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立言与立功

古代书生要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之后就能做官。他们要修齐治平，要立德立言与立功。但是，考不中的书生大有人在。他们要追求怎样的理想呢？

考不上的书生要立德、立言，要成为地方上的行为模范。虽然他们不是真正的权贵，但在文化水平上并不差，甚至和考中的书生在学识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他们身边的老百姓都没什么文化，不识字，需要有人引导，考不中的书生就成了自觉的引路人，因为他们读过圣贤书，知道圣贤的行为准则是什么，就要按照圣贤的标准去做。当他们自觉和圣贤看齐的时候，就是带动别人向圣贤学习的时候。

考中之后，进入官场的书生基本上抛弃了圣贤书那一套，要按照官场的行为规范来要求自己，尤其是行贿受贿，以权谋私方面简直是手到擒来，毫不费力，按照惯例走就行了，不必要独创圈钱的手段。等到他们做官久了以后，就知道官员到底应该如何做了。表面要宣传圣贤那一套，而背地里都是互相倾轧，行贿受贿。但他们毕竟受过圣贤书的教育，要学圣贤立德，树立管辖范围内的民间道德规范，还要以身作则，其实只是做做样子，究竟什么样，只有他自己知道。也就是说，他们提倡的道德只在他们在任的时候管用，也只是一种形象工程，等到他们卸任之后，提倡的道德就不管用了。继任的官员会继续提倡道德，不过已经推翻了他们提倡的道德，另外树立一种道德，算是造一种另外的政绩。此外，官员还要立言，就是写文章。有的官员要写诗作词，写散文，却很少写小说。或许，在他们那个时代，小说被称为荒诞不经的文体，没有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吧，抑或许他们作为官员要行事严谨有法度，立言方面不能随便胡编乱造吧。于是，官员们大多会写写诗词，写写文章，却大多不会写小说，或者说，不愿意去写，不屑于写。立言的同时，他们要立功。在书生的时候，他们就抱定了修齐治平的理想，要为国立功。文官不爱财，武将不畏死。立功之后，受到皇帝封赏，博一个封妻荫子的结局，人生也就圆满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能立功的，而是一部分官员能够立功，另一部分官员只能庸庸碌碌在官场混下去。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官员站错了队，被打击，被贬谪，被下在大狱，被砍头，也就没什么奋斗的可能了。但他们就是不会像陶渊明一样辞官归隐，而是继续做官，即便被贬了也要做官，被砍头了，也要尽量保持官位，给后代留下一点福荫。

官员可以立德、立言、立功，地位得天独厚，当然也有立起来以后又被全盘推翻的。元祐党人碑就是一例，被诛了十族的方孝孺是一例，金圣叹哭庙案又是一例。以至于清代的很多大儒真的怕了，远离了政治和现实，躲到考据之学里去，皓首穷经，兀兀穷年。民间的书生们就自由很多了，考不中可以做幕僚，可以做书馆的先生，可以给人算卦相面，可以替人写书信等等。但他们还是受到了圣贤书的影响，要立德，以身作则。毕竟，他们的身份是知识分子，懂政治，也懂一些社会内在的道理和规律，只不过浮于表面罢了。要是让他们代替考中的考生，到官场做官，不一定比那些考中的考生要差。毕竟，考中的考生做官的时候已经大多用不到考试的内容了，也就抛弃了圣贤书上的一套，悉心钻研做官的学问，要深通官场潜规则了。而考不中的考生在才学方面并不比他们差很多，甚至还有的很有才学，就是不被主考官青睐。于是，就要自己著书立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蒲松龄写《聊斋志异》，都可以立言，流传后世。他们也都是落第的考生，包括写《西游记》的吴承恩，都是落第之后开始写作的，比起在朝的文人，他们的创作影响力更大，而在朝的文人还是以诗词为正宗呢。得益于当时经济的发展，民间文化、文学也开始发展，小说成为主流，内部嵌入了很多诗词，而诗词本身却不再是影响最大的文体了。

唐宋的很多民间诗人影响力不如在朝的文人大，尤其是在朝做官的文人，升迁的时候做的诗词并不见得好，要是被贬谪了，做的诗词反而出奇地好。除了文学方面悲剧的影响力更加动人心魄，更加持久之外，就是他们认识到了官场的真面目，也认识到了自身的局限性，当然就会写好了。民间诗人不少，只是出名的并不多，因为诗坛被官员把持，官员本身就拥有话语权，而民间诗人没有话语权，也就只能自娱自乐了。

民间书生能立德、立言，但就是不能立功。立功是官员的事，和书生无关。要是民间的书生也想立功，就要参加科举考试，或者被人举荐，做官之后就能立功了。但是，立功哪有那么容易？有时立功之后反而受到排挤，还不如庸庸碌碌做官，享受国家福利待遇呢。于是，官场上出现了很多无所作为的官员，即便吟风弄月也不一定能写好，而民间却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尤其是明清时期，这种现象更为明显。

或许，立言才是重要的，不管做官还是不做官的书生都要立言，力求通过书本传递的言论能够更为长久，而立德与立功却并不如立言长久，这就是很多官员和书生著书立说的原因，以求不朽。真正的朽与不朽，只能靠后人评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