手段，转而由其他势力使用对科学进行贬低、丑化、污名化的手法，制造反科学的社会气氛。例如吴国盛等文化人通过哲学、伦理学理论贬低科学，用后现代主义、极端环保主义、动物保护主义、女性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歪曲和批判科学，再加上用小说、电影、电视等文艺作品妖魔化科学，试图在公众中制造反科学风潮。这些思想进入中国时，往往刻意掩盖其宗教背景，以流行文化的面目示人。

科学是最牢靠的知识。这是个科学的论断，很容易证伪：只要你举出另外一个比科学还要牢靠的知识体系就行了。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反科学人士能够证伪这一论断。反科学人士无力对科学发起正面进攻，只能采取旁敲侧击扣帽子的方法。例如说“科学不能穷尽真理”，“不能搞唯科学主义”，“反对科学至上论”，“科学迷信也是一种迷信”，“科学是双刃剑”，如此等等，都是反科学论调。

科学的确不能穷尽真理，但这是一句没意义的废话。因为世界上没有能够穷尽真理的理论，甚至至今人们也没有找到判别某一理论是不是真理的方法。“真理”既不是科学概念，也不是科学追求的目标。“真理”这个词汇本来是神学用语，也在位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哲学领域成为话题，但与科学无关。只有上帝才能穷尽真理，但是这种宣称只对持有特定信仰的人群来说才是可接受的。

所谓“科学主义”源于一些哲学家希望将科学的研究方法引进哲学等人文学科研究的一种主张，意在提高人文学科研究的可靠性。这种努力的方向并无不妥，成功的话无疑会使人文研究的水平得到提高，失败的话也没什么损失，顶多浪费几个人的一点时间。但是对于多数不掌握科学方法的人文学科研究者而言，这种努力的前提，即科学研究方法比人文学科原有的研究方法更可靠这一事实，是他们难以面对的。因此就要“反对科学主义”，企图让自己不可靠的知识和科学的可靠知识平起平坐，进而把坚持科学精神的人统统扣上“科学主义”的大帽子，取消其话语权。由此“科学主义”就成了专门为反科学设计的一条大棒。

科学是否“至上”，取决于你要用科学干什么。如果你想要获得有用、可靠的知识，应用在实践中减少失败，那么没有高于科学的知识体系，科学的“至上”毋庸置疑。但是如果你想编一套“理论”去忽悠人，那么科学可谓“至下”。科学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科学的原则是不许胡说，在科学领域里没有“玩弄魔法”的余地，用来蒙人是行不通的。要蒙人只能靠伪科学。

迷信是没有理由的相信，而科学恰恰是追寻理由的地方。科学把道理讲得如此明白，让你觉得不相信就未免太傻。所以“迷信科学”或是“科学迷信”就像“方的圆”或“圆的方”一样，是自相矛盾不能成立的概念。只有受教育程度所限，无法理解科学道理的人，才会把科学看得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说出“科学迷信”这样不通的话来。

听闻吴国盛主导的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的论坛在关闭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开张，各路豪杰又都蒙着脸杀出来，一些老客也换了马甲。蒙着脸的好处是想说又怕往自己脸上抹黑的话可以肆无忌惮地说，就算抹黑了也可以再换一件马甲，因此一改平日的吞吞吐吐，敢于直抒胸臆，一逞口舌之快，终于说出了反科学文化人的心里话。

既然是逞口舌之快，就难免萝卜快了不洗泥，贴子也如其他坛子一样良莠不齐。压轴的必须是好戏，所以先从“莠”说起。

先是faust为了让中国“出个把诺贝尔奖”而欢呼“让非典来得更猛烈些吧”，而且不惜让非典“持续闹三年”。接着便大谈“人性”，设计了一个“极端的理想实验”，要将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抓来“在他们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活体解剖”。看来讨论“伦理学”也凶险得很，观点不同也可以恨到想要千刀万剐的程度。

飞雪（即刘华杰，吴国盛的朋友）觉得还不够解恨，上升到食肉寝皮。如今有了席梦思，寝皮未必舒服，只想吃了“中国大学”唐教授的肉。不过，自己去干恐怕难逃法网，学着妖精（是勾勒姆吧）的口气造谣言，说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号召大家一起吃，想弄个法不责众。只是这妖精的道行还不够（如同当年一切想吃唐僧肉的妖精一样），摇身一变之后再换几次马甲，吞吞吐吐的毛病没去干净，连“科学家”也不敢明说，还要换成“XX家”。

要反科学就不免低估科学，飞雪眼里的科学家已经接受了“人文”或“伦理学”划定的“限度”，不敢越雷池一步，举刀自宫，完全丧失了创造性，只会“深入细致地研究人肉的保鲜技术”或是“推出人肉烹制高科技”，降低到被君子所“远”的“庖厨”水平。如果那唐教授真是科学家，他的肉又经科学证实确实有此奇效（因为“只要吃零点一克就行”，做这种实验不伤身子，只是为了快得结果需要找几个百岁以上老人的来试吃），唐教授肯定要寻根究底，知其然还要至其所以然，最后发现是肉里某种特殊物质起作用，而这种物质又是由X基因指挥合成的，于是将X基因转入猪的受精卵，培育了唐式转基因猪，吃此猪肉与吃唐僧肉具有完全相同效果，再大量克隆繁殖，唐教授也辞职下海成了养猪场董事长，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身价远超比尔盖茨。飞雪本想害人，却事与愿违让人发了横财，心里憋了一肚子怨气，在报上写文章说吃这种猪肉不合乎伦理，唐董事长可不管那些，生意照样兴隆。

一计不成再生二计，飞雪又找来“文科傻妞”助阵，只不过想指桑骂槐却骂了自己，能称得上“集了文科傻妞和理工傻叉之大成”的非这些自我标榜“文理两栖”的“科学文化人”莫属。

昨天看央视的《走向共和》，其中小李子猛抽自己大嘴巴的真切程度真让人为演员的敬业精神而感动，再看这些“文化人”在这里演同样的戏，却不知道是为什么许的愿。如果只为泄愤，是否有些演过了？

