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8.|内地观鸟的头20年（上）

　　2019年的第47期《三联生活周刊》用了78页的篇幅做了一个关于观鸟的封面故事，可谓是价格公道量又足。如果从没有听闻过观鸟为何物的朋友，看完这一期，应当会有一较为清晰的认知。而对于已经入坑的广大“鸟人”（birder的直译）而言，也能有温故知新的功效。什么，还没读过？！岂不是错过了好几个亿，嫑再犹豫了，快下单吧。

　　不过，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并没有太多涉及改革开放之后观鸟在内地落地生根的历史。这段过往对今日的影响犹在，不妨就在此回顾一下吧。让我们首先回到1979年的9月，一家以大熊猫作为自己logo的国际组织，率先走进了国门重开的东方大国。

　　对，就是这家！其原型“姬姬”的身世相当曲折，感兴趣的朋友还请参阅《来自中国的礼物》

　　还得从大熊猫说起

　　眼下，在各类新闻里时常都能看到诸如“鸟中大熊猫”、“水中大熊猫”这样的表述，而且所言及的种类相当之繁多。可惜，却几乎没有人出来解释过如此称谓的缘由。是因为也黑白分明，长得像大熊猫吗？还是说受胁等级跟大熊猫一样，都是“易危”（vulnerable，VU）？又或是野外种群数量跟大熊猫差不多，也就2000出头？不说明理由，想起一出就是一出，生拉硬拽大熊猫出来站台，不得不让人感叹，国宝真忙。

　　但要论及观鸟在内地的发展，还真确实绕不过去大熊猫。这一切还得从1961年4月29日发生的一件事说起。当天，来自英国、瑞士、法国、联邦德国、比利时、波兰、美国、南非、苏丹等国的16位代表，在瑞士日内瓦湖畔的小镇莫尔日（Morges）签署了一份后来被称作“莫尔日宣言”（Morges Manifesto）的文件，宣告一个致力于自然保护的全新基金会成立。16位大佬里面，就有英国人彼得·斯科特（Peter Scott 1909-1989）。

　　“莫尔日宣言”上16位大佬的签名，红圈里面就是彼得·斯科特的墨宝了

　　有没有觉得 斯科特 这个名字貌似有点儿耳熟？如果多少了解人类探险南极的历史，应该就会听过英国海军军官、极地探险家 罗伯特·斯科特 （1868–1912）。在与挪威人 阿蒙森 竞争人类历史上首次抵达南极点殊荣的历程中，罗伯特率领的探险队不仅晚了阿蒙森34天，更是在返回路上因各种事故不断，饥寒交迫之中全员罹难，也成了南极探险史上最著名的一场悲剧。罗伯特去世时不过44岁，而他跟妻子 凯瑟琳 唯一的孩子 彼得·斯科特 当时还不到3岁。在留下的遗书当中，罗伯特专门叮嘱妻子，要让儿子对自然感兴趣（make the boy interested in natural history）。

　　如果说真有“虎父无犬子”这么回事的话，彼得·斯科特恐怕就算是当中最恰如其分的例子之一了。维基百科上对他的介绍用了如下一些头衔： 鸟类学家 、 自然保育人士 、 画家 、 海军军官 、 电视主持人 和 运动员 （ornithologist, conservationist, painter, naval officer, broadcaster and sportsman）。可以说，他把自己的每一个角色都发挥到了淋漓尽致。例如，由于特别喜欢雁鸭类，他于1946年在英国塞弗恩河口的 斯利姆布里奇 （Slimbridge）创立了 野禽与湿地基金会 （Wildfowl & Wetlands Trust，WWT）。因为曾在此观察到过一只当时英国极为少见的 小白额雁 ，他意识到了这片湿地的重要性，还把家也搬到了此处。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 彼得 开始为 BBC 制作自然类题材的电视节目， BBC 历史上直播的第一个野生动物节目就在斯利姆布里奇现场拍摄。从这里开始，借由电视的传播，他将自己对于自然的热爱带入了千家万户。受其影响，1957年 BBC 成立了后来名扬海内外的 自然历史部 （BBC Natural History Unit），之所以选址在 布里斯托尔 （Bristol），正是因为距离 彼得 在斯利姆布里奇的家比伦敦更近。

　　大卫·爱登堡爵爷在回忆自己的职业生涯时，认为彼得·斯科特对他的影响最大。上图为斯科特爵爷（左）和年轻时的大卫爵爷（右）在斯利姆布里奇，截图自BBC纪录片《Attenborough：60 Years in the Wild》

　　作为鸟类学家，彼得和他女儿达菲娜（Dafila K. Scott，后来凭借对小天鹅的研究在剑桥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一道在斯利姆布里奇发现前来越冬的每只小天鹅喙上的黄色图案都不一样，由此开始了首个基于个体识别的越冬水鸟长期监测，延续至今。继承了母亲艺术天分的彼得还是一位出色的野生动物画家，他编写和绘制了第一本带彩色插图的世界雁鸭类检索及名录（A Coloured Key to the Wildfowl of the World，1957）。

