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拿到了证明，但希特勒却无法应付毕业考试。事实上，一想到去技术学校继续学习，他就反感。他以肺不好为借口--"猛然间，疾病前来帮忙"--说服了克拉拉，不让他继续求学。后来，诽谤者攻击说，关于身体不好的问题，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撒了谎，但保拉却证实，他确实患有出血症。希特勒童年时代的一个朋友记得，"他咳得很厉害，又患鼻膜炎，特别是在潮湿和下雾的日子，咳得更凶。"有个邻居也证实，"他身体很坏，因为肺有问题，不得不辍学。肺不好，后来还咳血。"
由于不再有父亲或学校来管教，这位16岁的年轻人便成了一个自由自在、到处游逛、藐视权威的人物。他过的是一个出逃者的生活。他如饥似渴地看书，速写本里画满了各种画。他上博物馆，进剧场，还去蜡像馆。有一次，他在火车站附近看了一场电影，使他的道德观念大受震惊"多可怕的电影"。他再也不寻人交往；他再也不是儿戏的领袖。他独自在林嗣街道闲逛，但并不感到孤单，未来的梦想在他心中猛烈地搅动。他已讨厌与人交往。1905年深秋，他终于遇上了一个可以容忍的人--奥古斯特·库比席克。库比席克是个装修商的儿子，也抱有幻想：他要成为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他已会拉小提琴和大提琴，还会吹小号和低音大喇叭，且正在德索埃教授的音乐学校学习乐理。一天晚上，两人在剧院里见了面。库比席克注意到，希特勒寡言少语，穿着考究。"他脸色苍白，骨瘦如柴，与我的年龄相差无几，随着演出的进展，他眉飞色舞。"库比席克本人则外表锐敏，宽额，头发卷曲，好像注定要当艺术家。
阿道夫和库斯特尔希特勒不称他新结交的朋友"奥古斯特"几乎每晚都双双上剧场。若不看戏，两人便沿兰德大街闲走。每逢此时，阿道夫手中总有一根以象牙作柄的黑手杖。一天，库比席克鼓足勇气，问他的沉默寡言的朋友是否有工作。"当然没有，"阿道夫粗鲁地回答说。"糊口的工作"是不适合他干的。
因为希特勒不喜欢谈论自己，他们谈的多是音乐和艺术。一天，希特勒突然拿出一本黑色的笔记本，向库比席克朗诵了他刚写好的一首诗，随后又将几幅画和设计稿交给他看，承认自己想当画家。在这个年龄便有这种决心，这使库比席克印象不浅"看到如此闪光的东西，我大为兴奋"。打那以后，他几乎把希特勒当成英雄崇拜。由之，他后来对希特勒的回忆虽常常夸大其词，有时甚至臆造，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深刻了解年轻时的希特勒。
虽然两人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性格却截然相反。库比席克自认为是"善于适应环境，时刻愿意作出让步"；希特勒呢，则是"非常暴躁，高谈阔论"。然而，性格上的差异反而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库比席克善于倾听，甘心扮演被动的角色，"因为它使我明白，我的朋友是多么需要我。"库比席克的热心倾听，令阿道夫感到温暖。于是，他便常常高谈阔论，"且打着生动的手势，完全是讲给我听。"这些高谈阔论，通常是在田间散步，或穿过渺无人踪的山路时发表的。它使库比席克觉得，这简直像是火山爆发，又像是舞台上的一幕。 "我只能张口结舌，一动不动，连鼓掌都忘记了。"过了好久，库比席克才醒悟到，他的朋友并非在演戏，而是"万分认真"。他还发现，希特勒只允许你同意，不允许你反对。库比席克常被怔住的是希特勒的口才，而不是他谈的内容。因此，库比席克时时都表示赞同。
在这个时期，他俩常到图姆莱顿维克去。在那里，阿道夫或读书，或画速写，或画水彩画。有时，俩人也会到多瑙河岸边的石阶上去闲坐。在此幽僻之地，希特勒常常会倾吐他的希望和计划，甚至想入非非。当然，这也不是单方面的。阿道夫非常清楚库比席克的思想。"我需要什么，缺少什么，他都一清二楚。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既过他的生活也过我的生活。"
阿道夫过的虽然是一个波希米亚花花公子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但他的住所却相当简陋。汉波尔德大街三楼的那套住房，若不是小了一点，本来是满舒服的。厨房只有一扇窗户，朝院子开。厨房虽小，但颇舒适，保拉和克拉拉睡在客厅里，那里挂有一幅阿洛伊斯这位傲慢公仆的画像。第三个房间并不比洗手间大，由阿道夫住着。与先前的家不同，现在的这个家很安静，一家人和睦相处。实际上，这个家是为阿道夫这位少爷安设的。每逢圣诞节，阿道夫送给母亲的礼物总是一张戏票。在克拉拉眼中，阿道夫是一位年轻的王子，其天才尚未苏醒，将来注定要成名。亲朋曾建议让阿道夫学点实用的手艺，以便为家庭增加收入，但都遭到克拉拉的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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