与这些贴子相比，kezunke的《没有科学又怎么样》可以算得上鹤立鸡群的上乘之作。贴子短小精干，言简意赅，虽在文理通顺方面略显白碧微瑕，称不上字字珠玑，但每句话都富有深意，可圈可点。最难能可贵的是其旗帜鲜明，观点确凿，不似一班“文化人”的扭扭捏捏、躲躲闪闪，羞羞答答作小儿女态。长此以往，只怕吴国盛教授的旗手地位岌岌可危。所以kezunke这篇贴子是值得详细点评的，且慢慢往下看。

“没有科学又怎么样”？问得好！毕竟现代科学诞生也不过三四百年，在那之前的几千年文明，没有科学谁也不觉得缺了什么。只是到了现代，这个社会已经立足于有科学的前提。要想知道“没有科学又怎么样”，做个简单的小实验就可以体会，去把自己家里的电闸拉了，效果立刻显现。往大里说，没有科学的时候，全世界不过几亿人，现在有几十亿，所以没了科学，90%以上的人就得饿死。因此对于幸存者之外的大多数人而言，一旦没有科学无异于生命的结束。

“反科学是个大帽子，戴上了，旁观者就觉得有了靶子，打起来毫不费力容易得很，而且没了什么顾忌。”此说不大准确，既然是“旁观者”，自然不必费力去“打”，只是知道某种言论是反科学的，不听他的就是了。倒是戴上这个大帽子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很”，大多数反科学的“文化人”，都没有kezunke这般勇气和坦率，反科学是藏在“反科学主义”的幌子后面的。

“旁观者觉得答案鲜明很,反科学毫无疑问的自然是错了.”这是当然的事，拉掉电闸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不去真的拉闸也想象得出来。

“错和对，几千年从未失手过作为一个好借口。”这句话深刻，说到根子上去了。假如世界上没了错和对，无论做好事还是坏事，一切人都没了“借口”。只是这样一来，说话几乎除了感情宣泄，没别的作用，人们相互说不通，只好开打，比有“借口”时损失大得多。

“反礼教，反革命，无数人就为了这个头衔，流了血,丢了命,丧了家。”其实无论反什么都要看时势，毕竟是时势造英雄。反礼教反早了，弄不好就被沉潭；反得是时候，反倒可以弃糟糠娶娇娘。革命初起时是革命者掉脑袋，革命成功后就是反革命掉脑袋。文化人反科学也是看准了洋人反科学成了气候，识时务者为俊杰也。

“但好歹今天，没了礼教可反了，礼教如同一个恶梦般的把人们给惊醒了，醒了它也就没了。”礼教虽然没了，教训还在，那就是伦理道德不仅不是“天然正确、绝对正确、永远正确”，还包含了“吃人的礼教”，这种东西想来为科学指方向，还不够格。

“那种所谓的革命，倒是把革命自身的张力和想象搞丢了，害的人们听革命倒像是看<幻灭>，有点好东西只好到反革命那里去找。”看来kezunke也想学吴国盛教授拯救科学的法子，把“革命自身的张力和想象”“拣回来再塞回去”，以拯救革命。这招数其实没用，革命好比换衣服，谁也不能整天只换衣服而不穿着衣服干点别的，所以无论怎样塞回“张力和想象”，“不断革命论”终归行不通。

“只不过歹的在今天，错和对是由科学说了算。”可惜现实世界中没有这等好事。部署NMD是对是错，科学说了没用，一百多位顶级科学家联名上书反对也不算数，还是布什背后的军火商说了算。权力、金钱、宗教伦理谁都比科学牛叉。不过如果“没有科学又怎么样”？NMD也没有了，科学不用说了，谁也没的可说了，因为“说了算”的对象没有了。

“这种划分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对常人来说，是落入休谟都无可奈何依赖的重复所致的习惯中；对科学家来说，高高兴兴地明了只不过是社会炼金术罢了。”妙哉，只是没说明一个关键问题：“重复所致的习惯”所“重复”的是什么。科学拿出真东西，买个手机真能跟远方的人说话，说上月亮就真的捡回几块石头来，长此以往，“常人”自然觉得科学不蒙人，靠得住。文化人不作如是想，以为科学是脑白金，靠“话语”的“重复”立足，只要抢到话筒（有华杰亲自拍摄的照片为证），夺得话语霸权，把谎言重复一千遍，何愁科学不倒台。对于科学家来说，当然“明了”要拿出真东西，没有“玩弄魔法”的机会。这也是不少人视科学为畏途，乃至憎恶科学的原因，于是就要改变科学的形象，强调科学也是“社会建构”，想把科学也变成像社科人文那样的“社会炼金术”。可惜无论造出什么“幻象”，科学拿出真东西的规矩改不了，话语终归代替不了事实，幻象也成不了“形象”。

“所以说，叫科学把自己变得干瘪也不是没有好处的，这也是某种爱科学的表现。更何况，有朝一日像那爱钱财的葛朗台或者别乞科夫一般，成了文学中不朽的形象－守科学奴，给那些没有钱财、科学的人的面容上带去几分欢笑，也算是在历史中走了一遭，有所贡献。”看来愚昧与贫困是一对好兄弟，没有科学和没有钱财的人一样，还需要靠对自己缺乏的目的物进行丑化或妖魔化，制造出幻象才能带来欢笑。只不过在现实世界中，“酸葡萄”心理才是更典型的笑料，如果把葛朗台的全部收藏送给这些人，他们的笑容会更加灿烂。现代人都知道，钱财不是“守”来的，所以有了投资家、金融家的行当；科学更是生鲜食品，五年前的电脑今天就是垃圾。尽管如此，“守科学奴”的幻象还是可以“不朽”，毕竟再过一百年也还会有搞不懂科学的人需要精神胜利法。

“科学，慢慢的丢失了令人开心、惊讶、欢欣的东西，竞成了一个吓人的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样是科学，能感到“开心、惊讶、欢欣”的只能是为科学付出艰辛的直接实践者；离科学越远，这些东西“丢失”的越多；直到走到反科学的立场，科学才会“成了一个吓人的词”。

“要么费大功夫把那些东西一点点的找回来，要么就来一个不要它也罢。”要成为科学的实践者，确实需要费几十年的“大功夫”，“一点点的”熟悉科学。如果只想省事，当然是不要它也罢。