　　小天鹅喙部图案的个体差异示例，引自Evans 1977

　　让我们再回到新成立的那个当年被称作“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今天则叫“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WWF）的机构。彼时，它也正需要一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logo。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标志要是一种“美丽而又濒危，因其吸引人的特质要被世界上许多人都喜爱。我们也希望是一种黑白色的动物，以节省印刷成本”。如此一来，似乎就不再会有任何悬念了。彼得·斯科特发挥了专长，亲自与时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秘书长的杰拉德·沃特森（Gerald Watterson）一道，以当时伦敦动物园里的大熊猫“姬姬”（Chi-chi）为原型，创作了后来可谓是家喻户晓的熊猫标志。

　　到了1979年，经历长时间的封闭之后，中国再次向世界敞开了大门。WWF看到了跟中国政府合作研究自己logo原型的可能，传言中来自美国的相关机构已经在跟中国接触，更是加重了他们的紧迫感。最终，彼得·斯科特爵士以主席的身份代表WWF于当年9月19日访问了中国，期间他与时任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曲格平先生签署了协议，正式标志着国外环保组织及学者可以进入中国开展工作了。

　　1979年北京签署协议时的合影，前排从左起第二位是彼得·斯科特，由于他在自然保护领域做出的贡献，于1973年被伊丽莎白女王授予了爵士爵位。前排右二是曲格平先生，图片引自CEPF

　　1980年6月，WWF邀请当时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四位官员到欧洲参加年会，由时任办公室主任的李朝波和WWF总裁约翰·劳登（John Loudon）正式签署了双方合作研究大熊猫行动计划的议定书。当年12月，时任纽约动物学会（今天的世界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保护部主任的美国学者乔治·夏勒博士（George B. Schaller）作为外方首席科学家，与中方首席科学家，来自四川南充师范学院（今西华师范大学）的胡锦矗先生，与其他同仁一道在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五一棚观察站开始研究野外的大熊猫。在胡锦矗先生的帮助下，夏勒博士也开始熟悉研究地的环境和周遭的动物。后来，在自己所写《最后的熊猫》（The Last Panda）一书的附录中，夏勒博士专门列出了他冬季在五一棚周围观察到的鸟类。中外合作大熊猫项目与中国鸟类的缘分并未就此止步。六年之后，英国学者马敬能博士（John MacKinnon）受WWF邀请来到中国工作，开启了他与这片土地延续至今的情缘。

　　中外研究人员捕捉大熊猫佩戴无线电项圈，左为夏勒博士，中间为霍华德·奎格利（Howard Quigley），右为胡锦矗先生，上述场景应是放归“珍珍”前的情形，它也是该研究项目追踪的第一头雌性大熊猫，图片源自网络

　　国际鹤类基金会

　　彼得·斯科特爵士还有一个身份是国际鹤类基金会（International Crane Foundation，ICF）的顾问，他代表WWF与中方签署协议的消息，想必也应该很快传到了ICF的创始人之一，加拿大人乔治·阿基博（George Archibald）那里。阿基博先生自幼喜爱鸟类，但成年后他决定想学医，而将鸟类作为一个业余爱好。不过，1967年11月一次造访美国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实验室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其后的人生。阿基博偶遇了该实验室的威廉·迪尔格教授（William Dilger），在一段亲切友好的交谈之后，他便决定投于迪尔格教授门下，并于次年开始在康奈尔研究鹤类的鸣声及炫耀行为。康奈尔求学期间，阿基博不仅完成了自己的研究，拿到了博士学位，也遇见了事业上志同道合的好伙伴——罗恩·索伊（Ron Sauey）。1971年开始，在威斯康辛州索伊父母的农场土地上，两位年轻人开始一点点建立起一家日后享誉全球的鸟类保育机构。1973年，旨在研究和保护全世界鹤类的国际鹤类基金会在巴拉布（Baraboo）正式成立，阿基博和索伊也成为了ICF的联合创始人。

　　阿基博先生与美洲鹤“泰克斯”（Tex）共舞，“泰克斯”从小被人抚养大，因此产生了“印痕”行为，不喜欢跟其他美洲鹤呆在一起，反而更愿意与人相处。当时美洲鹤数量仅约两百只，一只健康的雌鹤不能参与繁殖，无疑是个很大损失。阿基博在知道“泰克斯”的情况后，将她接到了ICF的基地，在繁殖季节几乎每天与她共舞，想通过这种行为刺激“泰克斯”能够正常排卵，再利用人工授精让她产下可育的卵。从1977至1979年，“泰克斯”先后产下了三枚卵，均由于各种原因繁殖失败。1980年，阿基博到中国开展工作，让其他人代劳与“泰克斯”共舞，但她明显不喜欢接替者，完全没有产卵。直到1982年阿基博返回再次共舞之后，“泰克斯”才最终产下了一枚卵，并成功孵出了一只雏鹤。人鹤之间这段前后长达7年的浪漫故事，和人们保护美洲鹤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成为了保育史上的一段佳话。因在世界鹤类保护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2012年阿基博被授予了”加拿大勋章“（Order of Canada），这也是加拿大政府颁予本国非军事人员的最高荣誉。

