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京力：近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研究

来源：《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原题《近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研究——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及与历史书写的关系》，作者：邓京力，女，北京市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 博士。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推文来自“史学理论研究”公众号。

美国历史学家林恩·亨特在 《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 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二战”后最重要的四大史学范式之一。①她的这个看法一方面是基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马克思主义史学长期处于主流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乃至全球的深远影响。对此，年鉴学派和英美史家也都有过类似的论述。例如，这方面的最新成果——由王晴佳和伊格尔斯主编的 《全球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②，着重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历史书写在全球范围内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中我们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不断地与其他理论互动借鉴，不断地受到其他学派的思想滋养，这也促使当今的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要想回避马克思主义几乎不可能。但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因此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挑战。全球化的趋势、后现代的来临、宏大叙事的危机、种族问题的积累、阶级与阶层的流动等问题，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应对这些纷繁复杂的变化时，急需自我更新和继续发展，以保持自身与时代之间的契合性。那么，深入研究和了解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的最新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关联性，批判地汲取其中有益的成分，用以推进国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建设和实践研究应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基础与学术价值

近二十年来，西方史学理论研究表现得相当活跃，越来越多的史学理论家、历史哲学家、经验历史学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加入到讨论中来。西方史学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及其对历史书写的影响，更加积极地对历史研究的性质、原则和方法做出新的反思。这些讨论的重要性在于：直接触及现代西方史学长期建立起来的历史观念、研究范式以及历史书写传统。可以说，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发生了整体性变化，其中孕育着21世纪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目前，国外对于近二十年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以下三类比较引人注目的形式和立场。 第一类，后现代史学理论家的理论建构，其学术旨趣在于解构现代西方史学理论体系和专业历史写作的基本框架与经验原则，同时广泛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建构后现代史学理论。 其中包括海登·怀特对历史叙事理论的研究，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对历史表现理论、历史经验理论的研究，英国史学理论家凯斯·詹金斯对后现代史学 理论谱系及其影响的研究、对历史学性质与限度的反思等。 第二类，稳健型的历史哲学家和史学史家在客观地审视后现代挑战的利弊之后，尝试探索西方史学理论发展的新途径。 其 中包括以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伯克霍夫为代表的充分发掘后现代挑战对于史学研究的建设性意义，并从中系统梳理出叙述与语境、历史表现与真实、文本与修辞、历史化时间、多元视角与历史书写等史学理论问题；以德国历史哲学家约恩·吕森、波兰史学理论家托波尔斯基为代表的对于弥合或超越现代与后现代史学理论的鸿沟、探索多种历史书写可能性的研究；以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为代表的对于“语言学转向”与历史研究关系的探讨、对于历史书写的诗性与科学性的讨论；以美国史学史家厄斯特·布雷萨赫为代表的对于世纪之交后现代挑 战及其后果的研究等。 第三类，经验历史学家从自身专业领域与历史学科整体发展的实际出发重新反思史学理论的基本问题。 其中包括以英国史 家理查德·伊文思为代表结合后现代主义对于历史事实、史料性质、历史知识和权力的关系、客观性问题的挑战，提出历史学的多重特性和学科发展的正当性；以美国宗教史学会主席伊丽莎白·克拉克为代表着重对于语言学、结构主义、叙事主义、文本主义等理论给历史学带来的启示和发现进行了系统分析。此外，微观史家卡洛·金兹堡，美国新文化史家娜塔莉·戴维斯、林恩·亨特，英国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等也都从其专业领域论及当前史学理论问题与历史书写的关 系等。

近年国内史学界也越来越重视对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尤其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影响历史研究走向的史学理论比较关注。我们大体可以将本题内容相关的研究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有关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整体性研究，涵盖从分析历史哲学到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历史哲学的演变、宏大叙事的崩塌、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历史语言观念、历史叙事理论、历史隐喻理论、历史语境等问题。第二，有关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和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包括对以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为代表的史学理论家的思想阐释，也有对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事实与解释、相对主义与叙事主义、历史学客观性等理论问题的专门研究。第三，从历史认识的角度，探讨现代到后现代历史认识的转变，论及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史家和理论家的思想对于历史认识所产生的影响。第四，关注到近年西方史学理论界出现的某些新变化，发现其中有关历史记忆、历史感、历史理性和历史时间等方面的研究。③