　“我们不要疯狂，我们还能自由抉择，我们要构造一个没有科学的世界，让孩子们活在童话和传说中。很多年后，我们的孩子会说：在一个有星星、月亮的神秘之夜，老奶奶在给我讲这古老的传说。”作为理想，这个梦已经被后现代主义者编造成功。作为实践，听华杰说美国有个阿米什部落，早已坚持拒绝科学几百年。如果列位反科学主义者有此雅兴，不妨直接加入这个部落，享受没有科学的生活，这要比自己“构造一个没有科学的世界”容易得多。因为即使按照华杰的“举手主义”，让多数人接受“没有科学的世界”恐怕也不容易，毕竟这个世界上功利主义者太多，否则经济学就没了根据。不过事实上文化人连拉掉自家电闸的勇气都没有，何论定居阿米什部落。在他们看来，把梦想变成现实，是典型的“工科思维”，一向为“人文理性”所不齿。要坚持“人文理性”，就必须只讲空洞原则，不问具体后果，说俗了就是“天桥把式，光说不练”。何况一旦真的定居阿米什部落，反科学成了“缺省配置”，毫不稀罕，弄不来学位、职称、票子，学者还得改行赶马车，这才是文化人所无法忍受的。

行文至此，看到faust又杀出来，说道：“其实，反科学还是反科学主义，一码事。怎么，科学就反不得了，洋人反得，中国人就不敢反？洋人有思想自由啊。”还问我们“图什么啊？”其实，中国的刑法也不曾有过“反科学罪”，科学又没有法人地位，也就没有法人代表，所以无论怎样诬蔑科学，也没人能代表科学在法庭上提出民事诉讼，维护科学的名誉权。反科学在中国也是绝对安全的，所以才有那么多人乐在其中。洋人有思想自由，中国人也有，不仅有思想自由，还有言论、出版自由，所以反科学的论调才会在报纸电视上大行其道。不过，世上没有无限的自由，自由的边界是他人的自由，当这些人的反科学不注意反思自己的“限度”，以为可以自由干涉科学研究的自由，还提出修改刑法，把不听他们话的科学家关进监狱。事情到了这一步，科学家自然有权捍卫自己选择研究方向和课题的自由，也包括不会因科学研究而进监狱的人身自由。

科学家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可以研究剧毒物质，也可以研究病毒，但是不允许把这些东西泄漏到环境中去毒害他人。相同的道理，反科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题目无疑是正当的，但是作为科学传播的宗旨就成问题了。我们不能不考虑这些东西“传播”出去会不会对社会造成伤害。就拿此次非典流行，因非典死亡的尸体解剖只作了7例，如果全部解剖会大大有利于提高医生今后的治疗水平，但由于家属的观念障碍而没能全作。kezunke的《一直都在吃人肉》视解剖如吃人，这种观点“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反对解剖，使医生医术的提高减慢，结局当然是多病死一些人。所以对反科学传播的批评是一件性命悠关的事，因为多病死的那些人里可能就有我，也可能包括kezunke或faust，人人平等，病毒不问观点。要问我们“图什么啊？”回答也很简单：“图活命！”你可别来批判我的“活命哲学”，我不想上层次，也不想圆满。

通过分析反科学的典型手法、典型言论、典型事例，就可以提高我们识别吴国盛、刘华杰、江晓原等人反科学的能力，知道原来他们反科学的手法并不高明。

根据刘华杰（摇身一变之前。总是加这样的注解很麻烦，我们应该假定华杰只有一个，但华杰是“格路”的，但对“格路”又需要更长的注解[1]）对“科学精神”的界说，科学精神就是逻辑与实证，把这个科学哲学的语言翻译成日常语言，就是摆事实、讲道理。实证、摆事实的基本思路是后果论而不是动机论的，这一点很重要，人的动机不能靠其宣言或其他任何方法得到确证，而后果却是可检验的。因此上述定义中言及的“对科学造成损害、危害”是指后果，不涉及动机。反科学的言行不可能遵循科学精神，否则就会被纳入科学的范畴，例如对科学现有的理论或结论提出反对看法，只要遵循摆事实讲道理的原则，就属于科学内部的争论，这种争论对于科学是不可或缺的，是在发展科学而不是反科学。因此反科学的手法必然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必然是用谎言代替事实，用“非典型逻辑”代替普通的道理。所以我们批评反科学简单的说就是靠揭露谎言和指出其言辞背后“非典型逻辑”的荒谬这两个主要方法，而反科学文化人对这些批评的具体内容从未能提出反驳，只靠追究对方的“态度”或给对方扣“科学主义”帽子来逃避实质性问题，就足以说明谎言和“非典型逻辑”是没有生命力的。

科学让人明白，反科学就怕人明白。所以吴国盛、刘华杰等人反科学的手法之一就是制造概念混乱，把水搅混。

例如，刘华杰所说的“科学什么都可以是，但不应当是宗教，不应当是禁止思想自由的工具。”吴国盛教授所说的“想定出一个适合所有的用途、所有的动机和目的的科学定义，自然是不可能的。”就是这样一种反科学的手法。这些话貌似“正确”，但实际上是废话，而说废话的目的则是为了制造概念混乱，企图“消解”科学。

“科学什么都可以是”是明显错误的“定义”，没有任何概念“什么都可以是”，“什么都可以是”的东西就什么都不是，这就取消了一切科学的界说，把科学弄成了什么都不是的东西。虽然这句话的重点在后面，但这“什么都可以是”却也是华杰的深思熟虑之语。记得在我最近一次见到华杰，亲眼看着他摇身一变的哲学沙龙上，华杰提出了两个“科学什么都可以是”的具体“定义”：“一切自称科学的都是科学”，“科学家所做的事都是科学”。长期从事伪科学研究的华杰不会不懂，按照这两个定义，伪科学、反科学都是科学，科学大厦从此土崩瓦解，变成一个大垃圾堆。这正是反科学者所乐见其成的。如果定义“所有自称同仁堂的药铺都是同仁堂”，并加以“传播”，得到公认，那么其结局必然是同仁堂被摧毁。科学家也吃饭，也拉屎，也有提倡伪科学的，也有发表反科学言论的，但这些都不是科学。

