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两种文化的百年思索（三）

新批评以分析技术为工具与史、哲学同步调

关于哲学与文学也取法于自然科学，我祇能说得更简略。二十世纪是所谓“分析哲学”的时代。这笼统的名词虽然包涵着极复杂的内容和不同方向的内在发展，但专就它与科学关系而言，分析哲学甘居于辅佐地位，则始终未变。从开山大师罗素，三十年代的维也纳学派，到五十年代以后的蒯因（W.V.Quine）都是环绕着科学知识（特别是物理知识）而建立一种“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philosophy）。

蒯因有一句名言：“哲学祇要以科学为对象便尽够了。”这句话虽引起不少同行的诟病，但的确表达了分析哲学的主要精神。所以在它的笼罩之下，政治、社会、哲学十分寂寞，直到一九七一年劳尔斯（JohnRowls,刚刚过世）的《公平理论》出版，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其书究竟是否应当归功于分析哲学还大成问题。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写过两篇关于分析哲学的评论，这里便不再详说了。（见《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台北，允晨，一九九二，页一二五─一六三）

文学研究同样在科学典范的笼罩之下。在“新批评”未兴起之前，美国大学中的文学研究以历史语言学（Philology）为主轴。当时的专家便明说要把文学研究建立成与“科学”相同的一种严格学科。这和“五四”以后“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见解十分相似。中国学人当时也以干、嘉的“训诂考证”体现了一种“科学方法”。

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是“新批评”执牛耳的时期。“新批评家”嫌历史语言的研究不够专门化，把许多外在的因素揽入文学领域之中，如历史背景、作者的生平之类。所以他们主张直接以作品为对象，“细读”而后进行“分析”。不但历史背景与作者生平必须推向边缘的地位，而且作者的本意也毋须理会。因为创作时的想法早已一去不返，即使作者本人事后追忆也未必可靠。所以作品研究，除了细读与分析之外，最重要的则是让它接受普遍而又永恒不变的价值标准的评估。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方式与科学家对待自然界万物态度是很相近的。把作者本意搁置不问之后，则作品或文本已转化为一个客观存在，因而为研究者提供了直接观察和分析的对象。文学研究自然很难安插进“普遍规律”的寻求，但仍有其替代物，即所谓“普遍而不变的价值标准”。“新批评”以分析技术为工具，直接研究作品取代了以前历史与训诂所占据的中心地位；这也明显地受科学文化的激荡而使然。

如果奉科学知识为典范，历史确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分析哲学长期以来都将哲学史划入另册。社会科学的视野一般也不包括历史在内。经济学走上数学模型的科学之路以后，连经济思想史也不得不退出经济课程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