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效忠、惩罚叛逆——从李唐王朝大规模的“赐姓”说起

赐姓是古代统治者用以维护和加强统治的重要手段，因为在中国古代 ,姓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符号 ,而是血缘、家族乃至社会地位的象征 ,有着特殊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中国古代的“赐姓”历史久，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周天子在分封诸侯时，对部分诸侯国在原有的姓上进行赐姓，属于一种精神奖励的范畴。秦汉以后，以郡县制为主的中央专制集权政治逐渐走向成熟，赐姓作为一种鼓励效忠、惩罚叛逆的措施应用得也越来越广泛。

（唐太宗李世民）

一、什么是“赐性”

“赐姓”主要是一种精神激励方式，通常与物质激励相结合，在满足赐姓对象物质方面利益的同时，满足其成就感，树立其被尊重的社会地位，满足其人生价值实现的精神需求。被赐姓者不但能在物质方面通常会获得大量赏赐，而且赐姓后还能被列入皇室属籍，享受皇室在恩荫选官、赋税徭役等方面的一切特权，极大的实现了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的结合。

需要说明的是，“赐姓”行为并不都是百分百的正面激励行为。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非常清楚正面激励和反面爆光对人精神上的影响力，注意到了正激励与负激励的对立统一，所以在实践中，既有对功臣进行褒奖的赐姓，也有对逆臣进行惩戒的“赐恶姓”行为。这种例子在封建社会非常常见，南朝的齐朝巴东郡王萧子响曾经发动过叛乱，失败后被治罪的同时，也被剥夺了原来的“萧”姓，赐姓“蛸”；武则天当政时，王皇后、萧淑妃被废，二人分别被赐“蟒”姓和“枭”姓，都是很好的例子。“蛸”、“蟒”、“枭”三姓都属于“恶”姓，这种赐姓是以侮辱的形式对被赐姓者进行惩罚，以达到惩戒本人、震惧天下人的目的。

（被赐姓的李楷固）

姓氏说白了是某一宗族或者家族人群的代表符号，这种符号所依托的人群散布于社会各 阶层之中，其来源也并不只有一个源头。以唐朝的国姓“李”姓为例，构成的人员来源就有历史上的李姓沿续而来、唐代汉族其他姓氏改为姓李、以及少数民族人氏以李为姓等多种情况。

二、唐朝的赐姓

历史上的李姓，以山东赵郡李姓与陇西李姓为主。其中山东赵郡李姓以李氏正朔自居，这支李姓在魏晋南北朝时饱受战乱的打击，到隋唐时已经式微；而李唐王朝来自陇西李 姓，他们世居关陇一带,与其他民族杂居通婚，普遍带有西北人的勇武之气。由于与其他民族通婚，所以关陇李氏的汉人血脉没有赵郡李姓纯洁，比如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是鲜卑 人，李世民的父亲也是鲜卑人，李世民的妻子长孙皇后还是鲜卑人,所以李唐王朝的统治者身上，流淌着混合的血液。

即使如此，在封建等级社会里 ,皇帝的姓氏仍然是最尊贵的姓氏 ,被尊为国姓。“赐国姓”是帝王对臣民的最高精神奖励 ,只有对国家作出重大贡献者才能获此殊荣 ,获赐者将被编入皇室属籍 ,成为宗室亲贵，从此之后由宗正寺管理 ,这是天子对臣下的一种莫大礼遇。

（关陇李氏）

唐朝初建时，对很多归附的前朝将领赐予国姓，以示安抚。徐世勣 、罗艺、杜伏威、高开道等各种势力的代表都被赐以李姓，能够帮助唐朝迅速巩固和收揽人心。

唐朝有统治基础稳固后，出于开拓疆土、安抚少数民族的政治需要 ,常向内附的少数民族权贵赐姓 ,使赐姓成为唐朝实行的民族羁縻政策的一种重要手段。自武德七年,东突厥可汗颉利归附被赐姓李氏起，李唐王朝对少数民族首领赐姓的风气越来越浓厚，契丹酋长窟哥、奚族酋长可度、党项羌酋长拓拔赤辞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赐以李姓。