科学“不应当是宗教，不应当是禁止思想自由的工具。”这是废话。因为只有宗教和意识形态才是“禁止思想自由的工具”，而科学永远也不可能担此重任。说这种废话的效果是暗示科学可能甚至已经成为宗教（很多文化人对此是明示的），需要吴国盛教授来重新定义“科学精神的根本是自由的精神”，“何谓科学的精神？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批判的精神”。然而无论是“自由”还是“批判”都不是科学所特有的，而是科学与哲学所共有的。但科学与哲学的“自由”和“批判”有所不同。科学的自由是受到严格约束的，那就是必须在“逻辑”与“实证”的范围之内，科学在选择课题和研究方向上是完全自由的，无需“伪伦理学家”置喙。吴教授要“塞”给科学的“自由”和“批判”就是不顾事实、违反逻辑的“胡说的自由”。而科学如果接受这种“自由”和“批判”，科学的可靠性将荡然无存，科学也就会变成“什么都可以是”的垃圾堆。

任何事物都不存在吴教授所说的“适合所有的用途、所有的动机和目的”的定义，但没有公认的定义丝毫也不妨碍我们区分这一事物。例如“人”也没有公认的定义，但不妨碍每个人按自己的动机和目的区分“人”和“非人”。科学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不接受“科学什么都可以是”之类的目的在于故意搅混水的定义，按照科学的常规作法，区分科学和反科学、伪科学是毫不困难的。

人们常说的“科学”与“不科学”，是指某种说法是否经过科学的检验，是否可靠，而不是问它是否是“真理”，是否“绝对正确”，这种“形而上”的东西老百姓并不关心。正如华杰所说：“现在看来，科学是所有知识体系中最牢靠的”。所谓“牢靠”，就是按“科学”说的去做不易受骗，风险较小，成功的可能性更大（“牢靠”的定义）。当然，如果按照华杰的“科学什么都可以是”的科学定义，这种“科学”里面将会骗子横行，当然不会“牢靠”。通常我们所说的是否“科学”指的是是否是“科学知识”，更严密的说是指某一种知识是否为现在科学共同体的主流所承认，这样定义的“科学知识”才可靠。

刘华杰的贴子《扑朔迷离的“科学革命”》、《续：“革命”：支一着，“反科学”当年如何败下阵的》和《1979年：科学家终于胜利了，但科学家错了(一)》就是在这一点上搅混水。他认为科学的“胜”和“败”可以按报纸上发表谁的文章多来判断。这大概可以算是某种政治标准，但绝不是科学标准。时至今日，无论报纸上怎样吹乎，“耳朵认字”从来没有被“科学共同体的主流”承认是一个“事实”。“人咬狗是新闻，狗咬人不是新闻。”根据这一媒体原则，科学在媒体上经常会“败下阵”。这只说明政治不应干预科学，而且个别科学家在媒体上发表的言论未必代表科学共同体的主流意见。这些历史再次说明科学是“牢靠”的，而新闻媒体则不可靠。

搅混水的方法很多，江晓原的《必须正确才是科学吗？——以托勒密天文学说为例》也是在“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上搅混水。

平心而论，江晓原的文章是这些文化人中是最严谨的，轻易不会露出破绽，不像吴国盛那样充斥着非典型逻辑[2]。江教授在《必》文中，表面上是花费了大量篇幅为托勒密天文学平反昭雪，就像为曹操、武则天、李鸿章平反一样，这是史学家感兴趣的事，老百姓脑袋里还是《三国演义》里乃至戏台上那个白脸曹操。江教授说明托勒密并不主张“地心说”之后，小心翼翼的回避了正面回答一个关键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是科学吗？”然后就直接跳到抽象的一般论：

“为什么托勒密的《至大论》、《地理学》这样的伟大著作，会被认为不是科学？许多考生陈述的重要理由，是因为托勒密天文学说中的内容是‘不正确的’——我们知道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

然而，这个理由同样会使哥白尼、开普勒甚至牛顿都被逐出科学的殿堂！因为我们今天还知道，太阳同样不是宇宙的中心；行星的轨道也不是精确的椭圆；牛顿力学中的‘绝对时空’是不存在的，……难道你敢认为哥白尼日心说和牛顿力学也不是科学吗？

我知道，考生们绝对不敢。因为在他们从小受的教育中，哥白尼和牛顿是‘科学伟人’，而托勒密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一个近似于“坏人”的人。”

“但是，即使洗刷了托勒密的恶名，考生们的问题仍未解决——难道‘不正确的’结论也可以是科学？

是的，真的是这样！因为科学是一个不断进步的阶梯，今天‘正确的’结论，随时都可能成为‘不正确的’。我们判断一种学说是不是科学，不是依据它的结论，而是依据它所用的方法、它所遵循的程序。”

在这里，江教授处心积虑的选择事例，把哥白尼、开普勒、牛顿这些基本上“正确的”学说拿来做例子，却有意舍弃了燃素说、自然发生说、获得性遗传、地心说等“不正确的”例子。而按照江教授的“程序科学论”，这些“学说”仍然满足“程序正义”。江教授是否认为燃素说和获得性遗传也是“科学的学说”？如果真是这样，科学根本不可能纠正错误，不可能进步。

江教授巧妙的（所以是故意的）混淆了“科学方法”与“科学结论”的区别。一个人使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我们可以说他是科学家，他做的工作是科学工作，但如果他所提出的学说是“不正确的”，那么我们不认为他的学说是“科学结论”或“科学知识”。我们判断一种学说是不是科学，恰恰是要依据它的结论在检验中的表现，而不是是依据它所用的方法、它所遵循的程序（虽然检验也是程序的一部分）。

“不正确的结论也可以是科学”是否认科学可靠性的反科学言论，同属“搅混水”的一类反科学方法。

江教授为了论证“‘不正确的’结论也可以是科学”可谓用心良苦。不像吴教授的“拣回来再塞回去”那样轻巧。也不像田松双博士的“旋转相对论”那样漏洞百出，随处可见：

“如果一定要问：究竟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即使牛顿物理学，也只能回答：这取决于你以谁为参照系。如果以地球为参照系，假定地球静止，那就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只要在日心说的基础上做一个坐标变换，就完全可以把地球放在宇宙的中心，并得到与日心说同样的结论。尽管这个运动图景要复杂一些。运动是相对的，这个问题并不存在绝对正确的答案！”

