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悬泉汉简反映的丝绸之路再认识

悬泉置遗址

敦煌悬泉置汉简是记录中西交通史上一件大事，价值之高与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的，也是汉代丝绸之路最宝贵的文物遗存。很多学者依据对汉简的整理与缀合，拼接出断裂的丝路文明，对我们具有不可替代的启发意义。

近几年来，关于汉代有无李希霍芬所定义的“丝绸之路”争议不断，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意见：其一，丝绸之路交流是双向的，中国的文化对外传播证据不足，没有一条从汉长安通往罗马的笔直商业大道，传世的零星文献记载尚不足以说明汉代与罗马帝国架起了一座丝路桥梁。李希霍芬在十九世纪所勾画的“丝绸之路”是西方人心目中构筑的殖民势力范围梦想。

其二，“丝”比“路”更容易引人误解，因为丝绸只是中西古道货物交易中的一种物品而已，金属制品、矿物原料、玉石、香料、马具及皮革制品、玻璃和纸都很常见。用“丝绸之路”为它命名，误以为“丝绸”是罗马帝国时代对东方最感兴趣的商品，实际上对文明交流的贡献，中国“四大发明”特别是纸远远超过丝绸的传播。

悬泉置出土纸文书其三，丝路经济活动主要并非长途贸易。那些绿洲聚落大多以农业而非商业维生，绿洲贸易大多发生在当地城邦之间，转手中介占据绝大多数，而且多“以物易物”而不是用货币交易，所以认为丝路上“实际的贸易额相当小”，并没有活跃的国际物资交流。其四，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本身是政治外交、军事联合和国家安全，而非重视贸易，宗教、艺术、语言和新技术交流方面的意义远远大于经济外贸。绿洲小邦国的经济活动不大可能那么依赖外贸。对丝绸之路从经济收益和对外开放意义上的理解是一种误读。对于这些质疑和不同看法，我们需要细化、认真回应。

一，汉代传置道里簿记载的驿站里程路线

汉代丝绸之路真实地存在吗？1974年从居延破城子出土的里程简和1990年敦煌悬泉出土河西驿道里程简，构成了汉代长安到河西敦煌的里程表，两处发现的原始里程简（又称“传置道里簿”），清晰地记载了汉代丝绸之路驿传设置和行进路线。正是这些汉简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当时有道路、有驿站、有里程，不再是一个粗线条的丝绸之路，不是猜想与意象，而是由出土文献细化的历史路线。汉代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是，东面始于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经咸阳，一条路沿泾河而上，经固原、景泰进入河西走廊；另一条路沿渭水西行，经陇西、金城（今兰州）进入河西走廊。沿河西走廊西行，经武威、张掖、酒泉，即到咽喉之地敦煌。由敦煌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按照汉简分为京畿段、安定段、武威段、张掖段、酒泉段和敦煌段等六段路线，每个站点平均相距约38公里。唐代敦煌文书《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记载开元时期十九站的交通路线更为详实丰富，充分说明汉至唐的继承关系，由政府开办的驿站不仅提供了食宿停歇补充的便利，而且有官方法律保驾护航。不管是小规模中转贸易还是长距离远途贸易，都可供大规模商队休整联系，是一个网络式的链接。

汉代丝绸之路沿线交通设施示意图

我们发现汉唐远途奢侈品贸易的简牍与文书都极为罕见，但在中国境内敦煌悬泉置一个驿站就能发现的二十多条记载，如果不是有着巨额利润的可能，又是什么驱动着这些逐利的商人长途跋涉呢？汉代以来“胡商”的形象通常都与珠宝等奢侈品有关，这恐非偶然，因为高利润高风险的长距离贸易大多以高价值的商品为主。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精美文物留下的遗宝。出土的简牍文书也不可能忠实地全部记下所有的过境贸易，因为断简残篇本身就只记载部分信息。何况一个烽置也只是过路驿站，同样不可能记录过多的异域人物观察材料。但是汉代是一个重视文书记录的帝国，我们从居延和悬泉这两个地方汉简的吉光片羽，推测每个驿置都有“传置道里簿”的记录，官方勘验护送西域来客就是一站站接力不断，从使者、贵人到胡商接踵而来，可以再认识西域的外来胡风，开眼一瞥外来的世界。