　　ICF成立之后，阿基博继续自己的鹤类研究旅程，他去日本研究了丹顶鹤（Grus japonensis），见到了朝鲜半岛最后的朱鹮（Nipponia nippon），在印度研究了所剩不多的白鹤（Leucogeranus leucogeranus）南亚种群。而他的目光始终都关注着中国，这里有着世界上种类最为丰富的鹤类，是任何爱鹤之人都不容错过的地方。

　　1979年8月，阿基博给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著名鸟类学家郑作新先生去信，告诉郑先生他将于当年10月到亚洲进行野外工作时经停日本东京，询问有无造访中国的可能。而待阿基博辗转抵达东京时，一封来自北京的邀请信已经在酒店里等着他了。当年11月，阿基博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抵京的头一晚，他兴奋得完全睡不着，索性趁夜从友谊宾馆步行到了西直门外大街的北京动物园。沿着动物园围墙慢走，他居然找到了一个缺口，于是进入了园内，顺利见到了黑颈鹤（G. nigricollis）。生活在青藏高原，被人类科学命名最晚的一种鹤，也是世界15种鹤当中阿基博此前唯一没见过的一种。在这个深秋的夜里，他最终得偿所愿。

　　阿基博（右二）1979年访问中科院动物所时的留影，从左起第二位是刘荫增先生，居中戴墨镜的是郑作新先生，另两位是周福璋先生（应该是左一）和丁文宁先生（应该是右一），图片引自Archibald 2016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 阿基博 跟 郑作新 先生和动物所的其他鸟类学家进行了很多交流。就自己所掌握的情况来说， 阿基博 对 白鹤 和 朱鹮 尤为关心，前者南亚的种群已经岌岌可危，后者除了他自己在朝鲜半岛见到的2只而外，仅在日本还残留有数只。中国或许是这两种珍稀水鸟最后的希望所在了。面对 阿基博 的问询， 郑作新 先生的回答是：” 保持乐观 “（keep it positive）。当时，郑先生已经在组织人员于境内寻找 白鹤 和 朱鹮 ，整个社会开始逐渐走回正轨，中国的鸟类学家们也在默默做出自己的努力。看到这儿，想请大家记住上面这张合影中的诸君，不久之后他们就将做出惊人的发现。

　　也许能将1981年称为中国水鸟研究的 奇迹之年 ，在当时被世人认为已陷入绝境的白鹤和朱鹮在这一年里都先后迎来了转机。当年1月，在经过近三年，跨越四省的广泛考察之后， 周福璋 和 丁文宁 先生等人终于在江西省鄱阳湖西岸的沼泽地里发现了越冬的 白鹤 群，约100多只。又过了四个来月，同样历经三年，调查范围更是涉及九省，行程超过5万公里的努力也最终取得了成功。 刘荫增 先生率队在陕西省洋县境内发现了两对 朱鹮 成鸟和3只幼鸟，而有关 朱鹮 的故事，还请参见ICF自身很快也开始了在中国境内的工作，他们把最初的落脚点放到了黑龙江省境内的 扎龙自然保护区 。

　　发现白鹤的原始报道，刊于《动物学报》第27卷第2期，1981年

　　朱鹮重发现的原始报道，刊于《动物学报》第27卷第3期，1981年

　　扎龙保护区 距齐齐哈尔市西南约25公里，正式成立于1979年，目的就是为了保护 丹顶鹤 及其湿地沼泽栖息地。从1981至1984年间，ICF与总部设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NGOEarthwatch联手，先后组织了 12批 美国志愿者来到扎龙开展活动。通过这种方式，一共募集到了超过20万美元的物资和设备支援保护区建设。在国内经济尚不发达的当年，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支持实属难能可贵。 扎龙 也很快建立起了自己的丹顶鹤圈养种群，而且作为对林业部出让给ICF一对 黑颈鹤 的交换，来自威斯康辛ICF总部的7对中国无分布鹤类也落户到了 扎龙 。

　　这里如今已经有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丹顶鹤 圈养种群，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西部种群的每况愈下。不知道，那些当初曾热情支持过扎龙建设的外国友人们，面对此情此景，又会作何感想呢？了解更多，还请参见 。