给错误的东西打上惊叹号并不能使其变成正确的。如果田松双博士想“把地球放在宇宙的中心，并得到与日心说同样的结论。”不妨试一试在地球静止的坐标系中如何用“牛顿物理学”解释季节的变化？或者计算一下一光年之外的恒星，每天绕地球转一圈，其切向速度是光速的多少倍？作为科学史的研究，不妨问一下：“为什么牛顿生在哥白尼之后而不是之前？”

总之，吴国盛、刘华杰、江晓原这些反科学文化人的手段不过如此。

注释：

[1]格路（grue，也译作“绿蓝”，还有bleen，译作“布林”或“蓝绿”）的定义：

Green (t ≤ T)

grue=f(x)={

Blue (t > T)

将式中的grue换成“华杰”，Green换成“反伪科学”，Blue换成“反科学”，T代入2002年11月16日15:00 （哲学沙龙开始的时间）即可。

详细解说请参见刘华杰《一点二阶立场》p16-35

[2]例如吴教授的“人文老妈论”，让人哭笑不得。人文是科学的老妈，已经成年的科学就应该听从“人文”么？这个逻辑不仅不符合现实的社会生活习惯，即使搬出“礼教”，查查“三从四德”，那也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吴教授搬出“孝道”，以避免科学的“僭越”，虽然没有直率的说出科学应该服从人文，但在那场“反克隆人闹剧”中还是勇当主角，对着科学发号施令，实践着人文领导科学的“僭越”活动。

附录：

清华教授怒斥吴国盛：你就是反科学旗手

作者：赵南元

反科学文化人认为“何谓科学的精神？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批判的精神”，但是他们的这种“批判”是个半导体，只许他们用谎言来“批判”科学，却不许别人“批判”他们的谎言。对于别人有理有据的批评从不敢做出正面回应，只靠给对方扣上“持一种僵化的教条的态度”的帽子，就自以为可以得胜回朝了，这些人真不知“学术”为何物，还以为学术不是靠证据而是靠“态度”吃饭的。

吴国盛

吴国盛教授作为中国反科学的旗手早已名震天下，如果觉得“今是而昨非”，愿意再次改变立场，当然值得欢迎。但是如果又要反科学，又不想担这个名声，恐怕不大容易。这次“摘帽”的根据也十分有趣，引用了两年多前的一篇读者来信作为证据。遗憾的是这篇来信却帮不了吴教授什么忙，写信的山东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牛玉波声称“至于吴国盛先生《科技应有禁区》的访谈录，我没读到，也就无从评价。”牛先生所感到的只是“困惑”，但这“困惑”不是针对我的，因为他明确说“赵先生形成上述结论并不令人困惑”，所以我当时对这封信未作任何回应。他的“困惑”是针对吴教授的：“令我困惑的地方也正在这里———难道吴先生会魔术般摇身一变，从传播科学的标兵突然转变成反对科学的逆人了吗？”

这位牛先生大概比较年轻，阅历有限，还不体会人是会变的。像我们这些有了一把年纪的人，亲眼见到很多文革中的极左激进份子在市场经济中变成了腰缠万贯的董事长，对于人的可变性早已司空见惯，是不会感到“困惑”的。正如国际关系“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一样，“人性”也是“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立场”。从我第一次见到吴国盛教授，他就已经反科学了，所以我无从知道他是不是“魔术般摇身一变”，但吴教授在各种访谈中从不讳言他曾经是个“科学主义者”，而现在则反对“科学主义”，所以这个“变”是肯定存在的，牛先生大可不必“困惑”。就连牛先生“读之沁人心脾”的《科学的历程》也在变，再版时加上了“反科学的尾巴”。

虽然没见到吴教授怎样“变”，但几个月前却有幸见到华杰博士在我眼前表演了“魔术般摇身一变”的全过程，说明这种“变”法也有其现实可能性。而且“变”了之后也不忘对这种“魔术”作出解释，据说是从“缺省配置”升级到了新的版本，进而还有江晓原的解释：“告别自己的初恋情人”，而且“不是郎君负奴家，也不是奴家存心要负郎，实在是时移势异，社会正在发展，情况已经变化，不得不如此吧。”

“摇身一变”本身并无褒贬之意，问题在于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至少华杰博士在“摇身一变”之前还写了不少有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独立的文章，而“摇身一变”之后却变得口欲开而嗫嚅，吞吞吐吐起来了。吴教授“变”得早，我只看过他“变”之后的文章，总的感觉是语无伦次，堆砌词藻却不知所云。就拿崔雪芹这个访谈为例，本来的目的是想否认自己反科学，自称是在反对子虚乌有的“科学主义”，是“对科学进行反思”，却又在访谈中露出马脚，用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反对日心说和显微镜。日心说是现代物理学的发端，显微镜造就了现代医学的基础，反对掉这两者，就挖了现代科学的老根，还说不是反科学，鬼才相信。吴教授在别的文章里还说“进化的故事令人绝望”，看来还想把现代生物学也连根拔掉，恢复神创论。

吴教授要做的“工作”是“科学本来就有的人文被丢掉了，现在我要把它拣回来再塞回去。”他要“塞”进科学的是什么？无非是“允许胡说”的“人文”，如果科学真的被塞进这些胡言乱语，科学也就变成像“人文”一样有机会“玩弄魔法”的地方，那可真是“科学的终结”了。

吴教授想玩魔术，最好不要在科学面前玩，因为太容易被戳穿，弄得索然无趣。而且玩魔术也得有点真本事，你要是能从空礼帽里拎出一只活兔子，至少还能赢得惊叹之声，如果只是从帽子里倒出一些西方中世纪的神学垃圾，观众看了也只剩下恶心，这种拙劣的魔术毫无审美价值。

清华教授吴国盛是如何反科学的？

作者：怀疑探索者

昨天我在头条动态中写了一句话，我说：吴国盛、田松、刘华杰，很久之前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大反科学三人组”。有一位朋友看见了有点疑惑，他在群里面询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正巧群里面在讨论吴国盛批评《三体》的事情。据悉，清华教授吴国盛对《三体》的评价引发了争议：他称《三体》受追捧让他大跌眼镜，并且认为科幻在所有文学题材中属于贫乏的存在，它只是便利地使用了一些科学元素，但真正打动人们的还是故事中的人性。