二，悬泉汉简所见的西域胡人与物品

对出土简牍，中国的考古学者一般从文献、年代史的角度进行梳理研究，欧美考古学者更多地从人类学、社会学角度进行研究。为了回应西方学术界，我们也从人与物两个角度给予关注。

悬泉汉简还记录乌孙、莎车、大宛、大月氏等国使者，如果说使者是官方代表，其本身就说明了西汉后半个世纪政治稳定与边塞畅通的状况，汉代长城、烽燧、关隘、驿置、城堡等构成军事设施保障着道路的畅通，反映出当时丝绸之路往来的频繁与密切。从悬泉汉简可知，过往的大队人马长途跋涉并不是纯商业目的，但结伙相伴有组织的队伍中有商人的存在，这本身意味着对那些来自中亚大宛、康居、大月氏、乌孙等的人们而言，存在着刺激他们远距离流动的机会，有着对奢侈品等诸种特产的需求，如果没有一个商贸网络的存在，也不可能形成以后沿中西古道沿线的移民聚落。当然，在诸多变迁的汉代路线，本身也要求汉帝国在军事上稳定的环境和地方沿途治安护卫的支撑作用，这是长途贸易的基本保障。

三，从汉简观察打破胡汉隔膜后的西域人种面貌

悬泉位于河西走廊西头，来往的人员中驻守西域的官员或其他民族首领不少，虽然这里“西方”所指比较笼统，但是汉人的认识西方已不是遥不可及，而是有所指向。西汉后期流行的西王母也说是来自西方，一时风靡汉地直到长安、洛阳京畿地带。

大英图书馆藏20世纪初斯坦因所获简牍残片中，有管理人事簿籍残文，记载了西域诸国往来人员的登录，虽然这些残简文字已磨灭，但是仍能看出当时对西域月氏国胡人往来是登记造册的。完整的名籍应该有国名、姓名、年龄、身高（短壮、高瘦）、肤色（白色、黄色）以及脸部特征（面短）等等，汉简里面也没有西域伎乐或乐舞人记载，反映当时还是以商贸人员最为重要。胡奴或奴婢应是丝绸之路商队不可或缺的人员，特别是将“奴婢”作为西域贩卖人口的特产，这是值得关注的。可惜汉简残破断失，只笼统地提到“从者”，目前还没有发现专门的记录，倒是居延、金关汉简中有“奴”、“大奴”的名籍，跟随使者、贵人的“奴侍”也许身份低下忽略不计。我们在中原各地见到胡人举灯、胡人守门、胡人吹箫等艺术造型的文物，正说明汉代入华胡人已经渐成群落。悬泉汉简上记录了一些物品，“移护羌使者移刘危种南归责藏耶茈种零虞马一匹、黄金珥悬青碧以”，胡商到来必定携带物品，这是贸易的基本规律，从印度到中亚诸城邦公元1世纪前后来自西亚的提花亚麻布、黄玉、珊瑚、苏合香、乳香、玻璃器皿、金银盘、葡萄酒等已经流行。由此出口的物品有：香草、没药树脂、枸杞、甘松香、绿松石、青金石、赛里斯兽皮、棉布、绢纱、靛青染料等。公元前2世纪，河中地区沙漠绿洲的布哈拉和撒马尔干城主开始发行银币，主要模仿塞琉古和希腊大夏银币，并在钱币上采用粟特文。西安发现的希腊铅币或许就是这时沿着丝绸之路进入汉城的。

关于汉帝国宏观历史下“胡风渐入”的微观变化，笔者曾专门论述过。我们不能将丝绸之路仅仅理解为一个历史符号或遥远的历史记忆，作为一个形象概念它可能有简单化的倾向，硬要纠缠概念而不重视内容无益于研究自汉代以来的中西交通，从敦煌悬泉汉简来看，虽然有些外来官名还不清楚其职守，祭越、钧耆、披垣等国位置至今还未破解，但汉代丝绸之路涉及人物与物品都是实实在在的，它体现了以官方使节与民间客商混合为代表往来的真实状况，可以下结论的说，出土简牍无疑为我们确定汉代丝绸之路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珍稀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