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玮：汉碑篆额的艺术性夸张

汉碑及其以后的各种碑刻之上端，大都写有碑文的标题，在汉碑中这个标题绝大多数是用篆书写成的，极个别是用隶书写的。此标题称碑头或碑额。因为碑额上所题写的字多用篆书书写，于是就习惯性的被称为 “篆额”。用隶书写碑额者被称为“题额”。《碑版广例》有云：“碑首或刻螭、虎、龙、鹤以为饰，就刳其中为圭首，或无它饰，直为圭首，方锐圆椭，不一其制。圭首有字称为额，额书篆字称为篆额，书隶字称为题额。”汉碑如《张迁碑》、《鲜于磺碑》、《韩仁铭》以及摩崖刻石《惠安西表》等篆额，字体结构多变，书风奇肆跌宕，在原有篆书的基础上，对文字进行了艺术的夸张，具有独特和鲜明的艺术个性。

在众多的碑额中，汉代篆额尤为重要。汉代篆额书法，是我们研究篆书在两汉时期发展状况的重要资料。汉代碑额在造型处理上，大量的运用了夸张、变形的艺术手法，用线松动,因势利导，生动活泼，有时用隶书的笔法写篆书，并对篆书进行艺术的再现，因此极富表现力，这对于后来书法艺术与篆刻艺术创作的技法、技巧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对汉代篆额书法的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汉代篆书艺术成就的一个窗口，其意义十分重大。

自汉代以后，人们已经注意到篆额在创作中的重要性。徐官《古今印史》中有云：吴文定公云：或以碑额为无用，多不拓。或碑穹，工人艰于拓而置之。不知碑无额，如物无首，可为完物乎？由此可以看出，最初人们是不太重视篆额的，只重视碑文文本自身，拓碑时多不拓篆额，有时因为碑石太高，拓工在实际操作中因怕费事，也就放弃对篆额的摹拓了。殊不知碑无额，如物无首，拓碑中缺篆额其实不是完碑也。

若把汉碑篆额文字与汉代印文作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十分密切。汉代官方文字系小篆，而当时社会上广泛应用和流行的则是隶书，但篆书的庄重性并没有因为适用性的丧失而丧失去庄重的地位。碑手在刻碑时，碑额文字一般都使用篆书进行书写。由于篆、隶书的相互影响，碑额文字的篆书，就有了平直方正的相对于小篆的变形的形体特征。如《鲜于璜碑》、《华山庙碑》、《韩仁铭碑》、《张迁碑》等碑额篆书，小篆的变形特征就十分明显。汉代的印章所使用的篆字，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秦所谓的“八体”中的缪篆，在汉代印章的使用上也“与时俱进”了，汉印中的篆书与篆额字形大体相仿，于是就形成了汉代篆书的基本特征。大约从唐代以后，墓碑的篆额和墓志志盖写的篆书，才又恢复到秦小篆的样子。因此，后来的篆刻家们看重汉代碑额文字的艺术特性和进行汉代碑额书法艺术的研究，并通过这种研究来指导篆刻艺术的发展，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在这方面，邓石如、赵之谦、吴让之、吴昌硕等皆是这方面学习研究的典范。在这里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邓石如，他兼善各种书体，其作篆书专用汉碑额法，并以汉碑额入印，又别开蹊径，成为皖派的创始人。继之者则有吴让之，从此学习碑额书风遂成时尚。

启功先生在他的《古代字体论稿》中，对碑额篆书的特点作如下解释：它们常表现手写体的特色，像汉《尹宙碑额》的笔画，头尾尖、胸肚肥，最为明显，其它汉碑额，也常见灵活顿挫的姿态，与秦刻石那种整齐匀圆的样子，往往不甚相同。这个书写风格，一直影响到南北朝的一些碑额、墓志盖，例如北魏嵩高灵庙碑额，笔锋起处，处处都极明显，东魏《高盛碑》额字虽力求肥重圆浑，但笔画起止的地方，仍然似乎有意识的要表现出一些尖锋，其他碑额、墓志盖也常有这种现象。在某种用途上成了习惯或制度以后，即使演变日久，也会遗留一定的痕迹。汉代篆额书法还有许多特点，即每一块汉碑额，都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张迁碑》篆额奇肆开张，非篆非隶，字间穿插，自由避让，线条洒脱而又流畅，极具汉代印章的艺术特色。《韩仁铭碑》篆额在书写上极具装饰风味，自由飘逸，形态生动。《白石神君》篆额的深沉凝重浑厚所透露出的凝重感，令人赞叹不已。《鲜于璜碑》篆额，以隶书笔法进行创作所表现出的挺拔俊美等，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还有作为汉隶代表作之一的《石门颂》摩崖碑额上刻有“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十个大字，用笔细长舒展，结体朴质稚拙，表现了一种随意而不拘形迹的山林逸趣，这在汉隶碑额书法中是别具一格的。从这些篆额中我们可以看出，汉代碑额篆书风格是多种多样的，在汉代篆书中标新立异而独树一帜，许多作品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现代意识。

总之，汉代碑额上的篆书，极为丰富多采。有的结构方整奇肆，有的婀娜多姿，不仅风格多样，而且用笔或圆转巧丽，或方折挺拔，或茂密，或疏朗，自由夸张，异彩纷呈，是汉代篆书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为书界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