那么，吴国盛所谓的人性是什么呢？其实，我对吴国盛认识多年，对他的思想脉络是非常了解的。基本上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点：1，敬畏大自然，所以科学应该“循规蹈矩”；2，主张回归田园，排斥工业化；3，希腊的理性科学思想演化不出科学，基督教才是科学的母体，没有基督教就不足以诞生现代科学；4，科学越发展，人的价值越丧失，而不是解放人类。

所以，吴国盛所谓的“人性”就是围绕以上几点展开的。而由于刘慈欣的作品中没有他喜欢的元素——神学尊崇、“人性”拯救宇宙——所以不受其待见也很正常。何止是不受待见，刘慈欣的《三体》中透露出的那个冷峻、残酷、充满了生存竞争的世界，必然让吴国盛这些所谓的人文知识分子心里不舒坦了。吴国盛号称是研究科学史的，但其研究了一辈子，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宗教在科学史发展中的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他的“学术范”很高，文章遣词用句写得眼花缭乱，但归根到底和田松这些人殊途同归，即贬低科学的重要性，要让科学尊崇宗教，或者至少要接受哲学的领导。否认的话，就是“科学主义”“科学霸权”。他认为这样的科学即是“不敬畏大自然”，必然最终导致人丧失自我存在价值。可以说，吴国盛是一个比田松要隐蔽一些，对科学持有偏见，具有反科学思想的传统人文主义者。

对于吴国盛批评《三体》没有“人性”，申鹏就此在前天发表了一篇文章，写道：

吴国盛这群人思想成型于80年代，那个年代的某些东西，早已在他们脑海里根深蒂固，你去读他的所谓“科技史”著作，其实就是西方中心论的“科技史”，在他看来，西方是从思想到文化......方方面面都甩开我们一个银河系的......吴国盛或许只看到了《三体》中的“前进，不择手段地前进”，以为这便是“没有人性”，实际上他丝毫没看出作为弱势一方人类的坚持、奋斗、博弈、牺牲，那种悲壮的美，这也是“人性”，这才是真正“给岁月以文明” 。吴国盛是个标准的“反思派”，认为文艺作品最大的作用就是“反思”，他说：“西方科幻文学以科幻、预言的方式，揭示科学可能产生的恶劣后果，而中国科幻文学缺乏此类反思，基本上是对科学满怀热情地讴歌”，“以《三体》为代表，它是有一点反思的，但是反思得不够。”刘慈欣听到这段话，怕不是要笑死，《三体》确实是在“反思”，只不过不是反思“科学可能产生的恶劣后果”；而是反思“科学不够先进，人类不够强大带来的恶劣后果……”。

申鹏把吴国盛这个人真是一眼就看穿了。吴国盛之所以厌恶刘慈欣创作的《三体》，本质上还是因为其作品没有反思“科学可能产生的恶劣后果”，反而去反思“科学不够强大造成的后果”，刘慈欣表达的这种追求科学进步的紧迫感，让吴国盛感到科学的地位被抬得“太高了”。

吴国盛反思所谓“科学可能产生的恶劣后果”，就是他和田松这些人一辈子所从事的人生事业。田松比吴国盛说话更加露骨，他甚至在课堂上公开的暗示学生捣毁实验室。早在2015年1月18日，田松就表示：“我们要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我们要剥夺科学家的话语权。”田松认为，“科学和技术正是资本当下庞大的帮凶”。田松为什么这样仇恨科学呢？我的朋友科幻作家郑军对他的评价一针见血：吴、田这些人都是食物权利运动的信徒，希望大家都回归到小农经济，自己种自己吃，基本上不交易。而在现代社会，农产品都是要卖给城市的，那么当地的养分就流失到其他地方去，然后这些养分就要靠化肥来补充，所以就变成了一种由工业来支撑的农业。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农业。所以田松他们公开反对现代农业，因为他们认为现代农业的发展必须依赖工业和科学技术，最终由科学家说了算。他们据此认为，既然社会是依赖科学技术和科学家的，那么个人的自由就会被科学技术压制。加上近代以来科学对某些旧传统思想的漠视，这种态度也让他们不满意。他们的信仰，就是未来世界由他们这样的人文知识分子主宰和支配，包括科学也要服从其领导。所以最好是让社会退到小农社会，小农社会的社会环境不需要工业化和科学技术，那里边的人由于无需依靠科学知识，自己种地就能活一辈子，所以才能是大写的人。

田松

对于田松“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的言论被知识界批评，吴国盛对之进行了辩解和维护。吴国盛在《爱因斯坦是反科学主义者》一文中这样说道：“警惕科学家这个问题实际针对的是现代科学，因为现代科学不单纯像古典科学那样纯粹追求真理，它有功利目的，科学家自身也有利益诉求，特别是现代科学不是不花钱的科学，有的时候常常要花纳税人的钱。现代科学也不是没有物质后果的科学。产生什么后果呢？即对有些人有利，对有些人不利。科学家是利益相关方......所以反科学主义的问题跟所谓伦理问题是关联在一起的。”在吴国盛来看，科学家就是和商人一样的利益群体，既然是利益群体，当然要被警惕。他认为，科学家很容易会出于利益的考量作出“恶”的事情来。自然，给科学和科学家套上枷锁，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现代社会，科学体系在判断知识方面具有超然的地位，这确实很让吴国盛、田松这些人不愉快。为了否认科学的这种超然地位，吴国盛和田松就经常大谈“科学主义”，认为“科学主义”代表了霸权，不是一个好东西。吴国盛在其个人公众号中忿忿不平的写道：一种畸形的科学意识形态却如此占据上风？如何走出科学主义的阴影？为了“打破科学主义”，吴国盛还撰文说，我要“从哲学的角度反思科学”，他对“在当下中国，科学家和反思科学的往往不是同一帮人”感到不满，于是他说：“在中国没有教会，文学艺术家也多是科盲，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批评，哲学家也很少批评，因而没有这种制约的传统。一直以来，我们基本上都是大一统传统，所以发展科学就没有边界、没有限制。在西方很谨慎的地方，中国人的步子迈的都很大。”在他看来，科学的步子迈的实在太大，这是不能让人放心的，所以必须有制衡科学发展的事物出来，对科学研究予以“划定禁区”。所以吴国盛在另外一篇旗帜鲜明的反对克隆技术的文章中写道：“人类克隆技术是伦理上不可接受的。”他还在《敬畏生命——关于科学有禁区的思考》一文中阐述说，近代科学之后，生命的神秘性消失了。在科学家眼中，生命是非常透明的东西，不过是各种各样物质的某种组合。这种对生命的看法是导致基因工程实施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说，生命中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我们有权利对它进行重新组合、重新组装。但如果没有一种对生命独特地承认，我们科学知识本身的可靠性也就成问题。对“敬畏生命”的丧失，会导致科学技术对他人实施不合理的手段。在吴国盛看来，基因工程由于改变了生命形态，并非是自然界进化，就是“不敬畏生命”，这是让他无法释怀的。于是他还臆想着科学家们在“无限制的使用基因工程技术”，于是“导致了不可逆转的后果”。“人为制造的东西，由于没有天敌”就会“生态失衡”。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如何给科学研究划定禁区呢？吴国盛撰文指出，要“为科学注入人文因素”。他在这里首先就歪曲了科学的内涵，造谣科学是没有人文思想的。但实质上科学是最彰显人文精神的。科学不是一种企图占据和消灭人文学科的霸权主义驱动力，而是为人文学科的知识工具提供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可能。

