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昊苏，网易历史专栏作者，文史爱好者。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诗经》中收录有大量爱情、婚姻相关的诗篇。据统计，《国风》中大约有三分之一属于此类，数量大约在七十首左右。《诗经》中的爱情诗，有不少以今天标准来看，依然属于风格活泼、内容大胆的内容。古人则往往称之为“淫诗”。
比如《周南·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程俊英《诗经译注》中的翻译是：
打死小鹿撂荒郊，洁白茅草把它包。
有位姑娘春心动，小伙上前把话挑。
砍下小木当烛烧，拾起死鹿在荒郊。
白茅捆扎当礼物，如玉姑娘接受了?
“轻轻慢慢别着忙!
别动围裙别鲁莽!
别惹狗儿叫汪汪!”
当代学者普遍认同，这是一首描写男子追求女子的诗。两人本来素不相识，偶然在野外相遇而一见钟情。男子用打来的小鹿作为礼物追求女子，赢得了女子的爱情。正当两人在野外谈情欢爱之际，女子半推半就，男女感情之间的羞涩、担心恋情被发现的胆怯都跃然纸上。这种爱情模式不但有违于古代礼法，就以今天的道德标准来看，也未免有些大胆（有论者更明确指之为“野合”）。
“描写尺度”比上述几篇稍小，但明确追求自由恋爱、拒斥传统礼仪的诗篇在《诗经》中也数量不少。如《郑风·溱洧》描写大群青年男女在水边聚会，互赠礼物、谈情说爱的场面，这被看作是“后世冶游艳诗之祖”。《郑风·子衿》则描写女子在城阙等待情人、准备私奔时候的思念与幽怨，被当作是“淫奔之诗”。
尽管从描写方法来看，上述诗篇中并未出现今天所谓“露骨”之词，但涉及的话题较为大胆开放，在比较保守的古代，自然难免引发一些争议。即使在当代，也经常有读《诗经》而浮想联翩的读者。甚至不仅是一般读者，即某些态度严肃的学术研究人员也是如此。如民国时期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家、诗人、革命者闻一多就有《诗经的性欲观》一文，认为《诗经》中多有原始人性欲的表现。比如，闻一多认为《郑风·野有蔓草》是用写实的方式描写男女“野合”，“邂逅相遇”应该理解为“交媾”。他更指出《邶风·终风》的“谑浪笑傲”是一种性虐待式的关系。在闻一多眼中，虹、电、风、雨等等自然现象都是古人性欲的象征。从文章形式上看，这篇研究显然受到弗洛伊德的直接影响。闻一多的研究结合了西方人类学、心理学、宗教学，而又加以传统的文字、训诂、考据，看上去综贯中西学术之长，对《诗经》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由于“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一路颇西化的研究方法在民国甚为风行，如胡适就在闻一多之前指出《召南·小星》中之“嘒彼小星”是在描写妓女生活。
此类观点在当时乃至现在都可以说“惊世骇俗”。而由于论者都是民国学术界鼎鼎有名的“大腕”，文章披有学术的外衣，研究方法又确有若干可圈可点之处，因此一般读者往往难辨是非。但上述研究均犯了牵强附会、滥用推理的弊病，抓住一点蛛丝马迹而不断放大，因此看似头头是道，实际上自相矛盾处极多，显然不能引为学术结论。将凡是涉及“爱情”的内容都理解为“性欲”，不免令人想起鲁迅“道学家看见淫”的批评。事实上早在1933年，已有姜公畏撰《所谓诗经的性欲观》专文批评，可惜这些批评似乎并未真正在学术史上发生影响，而新派研究方法代表的“政治正确”也就终于凌驾于“客观事实”之上了。
古人批评《诗经》中此类篇章为“淫诗”，其定义与当代不同，而是特指这种爱情方式不合乎封建礼法，因此应该加以节制与禁止。以现代眼光看，如果将《诗经》看作纯粹的文学作品，“淫诗”当然不妨碍其艺术价值。但要考虑到的是，在古代的绝大多数时间内，《诗经》以“经”而非“诗”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表，社会知识阶层普遍认为其内容应该合乎传统礼乐规范——孔子认为《诗经》有巩固礼教的功能。他评价《诗经》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此外，孔子还指出《诗经》有“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授之以政”（《论语·子路》）等价值。总之，是特别关注《诗经》的实用价值尤其是政治功能。在这样的经典话语之下，“淫诗”则当然是不能被允许的。因此，古人尝试了多种解释路径。