对归附的少数民族同胞赐以国姓 ,表示了唐朝政府没有把他们当异族看待，将他们与皇族放在同一位置，无疑给刚刚内附的少数民族部族吃了一颗定心丸，对那些尚在观望的少数民族也有着很好的示范作用。这是唐朝制定的一种高明的民族政策，也是唐朝与周边民族保持长期共存共荣的重要条件。

赐姓还有一种功能，就是褒奖对国家民族建立重大功业的有功之臣。唐朝的李怀光 、李元忠 、李元谅 、李茂勋等等，都是因在征伐、平叛等重要的战争中立过大功，被赐以国姓。

（被赐姓的徐世勣）

赐恶姓是动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人改姓 是一种极其严厉的处罚 ,只有危及统治的人才能享此“殊荣”。武则天将高宗的皇后王氏和妃子萧氏分别改姓为“蟒”和“枭 ”,向天下人表示这两个女子如毒蛇般狠毒； 武氏代唐后，李唐宗室李冲、李贞起兵叛乱 ,武则天将这些人的子孙通通改姓为“虺”氏 ,“虺”之意同样是毒蛇，对其人身进行极大的侮辱，以警示世人。

三、“李”姓的社会意义

唐代将作为国姓的李姓大规模的赐予其他姓氏是人，冲击了汉族的宗族观念,对社会的 稳定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特别看重姓氏,捍卫家族血统的纯洁,具有强烈封闭性。这种性在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中达到了高潮。李唐广赐国姓,抛弃了“夷夏之别”的陈旧观念,冲击了传统的血缘宗族观念,动摇了原有的社会结构板块,使得落后的门阀制度在唐代彻底退 出历史舞台。

（李世民）

唐朝对少数民族赐国姓的同时，将其归入宗室范围之内，也在一定程度上缓 了民族矛盾,形成了中华一体的民族认同心理。自古以来，汉族对于其他少数民族民族总有一种民族优越感,视少数民族为蛮夷,使得民族矛盾越来越激烈，阻碍了民族间的认同与融合。对少数民族赐李姓，是李唐王朝以的胸襟，超越了狭隘的民族、血统藩篱,站在更高的视角对待民族问题的创举。李世民公开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少数民族也以自己融入大唐，成为大唐一员而自豪。

唐代大规模赐国姓主要集中在王朝初创时期和“安史之乱”之后。这是因为唐朝建立伊始，统治的根基尚未稳固，赐国姓使部分少数民族放弃了与唐对立的立场,被赐国姓的 汉族地主阶级也能心甘情愿地为唐朝卖命，那些割据的军阀也可以因此放弃与唐的对峙,能够快速的形成稳定的政局。

（安史之乱）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朝再次采用赐国姓的方法,笼络了大批握有实权的军阀，赋予他们“皇室”的高贵身份，成为李唐政权平叛的武器。

四、武则天时期的“赐恶姓”

赐恶姓始于东汉，是对受赐者本人及其家族的侮辱和惩罚。历史上以武则天时代赐恶姓人数最多，所赐之姓也最为恶毒。武则天赐恶姓主要有三个群体，他们包括高宗的后妃、武氏家族成员和李氏宗族成员。

唐高宗之王皇后和萧淑妃于唐高宗永徽六年被废为庶人，“追改后姓为蟒氏，萧良娣为枭氏”。“蟒”是蛇中最大者，“枭”指的是一种不孝的大鸟，传说枭这种鸟喜欢吃自己的母亲，常比喻恶人，取忘恩负义的典型。

王皇后出自太原王氏，萧淑妃来自兰陵萧氏，这两个家族都是当时的世家大族，其家族之人，都以自身的姓氏为荣。武则天将萧淑妃和王皇后剥夺其引以为傲的高贵姓氏，是为了从根本上打击她们背后的王氏和萧氏两大世家的势力，防止他们对自己专政进行干扰。