Steven Pinker在《Science Is Not Your Enemy》中阐述道：虽然科学事实本身不能决定价值观，但它们却能对价值观进行约束。科学剥开了教会在客观事实上的权威外衣，质疑宗教在道德上的可信性。科学对复仇之神和神秘力量的理论进行反驳，阻止了活人献祭、猎杀女巫、信仰疗法、神判法、和迫害异端的实施。科学的事实，展示了宇宙法则的无目的性，迫使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我们的种族、和我们的星球负责。基于同样的原因，科学腰斩了所有基于神秘力量、使命感、宿命论、辩证法、阶级斗争、或救世主时代的道德和政治体系。

当科学事实联合了那些无懈可击的信念——即我们都关注自身幸福、我们是紧密相联的社会动物、我们可以商讨行为准则，就对人类行成自洽的道德产生了正面的影响，也就是，坚持最大程度地使人类和芸芸众生更加繁荣昌盛的原则。这种与科学的世界观密不可分的人文主义，正在成为现代民主国家、国际组织、宗教信仰自由等事实上的道德规范，这也是我们将要完成而尚未完成的道德使命。

吴国盛所谓的“人文”是什么呢？联系到他这些年曾出版的著作，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所指之“人文”，就是科学必须接受宗教思想的指引。宗教里面提倡的是对超自然上帝的敬畏，认为人类不能也没有资格改造生命，这种思想必须灌输到科学家们的头脑中去。于是，“敬畏生命”就等同于“禁止改造”，科学发展必须得到约束。如果科学研究没有被划定禁区呢？吴国盛在《为科学注入人文因素》中，以一种痛惜的语气说：“当时我们想当然地认为科学与人性是一致的。很显然，我是转变得比较厉害的。”显而易见，吴国盛认为科学已经是与人性是相反的“恶”：“整个现代科学的悲剧就在于它丧失了最原初的意义的源泉，以至不知道很多东西意味着什么。比如，对生命的任何残害在今天都是可以想象的了，因为它不过是显微镜下无生命的僵死的片段、数学的组合。”

吴国盛还举例声称，科学带来了人类的自大，是对个人感受的侵犯。他认为，科学导致人类只相信力量和扩张，只有榨取掠夺，不敬畏自然。他说，“哥白尼革命的最大的摧毁是，你看见的运动不见得是运动。比如，太阳东出西落是我们的基本人生经验，但现在被说成是一种错觉。哥白尼革命的后果就在于开始贬低感觉世界，贬低的同时，抬出一个所谓科学理性的世界，这个世界开始主宰我们的本质世界，这种主宰的一系列逻辑后果是，地球是没有生命力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的能量都榨取光了，把废物都扔在这儿，只要我们掌握足够能量，太阳系我们都可以不放在眼里......”哥白尼等自然科学家对吴国盛这样的人在精神上的摧毁确实是很大的。所以他在文章中使用了“贬低感觉世界”“所谓科学理性的世界”这些明显带有不满、不屑情绪的短句。在他那里，“科学理性”给世界带来的是不确定的恐慌，她摧毁的是旧文人的骄傲，因为他们从此的行为准则都要接受科学的一番审视，“这不科学”一类的评判话语会让他们感到被侵犯了自尊，认为科学本没有资格对他们“指手画脚”。于是，吴国盛重点强调说：科学精神不一定是好的东西。

而在吴国盛的《百年科学回顾与哲学反思》一文中，更是把他的思想表露得淋漓尽致。他指出，科学伤害的是人性。而“当科学提供的完全是一个必然性的、完全确定的世界，那么，种种意义的世界和价值的世界就没有余地了。既然科学抛却了人性，抛却了人的自由和伦理，以及对生命的尊重，意义又将何在？”所以，他说：“科学终有一天，将让人的意义与价值不存。”

事实上，这是吴国盛个人对科学的偏见和误解。

科学既没有给出过一个“必然性的、完全确定的世界”，也从来没有否认过“种种意义的世界和价值的世界”。科学是一种伟大的人文精神，实事求是便是这种人文精神的本色。科学恰恰要反对的就是“必然、确定”，因为她尊重和崇拜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倡的是不断突破，即无穷无尽的发明创造，这些发明创造解放了人类的身体，也拓展了人的思想境界，让人具有更好、更高尚的精神追求。

科学的核心是方法体系，即在千万个追求知识的各路方法中寻找出最可靠的一种，让人们获得的知识是最靠谱的。科学从来不强迫别人接受自己，也绝对不可能说自己“永远正确”，而是“摆事实、讲道理”，让你懂得“货比三家”，如果不选择科学就会吃亏。

科学也不会对有价值的传统文化指手画脚。恰恰相反，即使是最具有科学精神的人，也可以与传统人文思想和谐共存。比如，很多科学家就祭祖，也烧纸钱。他们也爱进寺庙参观游赏，逢年过节也互说“恭喜发财”，他们也吟诗赏月、翩翩起舞，很多大发明家、大科学家自己就是积极和高水准的文艺爱好者，甚至是第一流的小说家。