　　ICF的通讯《The Bugle》上刊登的志愿者招募信息，事实上，这个跟Earthwatch的合作项目应当算是改革开放之后，国外的鸟类研究人员或爱好者最早以团队形式进入大陆开展观鸟的活动。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计划的第5期领队为谢孝同博士，有关这位台湾现代鸟类学研究前辈，请参见

　　扎龙面向访客的丹顶鹤放飞项目，早在1983年就已经开始了，截图引自Archibald 1983b

　　话说，周福璋和丁文宁先生等在鄱阳湖发现了越冬 白鹤 ，他们同时也注意到了当地普遍存在捕猎水鸟的活动。面对鸟类学家的殷切建议，江西省林业部门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1984年鄱阳湖保护区宣告成立。第二年冬，阿基博带着ICF的12名会员，首次来到了鄱阳湖，见到了他心心念念许久的越冬 白鹤 。而这一次，他和同伴一起在鄱阳湖记录到了1400只 白鹤 ，比之前有过的最高记录都整整多出了一千只来！

　　就在鄱阳湖保护区成立的同一年， 吉姆·哈里斯 （Jim Harris）加入了ICF团队。 吉姆 成长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西部乡间，自幼对鸟类和自然有着浓厚的兴趣。求学期间，尽管最初攻读的是心理学，他还是选择了鸟类研究作为自己硕士论文的课题。硕士毕业之后， 吉姆 将大量的时间放在了写作上面，尤其专注自然、博物类的内容。与此同时，他也在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教授鸟类、生态学等方面的课程。加入ICF后， 吉姆 起初负责教育方面的工作，但很快就被派到了中国，为鄱阳湖和盐城保护区的管理和公众教育工作提供建议。

　　1988年，一名会说中文的美国小伙 郝克明 （Jim Harkness）作为志愿者加入了ICF在鄱阳湖的项目，与 吉姆 一同工作。年轻人毕竟血气方刚，看到周围有附近村民架起来的捕鸟网，郝克明在通知有关人员不见行动之后，自己拿刀跑去将网破坏。这位美国小伙后来成了WWF中国的首席代表，直到离开北京返回美国之前，郝克明都在热心参与并推动当地的观鸟活动，他 还以评委的身份参加了在湖南岳阳举办的 首届中国（洞庭湖）观鸟大赛 （2002年）。

　　说回 吉姆 ，他出色的工作能力日益得到重视，开始负责ICF在亚洲地区的各项事务。由于工作成绩出众，1988年吉姆就被选为了ICF的副主席。2000年，在 阿基博 卸任之后，吉姆接过了ICF主席一职。在二人的共同领导和亲密协作下，ICF在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直接参与或主持着近50个项目，为全世界鹤类及其栖息地保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自1988开始，直至2018年，吉姆就一直与他人或独自担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鹤类专家组的联合主席或主席。2006年，他回归到ICF副主席的角色，主管东亚和非洲的项目，直至2018年退休。万分遗憾的是，临近退休前夕，吉姆被检查出罹患胰腺癌，于同年9月因病不幸辞世，享年68岁。

　　国门重开，WWF和ICF这样为代表的国外NGO得以进入内地开展相应的工作，其中或是外方专家因个人兴趣进行了一些观鸟实践，或是机构组织国外人员前来进行鸟类考察及观鸟活动。由此，在欧美地区已有百年历史的观鸟，作为新生事物也又一次出现在了中华大地。不过，仍需要更多人更为广泛地参与进来，尤其是本土观鸟人群的萌生和壮大，这项活动才能真正称得上是在这里落地生根。

　　未完待续

　　史海钩沉系列：

　　（巧了，这也是个泰国的鸟...）

　　怀念吉姆

　　参考资料

　　胡锦矗. 2005. 追踪大熊猫的岁月. 郑州：海燕出版社.

　　梁文瑛. 2017. 守望飞羽：中国观鸟故事. 北京：商务印书馆.

　　罗亚萍. 1999. 踏青观鸟北戴河——首届北戴河国际观鸟大赛侧记. 大自然，(4)：13-14.

　　乔治·夏勒 著，张定琦 译，胡锦矗 校. 2015. 最后的熊猫.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王西敏. 2008. 人鹤情未了：一个曾感动了众多美国人的故事. 森林与人类，(8)：47-53.

　　Archibald, G. 1980. China open to ICF. The Bugle, 6 (1): 3-4.

　　Archibald, G. 1983a. Join EARTHWATCH, and ICF, in China. The Bugle, 9 (2): 3.

　　Archibald, G. 1983b. A season in Zha Long. The Bugle, 9 (4): 1, 3.

　　Archibald, G. 2016. My Life with Cranes. International Crane Foundation.

　　Evans, M E. 1977. Recognizing individual Bewick's Swans by bill pattern.

　　Waterfowl, 28: 153-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