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两种文化的百年思索（六）

2.人文与科学绝非各霸一方

这个重建的或恢复的人文领域，已经过了长期与科学领域的密切的沟通。早期人文研究者奉科学知识为典范，毋宁是一个自然而不必要的过程。科学方法在自然现象的研究中取得的卓越成绩，自然引起人在人文、社会的研究领域中作同样的尝试。

人文、社会研究“科学化”的梦想虽然没有实现，但也并不算是全军尽没，因为人文、社会现象中毕竟有可能接受科学方法处理的部分或层次。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便是比较成功的例子。但是索罗（RobertM.Solow）也指出，经济学如果过分师法理论物理也有很大的危险。他特别警告，经济规律与物理规律未可等量齐观。后者确是普遍性的，热和光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

但经济现象中相当于光和热的仅占其中极小的一部份，绝大部份都离不开历史和社会环境。然而经济学如果不经过“科学化”的阶段，索罗如何能总结出这一有价值的经验呢？推之人文研究的其它部门，也都大同小异。所以人文研究今天能重新出发，是和它与科学的长期交涉分不开的。

今后人文与科学之间绝不可能是“精神”和“物质”各霸一方的关系，如中国学人在“科学论战”时期所想象的那样。前面引斯诺的“两种文化”论，力主双向交流，倒不失为一个可行之道。

3.如何重建新的人文研究传统？

西方最近二、三十年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思想冲突十分激烈，尤以后现代论的攻势蔓延最广，而又经久不息。文学研究所受的冲激最大，史学、哲学、社会学等也都有程度不同的波动。但可注意的是没有任何一门学科曾因此溃不成军；常态的研究工作仍然在继续着。新观点、新题目当然大量出现了，坚守旧垒的也依然大有人在。以首当其冲的文学领域而言，最有才能的布鲁姆（HaroldBloom）便奋起保卫《西方经典》（WesternCanon,一九九四）。

他的老师亚布兰（M.H.Abrams)更是乐观得很，因为后现代论集的编者已明白承认“传统派”的文学研究中有卓越的成果，而且还源源不断地涌现。史学领域更是如此，限于篇幅，不详说了。这一现象对于我们极有启示性。中国（包括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科学研究现在大致已赶上西方的水平，而人文方面似乎相对较弱。为什么呢？问题似乎便出在研究传统上面。

中国的科学研究是直承西方传统而来，其中毫无间隔，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但人文研究则无法直接与西方挂钩，除非所研究的是纯西方的东西。中国在“五四”以后二十年间确曾出现过一个人文研究的传统，成绩卓著。当时文、史、哲各方面的创获今天仍在日本与西方的“汉学”论着中有清楚的反映。可惜因战乱关系，这个研究传统中断了。所以怎样重建一个新的人文研究传统，是我们的主要课题。这便引至本文的最后一个论点。

4.西方人文研究的基调已变

如前所述，西方的人文研究现在已开始收复一部分失地，重新出发。对于人文、社会现象，很少研究者还致力于追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五、六十年代美国“现代化理论”风行一时，那是假定所有“传统”社会最后都会曲曲折折地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一理论中也包括若干可信的经验观察，不能一笔抹杀。但作为一种普遍模式来看，它的基本预设－-社会发展具有普遍的规律和阶段─-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今天西方人文、社会研究的基调已变。去到每一个国家，我们不能以主流文化来淹没或压制少数族群的文化；以全世界而言，西方文明也祇是许多文明中的一支。在人文领域中，人类学家提出的“局部地方的知识”(LocalKnowledge)取代了科学家的“普遍性知识”。以前服膺“现代化理论”的政治学家，今天也以“文明的冲突”代替以前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无论是一个社会内的少数族群“文化”、或西方以外不同的“文明”，首先都必须从其内在的脉络中去求了解。这是今天西方人文研究的新预设，其中涉及许多理论上与方法论上的复杂问题，但这里只好存而不论。

我特别指出这一新动向，是因为它为中国人文研究提供了再出发的契机。这里我暂且将“中国人文研究”局限在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文明范围之内，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谓的“国故”。我立此范围以自限是基于两个理由：第一，“国故”是我自己的研究专业所在；第二，“五四”所提出的“整理国故”，是一个重要的运动，可惜四十年代以后因战乱而中断。以客观条件说，这应该是中国学人最能有贡献的领域。但是我不但不在“国故”与中国人文研究之间划上等号，甚至也不认为前者必然构成后者的最重要的内容。读者幸勿误会。

当年胡适提供“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事实上是指用西方既有的学科分类系统，全面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科学方法”四字的提出则表示这一运动在观念上将西方“科学的史学”搬到中国来了。但这祇是运动的口号而已。在实践中，由于那一代的人文学者都出身于旧学训练，或继承清代经史考证，或偏好宋、明理学，或沉潜于晚清复兴的佛学，他们的专门论着大体都能显出对古书理解的深厚功力。其中，真正运用了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地方实在微乎其微。他们在短短二、三十年中能够形成一个研究传统（ResearchTradition），是和早年的旧学根柢有莫大关系。

但“五四”以来，不少学人在自觉层面往往为西方理论与方法所镇慑，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心理对于他们的研究工作不免造成一种限制。今天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任何一门都是异说竞出，莫衷一是。这正应验了《易经》所谓“群龙无首”之象，西方学者则引《旧约》所谓“以色列已没有国王”为喻。西方既不能再提供任何普遍有效的理论根据，研究中国人文传统的人，自然再也没有“马首”可瞻了。在文化或文明多元的新预设之下，研究者承认每一文明或文化都是一独立的主体，首先必须各就其内在脉络进行深入的了解。（这是人类学者所谓"initsownterms"。）但这绝不是说，每一文明的研究都祇能“自说自话”，不必与其它文明互相比较与参照，恰恰相反，今天中国人文研究更需要向外（包括西方）开放。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对于同一类事象在其它文明中的表现方式知道得越多，自己的研究便越能深入。但这和以西方流行的现成理论当作自己研究的最高指导原则，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胡适在“五四”时期曾揭橥“输入学理”的口号，然而他同时却要求我们“把一切学理不看作天经地义，但看作研究问题的参考材料。”这句话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