比较国内外近二十年史学理论的研究状况不难发现，国外已经从漠视、回应与分析后现代对历史学的挑战，发展到当前正处于融解和超越现代与后现代的鸿沟、探索史学理论发展的新途径阶段。而国内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是相当薄弱的，较为缺乏在批判性吸收这一轮西方史学理论研究成果之后深入探究其对历史书写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对重建历史学的理论基础和学科发展正当性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因此，系统与综合地考察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研究所出现的最新变化，特别是提出的新问题，对于21世纪中国史学和史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

Carlo Ginzburg

二、发展趋向与突破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在后现代挑战之后所发生的趋势性变化中形成了若干个理论上的突破点，比较系统地反映出后现代主义在理论层面所造成的主要影响及其提出的新问题。其中的核心涉及历史学性质、历史叙事、历史表现、历史经验、历史意识、历史理性、历史语境、历史时间、历史记忆等诸多方面。这里，我们择其要者简论之。

重新反思历史学性质问题是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发展中的核心地带。 针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提出的以文学形式探讨史学类型的路径，我们发现当代西方史学界对于历史学性质问题的立场可以划分为重构主义、建构主义、解构主义三种基本类型。 重构主义秉持经验主义的传统，强调历史知识与过去实在相符合的客观性与真理性，相信史家具有以历史叙事的方式重建过去的技能，拒斥任何理论模式在历史中的应用。建构主义主张历史在根本层面上依旧是对过去的摹写，但在经验事实之外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期实现对总体历史的建构，并达到宏观与微观的结合。而解构主义则指出了过去与历史之间、真实与叙述之间、实在与语言之间联结的脆弱性，全面质疑过去能否通过重构或建构的方式转变为真实的历史，主张以解构历史编纂学的方式透析过去如何被编制为各种历史。这一史学类型的划分标准本身即蕴含了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与实际指涉，即反对经验主义和认识论的理论预设，主张从文学形式或审美化、修辞化的角度来认识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因而将其定位于制造历史知识的文学形式。这虽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历史学与文学之间的深刻联系，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历史学的科学属性，不免有将问题重新简单化的倾向。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历史学是一个内涵非常复杂的学科。当下如何将历史学作为一套科学的知识体系、一门艺术或文学形式，以及所独有的学科技艺与规范等多重属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超越所谓重构、建构与解构主义的类型束缚，在史学实践中开拓新的融会贯通之路，这也许恰好是当前历史学回应后现代主义挑战、确立自身学科合法性的正当途径。

后现代挑战之后在史学理论领域所造成的另一个趋势性变化是从历史认识论转向历史表现理论(或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研究，即从关注历史认识的途径和历史知识的形成转变为追究历史是如何被表达与言说的。 历史表现理论强调语言与讲述历史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历史的内容和本质，甚至会形成某种形式的虚构性与内容真实性之间的矛盾。但历史真实仍然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这是历史书写据以成为可能的基础之一，因而探索历史表现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由此，西方史学理论出现了有关史实的真实与史学的真实、真实性与主体间性、历史叙事结构与真实性等方面的具体讨论，其在总体上说明了历史学自身的限度。当然，历史表现理论还直接影响到上述从表现形式对史学类型与史学性质的研究，如何看待历史学和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传统的关系，如何处理经验事实与应用理论模式之间的张力，如何审视语言、修辞等叙事形式对历史解释的作用，成为重新思考历史学性质问题的关节点。其间也暴露出某些将历史叙事完全等同于文学叙事、片面强调形式的重要性等倾向，但同时也使经验历史学家愈发意识到应该阐明历史研究的技艺在理论层面的意义，展现历史学科在知识、科学、伦理、审美等不同方面所具有的多重特性。对于国内史学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急需在此背景下重新发掘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表现与史学性质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与理论观点。

后现代挑战之后在史学方法论层面所造成的一个实际影响是对历史文本话语结构、语境的分析成为当前历史研究中较为流行与普遍受到重视的方法。 尽管文本主义和语境主义本身含有很多极端的思想成分，但对于以文本为主要依据和研究对象的历史学而言，从话语结构与语境论的层面解析史料似乎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代史家历史书写的基本途径之一，这也是专业史学自身发展的结果。因此，系统探讨话语分析和历史语境理论的来源、思想内容及其应用的实践性颇受到西方史学理论家与经验历史学家的关注。从方法论范畴而言，可以思考作为解释模式和方法论前提的历史语境理论，并结合当代史学的某些研究范式讨论其可能蕴含的实践意义。语境论是专业史学通常所采用的解释模式，原因在于它以历时性的叙事结构编排材料，体现了历史主义的精神，同时又提示出理解某种共时性关系的可能性。而从传统史学、语境主义、文本主义三种不同的方法论前提出发，对语境问题的理解则展现出不同的预设方案和语境化历史的差异性选择。

