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这座寺庙七佛并存历千年 元代大地震没能撼动

再过三年(2020年)，建于辽开泰九年的辽宁义县奉国寺就满“一千岁”了，那将是一个值得特别纪念的日子。如果只是为了满足简单的游娱需求，来奉国寺一两次也许就足够了；但若想贴近、了解乃至融入灿烂多姿的中华历史、宗教、绘画、建筑及光阴的传承，那么，来奉国寺多少遍，都是不够的。这是被梁思成、杜仙洲等大师级学者盛赞为“罕见的国宝”、“无上的国宝”的辽代杰作，其大雄殿是幸存于今的辽代最大的木构单体建筑，其宏大体量远超山西大同华严寺的薄伽教藏殿及天津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那些技艺卓越、构思超前的辽代工匠，仅用稀稀几根平立于地的木柱，便撑起了一片瑰丽的大辽天空，便为后人留下了只可模仿、不能超越的“营造法式”，以致元代那场震骇惊悚的大地震，都奈何它不得……奉国寺存在的本身，就是一个令后人叹为观止的奇迹！

大雄殿内

七佛并列

奉国寺(俗称大佛寺、七佛寺)为义县最重要的建筑文化遗产，它坐落于义县城内的东北区域，始建于辽开泰九年(公元1020年)，初称咸熙寺，不迟于元大德七年改称奉国寺。其主要遗存为国内现存的最古老最庞大的大雄殿，占地面积达1829平方米，其面阔九间(49.545米)，进深五间十椽(26.585米)，建筑通高为19.93米(外檐柱础下皮至正吻最高点)，平面之长宽比接近2：1，殿身矗立于高大的砖砌阶基之上。

大雄殿内佛坛之上立彩塑“过去七佛”，自东向西依次为迦叶、拘留孙、尸弃、毗婆尸、毗舍浮、拘那含牟尼、释迦牟尼七尊主像，皆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以中央毗婆尸佛像通高8.6米为最高，两侧佛像略低。第七尊释迦牟尼佛与前六尊略有差异：袒右袈裟、头略向西转，似因其象征辽圣宗，而以此区别。虽经后代彩妆，此七佛基本保持着唐辽佛造像法相庄严的遗风，这种七佛并列的制式，国内仅此一例。

每尊佛像前塑有胁侍菩萨二尊分立两侧，高2.5-2.7米，造型简练，神态自然，其肌体及服饰衣纹的表现，堪与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之胁侍菩萨并美；佛坛的东西两端，各塑一尊天王像遥相对视，像高皆3.5米左右，持杵站立，以至刚至猛气势与诸胁侍菩萨的柔美姿态形成对照；七佛主像前方与佛坛平行陈设7座石雕香炉及14座烛台；主像背后有明代彩塑倒坐观音像。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赞誉奉国寺为“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有的宝物”；文物专家杜仙洲更是不吝溢美之词，盛赞奉国寺大雄殿的木构建筑，“千年仍平直挺健，是我国建筑史一项极为光辉的成就”。

定址义县

意味深长

奉国寺为何供奉七佛？目前有三种说法。其一是辽圣宗遵其母萧太后之命，因大乘佛教的流传而塑七佛阐释教义；其二是辽圣宗为缅怀母后萧绰及六位已故功臣而作；其三是按“人王即法王”的观念，以过去七佛分别对应自辽德祖(追谥)以降的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等六位先皇和在位的圣宗本人。目前看，第三种猜想的可能性最大。

奉国寺面阔九间，从逻辑上讲，皇家经营寺庙不一定必须是最高等级的九间殿形式，但九间殿却一定是皇家经营的，而这种最高等级的建筑一般会选择在国都(如上华严寺大雄殿宝殿在辽西京)，如在国都之外，则必定有其特殊原因。辽宜州(今义县)虽云集皇亲国戚，但毕竟还不是国都，那么，辽圣宗为何将如此重要的皇家寺院建造于此呢？存世说法有三。

第一种说法认为，奉国寺的前身是大辽皇太子耶律倍所建的宫殿。此说接近于一种文学化的想象，难以立足。一个被母后述律平与二弟耶律德光(辽太宗)联手剥夺皇权，连最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无法保障的落魄皇子，竟于宜州兴师动众大建宫殿，而述律平与耶律德光却全然不察，听之任之，这怎么可能？

第二种说法指出，辽圣宗修建奉国寺与辽代崇佛的习尚及辽宋的“澶渊之盟”有关。奉国寺遗产保护管理处宣传科的马吉祥老师表示，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的契丹人，建立了辉煌的大辽王朝。辽建国早于宋，一度强于宋，特别是澶渊之盟后，辽宋两国间维系了长达119年的和平岁月。“澶渊之盟”订立前，辽朝重修唐代独乐寺的观音阁；定盟后，宜州始建奉国寺；36年后兴建应县木塔。这三座建筑，一阁、一殿、一塔，堪称辽代建筑的“三绝”！也就是说，辽圣宗修建奉国寺，可能出自彰显国力、炫耀勋功之初衷。