一种是将“淫诗”反过来理解，看作是对“淫诗”的批判。如前文提及的《野有死麕》，《毛诗序》就理解为“恶无礼也”，意思是最后一段所写女子的话是严词拒绝男子的无礼行为，并认为这种反抗源于周礼的影响。《子衿》，《毛诗序》更认为这是“刺学校废也”，是一首政治诗歌。这种解读方法旨在将每首诗都加以政治化的解释，从而为儒家“诗教”提供资源。尽管《毛诗》时代较早，又学有渊源，提出了不少值得信赖的解释。但由于过度追求“政治正确”，因此在解读这类“淫诗”的时候，就多有迂腐曲折之处。宋代以来，欧阳修、苏辙、朱熹等学者对这种解释方法提出了许多批评，认为这些诗就属于“淫诗”，应该正视这一情况，不应曲为辩护。目前来看《毛诗》的说法只能作部分的参考，其中不可信之处很多。
第二种方法是认为这些“淫诗”是偶然掺入儒家圣典的文本，应该加以批判、删除。上古文献流传的偶然性很大，后人的误抄误写会导致文本的错乱，因此这种掺入的观点也存在一定可能性。而且由于据说孔子有“放郑声”，驱逐淫邪音乐的行动，因此仿效孔子，再次删除这些“淫诗”好像看上去也合乎孔子的本义。朱熹的三传弟子、南宋儒学家王柏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王柏在朱熹“淫诗”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诗经》三百零五篇中，有三十二篇是后人妄加的“淫诗”，应该加以删除。作为“疑经”的代表，由于王柏直接抨击流传的《诗经》文本，客观来说颠覆了《诗经》作为儒家意识形态的权威性，许多经学家认为这是大逆不道之举。但王柏的立场与批评者并无本质区别，他认为应该删除违背圣人旨趣的文字，才能真正维持儒家经学的稳定性，依然是立足于经学立场的，以现代眼光来看未免太过于僵化——《诗经》不是、也不应该是“宇宙真理”。
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最合适的方法应该是考虑《诗经》的本来面目，将其理解为文学作品，在此基础上方能正确认识其价值。上述虽被古人批评为所谓“淫诗”，但其实多是合乎现代人思想的爱情诗、抒情诗，文学成就和文学影响都颇值得后人关注——如钱锺书就深刻地意识到《子衿》“已开后世小说言情心理描绘”。应该指出，在文学史的长河中，《诗经》“淫诗”起到的基本均属正面影响。如“有女怀春”指代女性对爱情的热烈向往，应该被认为是一种美好的心理体验。而作为人类的本能追求，吟咏爱情也是真情实感自然流露的表现，不应遭受道学家的横加指责。清代文学家袁枚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真正值得流传的诗应该“都是性灵”。袁枚更在与沈德潜的书信中鲜明地指出，即使是《诗经》之首——被孔子明确称赞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历代注家认为彰显“后妃进贤”的《关雎》，客观来看也不过是“艳诗”即爱情诗而已。——如果真的需要贤才，只要寻觅良臣股肱就足够了，又何必“辗转反侧”地单相思一位女子呢？相思女子，也是古圣人真情的流露，因此是值得称道取法的。
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下，袁枚不得不借助经学的力量为自己涂上一层“政治正确”的保护色，指出“夫妇”与《周易》的“阴阳”实际上一脉相承，因此艳诗也足以辅助儒门教化。但他明确意识到爱情诗（他称为“艳诗”）是人类真性情的体现，“言我之情”才是文学真谛，这一见解则是非常现代的。
袁枚指出，一些内容香艳的诗作或许“不登大雅之堂”，但作为一种风格，应该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不应被个人偏见遮蔽。——如南朝梁简文帝时期盛行的宫体诗，追求辞藻华丽，声调和谐，对律诗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虽然“罗荐已擘鸳鸯被，绮衣复有葡萄带”“春风别有意，密处也寻香”一类诗被闻一多严厉地批评为“鬼胎”“变态”，但其艺术优长及影响仍应得到后人的肯定。——即使是在艳诗属于“政治不正确”的古代，袁枚仍大胆指出“以千金之珠，易鱼之一目，而鱼不乐”，这种庄子式的态度不仅是个人自由意志的体现，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也值得我们深思。在此讨论过程之中，袁枚的“性灵说”代沈德潜“格调说”而起，这也正是古代文学创作与意识形态逐渐疏离的体现之一。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责任编辑：
安梁_NN2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