历史学是一门关于时间的学科，但历史学家是以何种时间观念借以历史化过去和进行历史书写的，这在以往似乎不成为问题。因为自编年史传统形成以来，历史时间不言而喻地变成了一个同质性、单向度、线性发展、客观中立的空置之物，历史学家只需要向其间不断填充内容就大功告成了。然而，在后现代主义挑战之下，时间问题渐趋成为近年史学理论研究中一个较为集中的热点。历史时间观念是伴随着西方现代化的过程，在自然时间的基础上通过复杂的人为建构而形成的，是现代西方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产物。它也成为现代西方史学专业化、科学化的基石。但是，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历史时间观念背后所隐匿的化约主义、线性目的论、普世性价值及其权力结构也逐步暴露出来。在此背景之下，一些西方史家和理论家纷纷提出重新反思历史时间观念，这或许为我们探究历史书写中的时间问题和建构新的时间观念提供了某些契机。

上述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在很多方面与后现代主义相关。目前而言，有的西方史家明确将后现代视作一个经典现代化之后的社会阶段，与后工业社会、晚近资本主义相一致，是一个反思和纠正现代化发展的阶段。因而，他们认为西方目前处于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普遍的后现代状态之中，并且后现代性是他们所生存的条件，也是当前这些西方史家所经历的历史命运。④在这类观点当中， 我们应该注意到两个重要的方面：其一，后现代主义在本质上是针对现代主义的弊端所进行的反思和重新评价，批判的主要目标是西方普世意义的现代性；其二，不少后现代主义者的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或者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极为密切的思想渊源，因而其观点中含有大量批判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内容与倾向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在对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取舍上，西方史学界存在着诸多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其中德国著名史学理论家吕森主张走一条中间路线。原因在于他认为：一方面历史学需要现代主义基础上的科学诉求和确定性为导向；另一方面，又必须认识到后现代主义理论在历史思考方面所做出的新的拓展与深化。据此，吕森提出了一个多维度、多层次且内涵丰富的学科范型概念，是他对历史学科和历史思维结构的理论构建。其间，吕森处理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之间的差异性与价值取向的矛盾性，并将二者共同融汇到人类历史意识和历史学科的发展进程中。⑤

Jrn Rüsen

三、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的关联性

在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史上，不乏某些理论流派由于脱离历史书写的实践，而只能停留于形而上学的层面，最终愈发远离历史领域。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的发展则呈现出历史书写的理论化趋势，甚而有“无历史不理论”的表征，理论与历史之间的关联性进入新一轮的互动高潮。

后现代主义挑战历史学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对元叙述的解构及其所带来的“大写历史”的崩塌。从目前西方史学界的回应中可以发现，虽然经验历史学家对后现代史学理论的很多观点仍持怀疑或批判态度，但在有关“大写历史”的问题上却表现出较多赞同的趋向。究其原因，这恐怕与西方社会在整体上所处的普遍的后现代状态有关。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身处后现代世界的西方史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书写历史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很多西方史学理论家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恰恰透露出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对其思想理路的影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后现代历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关联性。