第三种说法则暗示，奉国寺的修建与契丹政治中心南移与契丹族汉化加深有关。自辽太祖庚午年(910年)“以后兄萧敌鲁为北府宰相，后族为相自此始”，辽太祖神册六年(921年)“以皇弟苏为南府宰相，宗室为南府宰相自此始”。有辽一代，皇后亲族皆以辽上京为中心，依契丹旧俗治理本部牧民并处理与其他游牧民族的关系；而皇族则以中京为中心，使臣民逐渐从事农耕、商贸，加大汉化步伐，并以全面汉化的形象逐鹿中原。辽宜州居中京之东南，其所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即是南北游牧与农耕文明的交会地带，又地处东北亚之要冲，于此建一座皇家佛寺，似乎于偶然中暗含着某种必然。

契丹耶律皇族后裔、云南保山施甸人蒋启坤表示，辽代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制定了“尊孔崇儒”的基本国策，于是契丹人纷纷以弘扬儒家文化为己任，使儒学北渐，道统不衰。契丹人强烈地表现出中国人的特有心态，从而构筑“汉契一体”之中华观念。“汉契一体”与古老的“华夷一体”“九州四海一家”等理论，既一脉相承，又有自身特点。辽代的历史有些类似于距其建国约五百年前的北魏王朝，创造了比自居“正统”“中心”的汉族王朝更有生命力的汉化文明：北魏的石窟艺术优于同期南朝的佛教造像艺术，而辽代建筑所取得的成就也绝不逊色于北宋同行。蓟县独乐寺与义县奉国寺的建筑无疑是由战争走向和平的这阕历史长歌中的华彩篇章，这一长歌在稍后的辽道宗清宁二年(公元1056)，又以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的构建，推向了另一个高潮。

古寺堪称

艺术宝库

早在1961年，奉国寺就被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论辽代的佛堂寺院，义县奉国寺无论是历史地位，还是建筑艺术价值，均属国内第一！河北蓟县的独乐寺与山西大同的华严寺虽也是辽代寺院，但其中一座寺院是由普通配殿改造而成的，另一座寺院最初仅为藏经阁。而奉国寺却是大辽国正宗的皇家寺院，这座寺院的所在地，是大名鼎鼎的萧太后的家族封地，以此为论，独乐寺与华严寺岂可与奉国寺相提并论？

义县学者邵恩库评价说，大雄殿、七佛和建筑彩画三者并称“奉国寺三绝”，均属中国古代建筑史、美术史的无价珍宝。此外，奉国寺内现在仍保存完好的有钟亭、无量殿、清代牌楼、西宫禅院等。另有元、明两代所画的壁画十佛(东西两壁)、八菩萨(北壁两侧各四)、十一面观音(东西梢间内壁)、十八罗汉和金、元、明、清各代所立碑记十一通，极具历史研究价值。

从建筑艺术角度看，奉国寺堪称中国木结构建筑史上的奇迹，是集考古、绘画、雕塑等文化价值于一体的皇家寺院，保存了当今世界上最完好、最古老的泥塑彩色大佛。奉国寺采用的减柱法等建筑方法代表了11世纪中国建筑的最高水平，并为日后北京紫禁城的修造提供了成熟的建构方法。

奉国寺主体建筑大雄殿是中国古代遗存的最大佛殿，建筑年代比公元1103年成书的北宋《营造法式》早83年，其整体造型厚重，斗拱粗犷硕大，出檐平缓深远，上承唐代遗风，下启辽金寺院布局，是研究和探讨辽代寺院布局和建筑风格的唯一例证。

大雄殿内的七尊泥塑彩绘大佛，以其特殊的艺术价值独步华夏，塑像面部表情庄严肃穆，端正慈祥，手印、服饰、动作各不相同，统一中不失变化，其中眼、嘴、耳廓，均按相关仪轨制作而成。

大雄殿梁架上雕绘着莲花、牡丹花、海石榴、草凤等图案，其中飞天彩绘色彩鲜明艳丽、姿态优美、衣纹流畅，是目前国内极为罕见的辽代建筑彩画实例，国内学者评价说：“妙丽无双，诸天之人，悉无能及，天衣为服，珍宝缠身，两肘着钏，左手上出，持天花一，右手下向，如挚其衣。”

中国建筑艺术史知名学者殷力欣先生感叹道：“就中国建筑历史而言，自中唐至北宋末年约三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所遗存至今的23座木构建筑，堪称为最可珍贵的中古时期的建筑文化遗产，而辽代建筑显然占据着其中大部分的和重要的篇幅——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是建筑技术水准的巅峰之作，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两建筑以其设计严谨、制作静丽见长，而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殿则以撼人心魄的大体量、大气势雄冠一时，它展示着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无穷魅力，代表着中国建筑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