科学更不会否认人生和世界的意义。薛定谔就认为，没有人，宇宙就只是一个波函数，是冷冰冰的；有了人，才有这多姿多彩的大千世界，才有了温暖的万象世界。科学家们指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千方百计让生命基因存在、延续、传播下去，一切社会行为要符合生命延续的进化方向。而相应的，要建立起“人本主义”为核心的文明，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

可以说，科学与“人本主义”是一脉相承、融合贯通的，她仅仅反对的是“神本主义”，即把超自然的意志强加到人们头上，进而束缚人的自由和劳动生产力。

赵南元

吴国盛教授对科学的理解如此离谱，也怪不得同为清华大学教授的赵南元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点名吴国盛：吴教授作为中国反科学的旗手早已名震天下。

驳江晓原教授：人类不能达成永生，就要迷信吗？

作者：怀疑探索者

节选：

有人留言提问：“相信科学的方法？”就短短的七个字。我不是太明白留言者的意思。他是问为什么要相信科学方法呢，还是问以怎么样的方法去相信科学？按照我的推测，应该是前一种，即我们为什么要相信科学方法。

是啊，世界上不是仅有科学一种，还有神学、巫学、哲学等等等等。按照某些人的自己理解，科学仅仅代表了学校里面的几门课程而已，并不能包含世界上的一切。既然如此，凭什么一定要大家相信科学方法呢？

在我们所知的世界上，确实还有其他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可以让大家做选择题。比如，玄学信仰等等。但是，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我们必须提倡科学，要相信科学方法。这是因为，只有科学方法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至于其他的“信仰”“方法”，都属于假、大空，或者纯粹是嘴炮，它们都无法真正的解决问题。只有运用科学方法，才可以切实有效的解决问题。

壁画

对于有着宗教、玄学等信仰的人群来说，他们最关注的终极问题，就是所谓的永生问题。对此，他们选择信任某些虚构的东西，比如，幻想人死后还有灵魂存在，有一个天堂的存在，进入天堂就可以永生不死。虽然得不到正确的证实信息，但他们就是如此的坚信这些东西必须有。按照他们的性格，他们还会“教训”你：你别不信，等你到了那一天就后悔了！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你居然敢不信他的那一套，那么吃亏是你，他们是胜利者。我觉得，这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自信，说穿了，就是盲信，或者就是迷信。迷信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相信了不该信的东西。有些东西本就不该你去信，只不过由于它们给你画了一个美丽诱人的大饼，看起来很香甜，于是你就选择了无条件的迷信。诱人归诱人，但是仔细去分析，实际上只是画饼而已，从科学证据上、逻辑自洽上，这些画饼都是一戳就破。

你们选择相信谎言，只不过是因为谎言看上去很美丽，满足了心理需求。但谎言永远是谎言，不能因为信仰的坚定程度，就自动转化为现实。

我记得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江晓原曾经和刘慈欣发生了一场辩论。在辩论中，江晓原对刘慈欣说，他之前也是信任科学的，后来发生了三观转变。他还说，凭什么要我去相信科学方法？如果科学方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那么我就相信它。但是，如果科学不能解决世界上一切问题，就要允许我和其他人不再信任科学，而是去相信其他的东西。

江晓原

这些年，名校教授反科学的例子不少。不要以为名校里面的都是好的、正确的。这个江晓原其实是很糊涂的一个人。我当时看了这场辩论，心里立即就知道，江晓原虽然贵为名校教授，可是他至少在逻辑分析能力上是很弱的。科学当然还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要不然科学还需要发展吗？但不能因为科学还在发展之中，不能给你画一个美丽诱人的大饼，你就要去选择谎言。江晓原在生活中遇见了思想困惑，想迫切的解决自己不能化解的难题，他就一定要选择科学以外的方法吗？

按照江晓原的逻辑想法，他要达成永生的心愿，既然目前科学方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就要去信任神学、玄学。可是，我在这里也想特别的问一句江教授：我的心愿是想赚人民币10000个亿，这就是我的心愿，而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个时候，传销告诉我，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请问，我是不是要选择信任传销？

画的大饼好看，就要迷信吗？

实践告诉我们，科学知识在知识里面最可靠，科学方法在方法里面最可靠。我们如果不信任科学，就会吃大亏、受大罪。这是历史教训！很简单，买货还要货比三家，正常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会用脚投票。现代医院的就诊量比其他任何传统医馆要多得多，就是最直观的证明。科学方法之所以最可靠，是因为它不受主观思维的干涉，也不重视所谓的经验，而是注重测量。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可以被测量的。不能被测量的东西，都属于形而上学，不在科学考察的范畴以内。

我觉得已经去世的清华大学教授赵南元有一段话说的非常好，他说：

“科学讲究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只告诉我们能解决哪些问题，以及怎样解决它。而且科学还告诉我们什么是不可能的，例如能量守恒定律告诉我们发明永动机是不可能的。科学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原则，在科学领域之外当然也有应用的可能，在非科学领域应用各种科学方法有很多成功的先例，即使有暂时不成功的例子，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仍然是值得的。”

这让我想起了那个永生的问题。很多神学理论都给想永生的人画出了美丽的大饼，但是具体达成目标的实施方案却没有。即使有，也没有一个是可靠的，完全没有依据。一些所谓轮回、转世投胎的“传说”“证据”，无一不是虚无缥缈的谎言，没有一例被证实。

人类不能达成永生，就要迷信吗？

倒是科学给出了关于永生的一些构思。虽然科学还不能打包票说一定会解决，毕竟杨振宁的学生张首晟教授说过“人生就是一场反熵增，但死亡是永恒的”，但是我们“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仍然是值得的”。只要不违背科学理论的基础，我们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哪怕是过程很艰难，总会有所收获，即使最终不能真的实现永生，也有很大概率让人类的寿命达到接近无限漫长。具体的，可以参考我的文章《科学能解决人类永生问题吗？也许真的可以》，链接在：

https://www.toutiao.com/i6896268521697706504/?group_id=6896268521697706504?group_id=6896268521697706504 。

就好比我之前质问江晓原，我想赚10000个亿，这个难度相当于获得永生，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付出了坚实的努力，虽然赚不了10000个亿，但是最起码我可以做一个富翁，不至于穷困潦倒。而按照江晓原的思维逻辑，既然赚不到10000个亿，就选择每天焚香祷告：“主啊，快给我10000个亿吧！”

但愿江教授可以达成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