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与行

一

“知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其始于《尚书》与《左传》。《尚书》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之说，《左传》有“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之说。

大儒朱熹在《语类》中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之说，意思是：在知和行之间，论先后的话，是知在先，要是论重要的话，行更重要。

朱熹在元、明、清三代被誉为圣人，但朱熹的知行观给了人们这样的借口：我知得不够，所以还不能行，等我的“知”足够了再行。

在明代，首先对这种发难的是陈献章。陈献章曾经以才学“名震京师”，才能为大家所公认，然而却受到伪君子的排挤、攻击，甚至参加科举考试的试卷也不知去向，这使他对知行分离的现象深有感触。陈献章指出：“圣贤垂世立教之所寓者，书也。用不用者，心也。”这就是说，人心是根本，知而不行，阅读再多的圣贤书也是白读。陈献章的观点，可以总结为：认识需要通过实践表现出来。

对于知而不行的时弊，王守仁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时候提出知行合一说。王守仁有这样一段一针见血的话：“今人却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他认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又强调“圣学只是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王守仁把执行范畴中的知理解为良知，认为圣学功夫即致良知。后人总结为：知行合一。

二

所谓 “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知是行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举个例子：我们喝水，知道要喝水是“知”，喝水这个动作是“行”。知道应该喝水，并且喝了水，就是知行合一。知道应该喝水却不喝，不知道应该喝水却喝了，都不是知行合一。这就是：知是行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守仁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认识必然表现为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王守仁认为：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这无疑是有其深刻之处的。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深化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的关系，克服了朱熹提出的知先行后的弊病。

三

得益于现在互联网的发展，网上知识的极大丰富，现代人已经无需为查找知识而费尽心力，相反，喜马拉雅、得到、慕课等很多网站可以很轻松的提供大量优质的课程和学习资料，只要你想，就有。

于是学习变成一种浮光掠影，轻轻松松听听音频，看看视频，就能得到过去人们费了很大力气才能搜集整理的知识。于是你以为你自己懂了，就认为自己掌握了，就感觉爽了，其实这只是幻觉，你距离掌握还差了很远。

这就是“知”与“行”的关系。浮光掠影的听课，表面知道了，其实没有，只有实践了，才会真正形成自己的感悟。所以听课要咀嚼，要复述，要归纳，要结合自己的实践，以自己的语言重新表述出来。

“知”了，还要“行”，要动手写，动手做，动手实践。实践才是讲”知“真正落实到行动中，才是以行动去理解”知“。

“行”又反过来促进“知”，通过“行”，融合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不断归纳总结，反过来重新提炼和改善新的“知”。

认真学习，将学习的知识付诸实践，加深学习认知。通过实践，融合自己个人经历和体验，提炼、总结、优化新的认知。如此在“知”与“行”中循环迭代升级，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

嘉靖七年，刚刚平定思田之乱的王阳明在江西境内的一处码头病逝。临终前，身旁的弟子问王阳明：“先生，有何遗言？”王阳明泰然回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