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马戎教授的民族观点（一）

一：民族的政治化与文化

马戎教授1950年3月初出生于上海，回族。1987年获得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博士，同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1990—1991年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从马戎教授的经历来看，主要研究领域在社会学、人类学，而且有多年的美国留学经历，因此他关于民族的观点更多的是从社会学、人类学视角出发，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也多是与社会学相结合，如《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2001年）、《民族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他的这些观点也带有浓厚的美国色彩，受到美国种族政策的影响极大。马戎教授最主要的观点是去政治化，将少数民族改称族群，即将“nation”改为“ethnic group”，为什么“民族”这个概念具有政治性呢，他解释道在西方文献中，“nation”通常表示政治实体，而“ethnic group”则更强调带有非政治性差异（如语言、宗教和文化习俗）的群体。

马戎

中国长期把少数民族称为民族，理论根据是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个特征定义和民族产生的历史阶段的观点，马戎在这里认为事实上，20世纪居住在中国各地区的不同族群，其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是不同步的，他们确实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影响，同时又共同面临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任务，但是不能用共同面临的历史环境来证明它们都已经进入或接近了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不同地区的社会发展类型很可能是多元型的，正因为如此，将中国各族群定义为“民族”的上述推论和根据就显得十分勉强。中华民族的概念与各少数民族的概念不能相混淆，因此他建议把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改称为族群，而把所有居住于中国各族群统称为中华民族，而内部分为56个族群，以此来增强各族群之间的融合力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

这样中国也可以被称作是一个“民族国家”（a nation state），而且是一个“多族群的民族国家（a multi-ethnic nation-state）”以文化化来取代政治化，从人类社会发展中各国来看，政府在如何引导族群方面大致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政策导向：一种把族群看作是政治集团，强调其整体性、政治权力和领土疆域；另一种把族群主要视为文化群体，既承认其成员之间具有某种共性，但更愿意从分散个体的角度来处理族群关系，在强调少数族群的文化特点的同时淡化其政治利益，在人口自然流动中淡化少数族群与居住地之间的传统历史联系，则前一种就是政治化，而后一种就是文化化，美国学者杜赞奇认为在中国传统的族群观念中的实质是“中国文化主义”，他解释道，“文化主义是一种明显不同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主义指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对于文化自身优越感的信仰，而无需在文化之外寻求合法性或辩护词”。“士大夫阶层的文化、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主要是文化主义的形势，是对于一种普遍文明的道德目标和价值观念的认同”。所以马戎认为中国在20世纪四十年代之前，大部分时间段实行的是文化化，即用夏变夷，以是否接受华夏文化为标准，而不是以血统、地域为标准来判定是否属于中华民族。清末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蛊惑，提出大汉族主义来排满，后来孙中山及时改变政策，又提出满、蒙、藏、回、汉五族共和。

二：对苏联、美国等国外民族政策的反思

马戎还对苏联解体的教训做出了深刻的反思，以此来印证对民族问题政治化的恶果和去政治化，实行文化主义政策的必要性。认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解体与苏联实行的对民族问题的政治化有关。具体来说，列宁关于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的理论主要是民族自决权和区域自治或者国家联盟。1917年列宁在制定党章时，明确指出“国内各民族都有自决权。国内各民族都有自由分离和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权利。俄罗斯人民的共和国不应当使用暴力，而应当完全通过自愿的协议，来吸引其他民族建立一个共同的国家”。这个原则实际上承认境内各民族建立民族国家的权利。这在不久以后西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其他颠覆活动中显示出了恶果，因为这些颠覆活动都是打着和鼓吹某个地区的“民族自决”的旗号，并以努力使之脱离俄国为目标，而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就开始全面效仿苏联，对少数民族问题开始实行政治化，不过，中国并没有全盘学习苏联，保留了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和自治乡等，还在内蒙古地区继续实行盟旗制度，而不是像苏联一样建立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实行联邦制。

并由此对中国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优惠和照顾政策以及新中国建立初期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进行质疑和反思。马戎教授认为民族身份的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会加强民族身份认同和民族意识的增强，进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导致国家民族分离势力的增强和国家的最终分裂。他对美国的制度十分推崇，认为美国不分民族，只分为族裔，如白人、非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华人等族群，这是文化化的表现。

在关于苏联解体的问题上，学者反对马戎教授关于苏联解体的制度原因，即认为苏联将民族问题政治化的恶果。相反他们认为苏联是由于没有真正的贯彻民族平等的原则，出现大俄罗斯主义的恶果。苏联在斯大林时期，进行了一系列肃反镇压运动，如斯大林怀疑车臣人在二战时期与德国人相互勾结，遂将车臣整族迁至西伯利亚，虽然到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政府改正了错误，允许车臣人迁回高加索地区，但此时，高加索地区已经被俄罗斯人占据，车臣与俄罗斯之间的民族仇恨已经生成，为以后的车臣冲突埋下了种子。频繁的政策失误导致苏联民族关系紧张，最终酿成苏联解体。

但我认为苏联的解体与苏联的形成过程是有一定的联系，即苏联的形成并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而是在俄罗斯人征服其他少数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它的解体是必然的结果。关于美国、印度族群和谐，也有学者反驳马戎，认为美国、印度等国仍然存在民族分裂势力，而且他们的民族政策并不是完全的文化化。美国的族群政策仍然有其一定的政治性，如为黑人等设立肯定性行动计划，在他们考入大学时给予优惠，增加他们的入学机会，有效的改善了黑人的教育状况。（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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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马戎主编：《民族优惠政策与民族意识——以保安族为例》，菅志翔，摘自《少数民族社会发展与就业——以西部现代化进程为背景》p141-p15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3.马戎论文

《试论族群意识》，《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1期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几点思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1卷第1期

《对当代中国民族政策的反思》，《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

4.郝时远、张海洋、马戎：《构建新型民族关系》，《民族论坛》2014年第6期

5.谢立中：《“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争论之我见》，《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6.包玉山：《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就民族问题与马戎教授商榷》，《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7.王希恩：《也谈在我国民族问题上的“反思”和“实事求是”—与马戎教授的几点商榷》，《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期

8.唐建兵：《也议“民族识别”与中国的民族问题—与马戎教授商榷》，《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4年第1期

9.姚大力：《变化中的国家认同—对中国国家观念史的研究评述》，《原道》2010年

10.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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