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 日本东洋文库的压箱底来自中国

注：“压箱底”引申的意义是指看家的宝贝，或者压在箱底的值得珍惜或珍藏的有一定意义的物件。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东洋文库的压箱底！

东洋文库是日本最大（也是全球第五大）的亚洲研究图书馆，也是日本三大汉学研究重镇之一，位于东京都文京区。是一个专门把中国与中国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兼研究所，1948年起成为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分馆。

东洋文库的前身是英国人莫里逊（Geoge Ernest Morrison）在北京创立的莫里逊文库。

在中国私人藏书的历史上，由澳大利亚人莫理循百年前在北京建立的“亚洲书库”，可能要算得上最出名的私人图书馆，但是，莫理循的全部藏书，最后却成了日本东京图书馆东洋书库的压箱底，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莫理循.中）

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1862年—1920年)出生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的吉隆，从青年时代开始，他就喜欢上了旅游探险，曾先后到过许多国家和地区。

1894年，莫理循只身一人来到中国，他身穿中国长袍，头戴瓜皮小帽，怀揣18英镑，从上海出发，徒步穿越了中国西南的四川、云南两省，最终到达缅甸仰光。在这段历险的基础上，莫理循完成了著作《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此书在英国出版后，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响。伦敦《泰晤士报》因此聘请他为该报驻中国记者。

1897年，莫理循以记者的身份再次来到北京。此后，他在中国工作了20多年，走遍中国10余个省份，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通”。

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为增进与英国的关系，他聘请莫理循担任中华民国政府第一位政治顾问，年薪3500英镑。莫理循出于对中国的好感，辞去了《泰晤士报》驻华记者的职务，进入北洋政府工作。

从担任《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伊始，莫理循就开始用敏锐的眼光观察中国社会。他发现，在中国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北京城里，除了几个私人藏书家外，还没有一家像样的图书馆，特别是社会上自然科学书籍奇缺，这与一个文明古国的都城极不相称。于是，他产生了创办图书馆的想法。此后，他利用各种渠道，开始有计划地、系统地搜集图书。仅仅几年的时间，他就建成了自己的图书馆。此馆被外人称为“莫理循文库”，莫理循自己却称之为“亚洲书库”，因为他要建一座在亚洲首屈一指的图书馆。“亚洲书库”坐落在王府井大街，位于皇亲溥伦的府宅里，这也是莫理循刚来北京时租用的住房。

（莫理循的亚洲图书馆一角）

莫理循经营“亚洲书库”可谓用心良苦，当时有许多图书价格很高，莫理循有时要欠债购买这些图书。经过他的不懈努力，“亚洲书库”的规模越来越大，声誉也越来越高，其中收藏的书籍、文献、史料达2.4万余册，还有110多种报刊以及1000多种画册和图片资料。

这些图书来自中、英、法、德、俄、荷、意等十几个国家，内容不仅涉及中国，而且还涉及中亚诸国、日本、印度、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暹罗(今泰国)、安南(今越南)等国家，门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历史、地理、文学、法律、美术、地质、矿物、医药、娱乐等，对当时的学者们深入研究亚洲帮助很大，“亚洲书库”也由此而得名。

这些图书中有很多是珍品，如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又名《马可·波罗游记》)，这里就藏有40多个最古老的版本；各国关于日俄战争的图书，这里藏有500多册，弥足珍贵。“亚洲书库”还藏有一些关于中国动植物的图书，也十分罕见。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称赞莫理循“熟悉中国政治社会情形，对于当时政要之履历、志趣、能力、弱点、党派、交游、嗜好等项，知悉详确。对于中外时局，观察敏锐，分析细密，有‘活的中国百科辞典’之绰号”，他还认为“亚洲书库”藏书“最为丰富”，堪称“东亚第一”。

莫理循并没有垄断这些精神财富，他十分欢迎中国的知识分子到“亚洲书库”来阅读，也接纳欧美学者来此从事东方学研究。一些来访者受益匪浅，归国后在媒体上大力推介该书库，使莫理循及其“亚洲书库”名扬海外。

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莫理循又先后效力于大总统黎元洪、冯国璋和总理段祺瑞。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于是想返回英国治病，但“亚洲书库”却令他割舍不下。经过一番考虑，莫理循决定将“亚洲书库”出让。

他公开表示愿意将书库卖给中国政府、学术团体或个人。但当时的中国动荡不安，忙于争权夺势的北洋政府里根本无人关心和重视文化事业。而团体和私人中的有识之士苦于囊中羞涩，无力购买。

“实业状元”张謇曾拜访负责整理宁波天一阁书目的藏书家钱恂，希望他能够帮助收购莫氏藏书，但不知何故，此事最后没有下文。

消息传到美国，各名牌大学深知“亚洲书库”的价值，纷纷联系收购。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表现得最为积极，争相报价，加州大学的报价高达3.5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然而，莫理循最大的愿望是将书留在中国，最起码能够留在亚洲。

恰在此时，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总裁小田切万寿之助来到北京办事，听说此事后，立即委托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院长上田万年到书库评估，上田发现这是一批无价之宝，当即决定收购。

岩崎决定以美国人所出最高价3.5万英镑最终购买“亚洲书库”。

他托人到北京与莫理循商谈，莫理循对价格没有异议，但提出三个条件：

藏书必须永久保存；

图书馆用“莫理循文库”名义；

为学者阅读提供方便。

岩崎痛快地应允了莫理循的条件。随后，岩崎托人将图书装箱，从北京由铁路运往天津大沽，从大沽装上“高砂丸”号邮船。1918年9月，书籍运抵日本横滨。岩崎将图书转送东京，临时放在位于深川的岩崎别墅中。

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利用雄厚的资金，对书库进行了补充，先后购进涉及中国、日本、中亚、波斯、印度以及南洋诸国的图书近5万册。还从日本记者渡边哲信手里征集到清末民初在北京发行的全套《顺天时报》等史料。这样，“亚洲书库”不仅补上了损失的数量，而且在莫理循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各种图书资料3.1万余件。

鉴于书库规模迅速扩大，已经超出了“亚洲书库”原有的内容，岩崎决定将书库改名为“东洋文库”。

1922年，岩崎在东京建成了一座新的“东洋文库馆”，并组织专家对文库进行了系统整理。

这也是东京大学图书馆“东洋文库”的由来。

时至今日，这批藏书仍是研究中国及亚洲历史文化的宝库，遗憾的是，中国的学者只能去日本查阅这批存书了。

5年后，北京大学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仍为之耿耿于怀，其称“流传国外者，如《永乐大典》、莫利逊文库、敦煌石室之书简古书”，乃中国文化不可弥补之损失。

沈兼士将莫理循文库与《永乐大典》、敦煌文书相提并论，足见其价值之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