而 对元叙述的解构渐趋导致历史书写放弃以现代性为中心的目的论和线性发展观，传统的思辨历史哲学和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日益受到批判。 然而，宏大叙事却并未因此而终结，全球史、环境史、科技史、文明史等跨区域、跨文化研究的兴起似乎预示着新的宏观历史的产生，其间也孕育着一种非人类中心、非西方中心、非线性的多元文化历史观。微观史、区域史、女性史、少数族裔史、公众史、底层研究、新文化史、历史记忆的研究也表现出“他者”化、空间化、性别化、非中心化、非同质化的历史书写趋势，在史学研究的实践层面建构着多重意义、多元视角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传递出多元文化之间的复杂性、矛盾性、交叉性。与此同时，近年西方史学界还出现了大量运用各种社会理论、文化理论、政治理论等理论工具重新书写有关社会的、文化的、民族的、权力的、性别的历史，在理论与历史书写之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双向互动。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史领域还造成了某些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诸如对线性进步史观、西方现代化模式、以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为中心的历史、历史真实、现代史学研究的范式等问题所进行的批判性反思。后现代方法也给中国史研究带来了多种研究旨趣的变化，诸如从以西方现代性为标准的中国史走向以全球史为背景的多元现代性的中国史，从宏大叙事的中国通史走向建构地方性与总体性、边缘与中心关系的中国史，从以主体民族为中心的中国史走向包括其他民族在内的多民族交流的中国史，从以男性活动为中心的中国史走向包括妇女史在内的性别视角的中国史，从以上层精英活动为中心的中国史走向包括下层民众在内的多种群体互动的中国史，从以反映人的理性活动为中心的中国史走向包括非理性的情感世界在内的复杂心态变化的中国史等。但同时，我们也需特别注意到，在利用后现代主义作为中国史研究的思想资源时，必须确定自身所要坚守的限度和边界。

近年国内史学界出现了有关“碎片化”的种种忧虑，似乎微观研究必然导致史学的碎片化。同时，我们又发现，以全球史为代表的宏大历史的日益兴起，这就形成了大历史与小历史两种截然相反的史学潮流平行发展的趋向。但从实际研究来看，以个体化、事件性、区域性、叙事化为特征的微观史学与宏观历史之间并非具有本质上的矛盾，相反成功的微观史学研究似乎总可以从不同规模、多种维度或层次、各类语境中建立起微观与宏观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小历史之间常常是相互交融在一起的。我们需要注意到西方史学界对有关微观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的讨论，尤其是对微观研究所应具备的宏观视野和基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所应思考的微观维度。这其中可能将社会史与文化史相互融合，将结构性、长时段与全球化过程具体化。

在全球化时代进行历史书写，这是当前历史学家所面临的最为重大的课题。而“全球转向”对传统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又产生了何种影响呢？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对西方文明优越性的质疑及其对西方标准的普适性批判，直接导致了对以西方史学传统为核心建构起来的史学史体系的反思，以及对非西方史学传统的态度转变。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得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迅速传播到全球，一个普遍的、理性化的西方似乎在这一过程中起到支配和统领的作用，它戏剧性地改变了非西方国家人们的精神与物质世界，同时也迫使他们重新思考如何保持自身文化传统的特点——民族性。西方与非西方文化在更高程度和更大范围内展开了新一轮的碰撞与交流。 历史学家在其中既担负着维护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使命——建构民族史，也面临着兼顾全球性视野的责任——建构普遍史。 对于史学史的研究而言，不同民族文化的史学传统与历史学科的全球化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张力，而解决的最佳途径是进行历史思想的跨文化研究，即超越自己文化界限的感知和相互理解，“从而促成一种跨文化的交流”。⑥其最终可能意味着全球史学史的撰写，旨在从跨文化的视角考察近现代史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变化，揭示各个文明的历史意识所经历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

总之，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及其在历史书写中所引发的种种变化，可以看作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大小写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新的思想视域下的深入反思。史学理论再次成功地使得经验历史学家受到观念上的震动，尽管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仍竭力保持一种与理论的疏离态度，但这又触动他们重新思考在经验事实和理论洞见之间如何建立起某种结构性关联，重新认识在学科边界如何探索新知和保持开放性心态的能力。在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各种理论热潮的冲击消歇之后，其合理和积极的成分在一定范围内融贯于新一轮的史学发展中，内化于历史书写中，而我们所获得的是新的理论自觉意识和突破知识疆界的创造力。

注释：

①这四大史学范式指的是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年鉴学派与身份认同政治，参见林恩·亨特：《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赵辉兵译，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第62页。

②Q.Edward Wang and Georg G.Iggers ed.,Marxist Historiographies:A Global Perspectiv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6.

③以上所述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邓京力等：《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主要参考文献部分，第328-349页。

④Keith Jenkins ed.,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p.3.

⑤参见拙文《接受与拒斥之间——西方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的回应趋向》，《哲学动态》2010年第4期；尉佩云：《弥合现代与后现代史学理论的可能途径——以约恩·吕森的学科范型论为中心》，《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

⑥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綦甲福、来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