（武则天）

武惟良、武怀运是武则天的堂兄弟，二人于唐高宗乾封元年被武则天诛杀，并“改其姓为蝮氏”。“蝮”是一种毒蛇，武怀运和武惟良被赐恶姓，是因为此二人与武则天长期存在矛盾，是武则天攫取政治权力的绊脚石，所以必须要除掉，还要将他们打入万劫不复之地，以此警示世人：连武家的子弟也不能阻拦武则天向政治顶峰攀登的脚步。

李唐家族的越王李贞、琅琊王李冲、韩王李元嘉等人都是武则天的政敌，一向反对武则天夺取最高权力。垂拱四年，武则天在平定这些人的叛乱后，对这些人赐以“虺”姓，并分别个个诛杀。这“虺”字不但与“悔”同音，还与“毁”同音，赐“虺”姓表达了武则天希望李氏宗族认清现实，对反对自己称帝的行为产生悔改之意，否则李姓宗室将彻底走向毁灭。

武则天给王皇后和萧淑妃赐恶姓，是皇后废立之争的结果；给武惟良和武怀运赐恶姓，是清理武氏家族自身内的绊脚石；对李唐宗室赐恶姓，是通过对这些敢反对的宗室的惩处，警示其他人，巩固自己的统治。

（王皇后）

五、赐姓之得失

赐姓作为一项激励措施，为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起了很大作用。受赐者在精神和物质激励的双重作用下，内心的荣誉感和积极性得到激发，能更努力地为王朝效命。安禄山旧部董秦被赐国名“李忠臣”后，在吐蕃进攻唐朝西南地区、许多将领不敢出征的情况下，李忠臣大声疾呼:“焉有父母遇寇难，待拣好日方救患乎!”，毅然率领本部人马，冲上前线。“自此方隅有警，忠臣必先期而至”，这正是唐朝赐姓的激励效果。

客观的说，一项激励措施能否保证实施的长期稳定，才具有相应的权威性，才能有更好的激励的效果。但是古赐姓政策并不连贯，而是根据实际需要或者统治者的喜好而时断时续，往往是需要某人效力时才为其赐姓，不需要时则将赐姓收回，缺乏稳定性和制度性。

终唐一朝，赐姓始终是一种临时政策，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唐初时为了收拢人心，大量赐姓；江山稳固后，赐姓就很少；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激励军阀们效忠，又开始大量赐姓。

唐朝的赐姓，多数情况下只是为了应付某种情况而采取的暂时措施，所以激励的效果也会受到影响。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它在实施过程中并不见得很公平，标准也不统一。张三李四做了同样的贡献，也许张三被赐姓，而李四就没有，同样的事迹不一定能得到同样待遇的赐姓。

（唐朝的军阀）

还有些赐姓甚至是军阀们逼着皇帝赐的，这也大大妨碍了的赐姓的公平性，非但起不到激励的效果，还有可能适得其反。这种被逼的赐姓，往往数量庞大，并不是只赐一人，军阀的三亲六故都会沾光，也使得赐姓失去了权威性，激励的作用大大减弱。唐代被赐姓者不计其数，也说明了这种激励机制的运用得比较粗糙原始。

赐姓在唐代的盛行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魏晋以后，门阀制度形成了独特的姓氏文化，姓氏不再只是一个人出身的符号，还与国家政治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与皇帝相同的“国姓”，能帮助人达到某种特殊的政治功能 ,宣示出身的尊贵 ,形成了全社会的“尚姓”意识和风气。

唐代赐姓混合了宗族、血缘的观念 ,融入了统治者对被赐姓者的亲情因素。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存在着多元的民族文化，姓氏在民族融合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唐代赐姓给少数民族权贵,使得这些内附的民族“心仪华夏” ,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