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80多年来首次，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为何此时迈出危险一步？

4月21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首次原则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

放眼战后80多年历程，此举标志着日本长期相对严格的武器出口政策出现重大转向。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日本国内批评称，此举背离“和平国家”定位。

高市早苗政府为何此时拧开这道紧锁多年的“闸门”？一步踏出，日本又将走向何方？

三处关键变化

日本“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制定于2014年。它为武器出口划出较清晰的边界：仅限于“救援、运输、警戒、监视、扫雷”5类用途。

这一框架一度被视为微妙平衡：回应国内保守力量诉求，又尽量守住“和平国家”底线。但它只是政策原则，并非法律，只要政府内部达成一致便可修订，从一开始就带有弹性。

早在去年10月高市政权成立之初，废除“5类用途”已被写入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的联合执政协议。

如今，修订正式落地，至少有三处关键变化。

一是怎么分类。

日本不再以“5类用途”划定武器出口范围，而是直接按性质分类——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如军舰、坦克、导弹等；不具杀伤能力的“非武器”，如雷达、防护装备等。

根据新方案，日本可向与其签署《防卫装备品和技术转移协定》的国家（目前约17个）出口杀伤性武器——实质上突破了长期以来的禁区；非武器的出口，几乎全部放开。

二是卖给谁。

过去，日本对战争国、冲突国基本实行严格限制；如今，在“符合国家安全需要的特殊情况”下，也可例外允许出口。

三是谁说了算。

过去，武器出口需事前向国会报告；如今，是否出口改由包括首相及相关大臣在内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拍板，事后再书面通知国会。可见，决策权向行政系统集中，国会的约束在减弱。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德瑰指出，战后以来，在和平宪法约束下，日本长期对武器出口严加限制，直到2014年才有限开放“5类”非杀伤性装备出口。而这一次，从战斗机、驱逐舰，到导弹、潜艇，传统意义上的杀伤性武器在一定条件下都可纳入出口范围。这是战后从未有过的重大转变。

战略意图明显

如果把时间轴拉长，此番调整并非突然转向，而是政策一路松绑、持续突破的自然延续。

战后初期，日本一度禁止武器生产；1967年提出“武器出口三原则”，确立严格的限制框架；1976年强化“和平国家”理念，形成全面武器禁运。

不过此后，历届政府不断放宽例外：1983年首次允许对美出口武器，2011年进一步允许参与国际联合开发。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2014年——安倍晋三内阁出台“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沿用数十年的“武器出口三原则”，以“5类用途”打开武器出口之窗。

此后边界不断被试探、被突破：2023年放开对外国授权生产装备的成品出口；2024年又允许联合研发战机面向第三国销售。

如今，高市政府干脆把最后的“用途闸门”彻底拆除。问题随之而来，此举意在何处，又为何偏偏在此刻发力？

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变量在于，日本国内政治结构的变化。

长久以来，自民党一直谋求松绑武器出口；但其执政伙伴公明党始终扮演“刹车”角色，仅支持安保议题上的小步放开。

然而随着自公联盟瓦解，新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立场更为激进，原有的政策掣肘随之消散。

从日本政府和舆论的表述看，高市政府此举主要有三重考量。

外交上，通过武器出口，强化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安全合作，提升互操作性，增强整体威慑能力，以塑造更有利的安全环境。

军事上，扩大海外市场，维持并强化国内军工体系，为潜在冲突中的持续作战能力提供支撑。

经济上，试图将国防工业打造为经济增长支柱之一，通过拓展出口渠道，提升产业规模与收益。

在此之外，廉德瑰认为，更直接的驱动力在于两点：一是产业生存，二是战略布局。

如果不能出口，日本军工企业的产品卖给谁？“在自卫队规模有限、采购空间固定的情况下，单靠本土订单难以支撑整个产业链运转，对外出口成为其维持和增强军工实力的现实出路。这既关系到军工基础，也关系到整体经济。”廉德瑰说。

站在更宏观的框架下看，日本加紧推进“印太战略”，拉紧日美澳、日美菲、日美韩等多重同盟网络，战略意图是什么？“其核心指向仍是对华遏制，武器出口已成为其落实安全布局、输出防务能力的重要抓手。”廉德瑰说。

并非民意驱动

日本防相小泉进次郎21日强调，此次修订“符合日本战后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但过去一段时间，从军费连续创纪录，到部署新一代远程导弹，再到允许自卫队开展进攻性网络行动……日本扩军明显提速，已从所谓“防守型国家”转向具备对外投射能力的“主动型选手”。

有日本学者直言，口头上仍是“和平国家”，实际上却将其抛弃——高市政府在没有就“国家应当成为什么样子”展开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正大幅改变战后“不以武器出口助长战争”的国家形态。

这种不安，已在社会层面显现。就在两天前，数万名日本民众聚集在国会周边，抗议政府推动解禁武器出口、修改和平宪法等扩军举措。

廉德瑰指出，上述修订并非民意驱动，而是内阁主导推进，甚至绕开国会批准。其方向很明确，即推动日本走向所谓“正常国家”，摆脱战后约束，拥有完整的军队、强化军事能力，实现某种意义上的重新崛起。

但问题在于，日本社会并未同步。不少日本学者担心国家重蹈战争覆辙。

“尽管国会中主张修宪、扩军的力量占据上风，但在民意层面仍有反对和犹豫。”廉德瑰指出，日本选民本身处于矛盾状态：当初支持高市，更多是希望她能改善经济、对外强硬；但她当前推进的军事化路线，已偏离部分选民的预期。

推升安全风险

就在高市内阁调整武器出口政策的同时，日本自卫队首次在美菲军演中参与实弹科目，实质嵌入联合作战体系。接连而至的军事动向，其外溢影响注定不会局限于日本本土。

从双边互动看，外界普遍担忧，日本持续推进再军事化，向外输送军备，势必抬高区域安全风险，倒逼印度、韩国等地区力量调整战略部署。

这种安全博弈一旦开启，往往进入“你加码、我再加码”的循环，最终陷入典型的安全困境。

从地区结构看，随着日本加大与东南亚国家、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推进与英国、意大利的联合开发，并在后勤维护、装备升级、技术标准等环节与盟友深度绑定，原本以美国为核心的单线同盟结构，正转向多点联通、相互嵌套的多边安全网络。

当越来越多国家同步加码军备，本地区究竟走向安全还是紧张，答案不言自明。

廉德瑰指出，日本背离“专守防卫”原则，接连突破武器出口限制，并通过编织小多边军事合作网络，在中国周边形成体系化压力，其影响将波及朝鲜半岛、台海、南海等多个方向。这种持续推进的遏制行动，本身就构成现实安全威胁。

很多专家学者担心日本重新开启“战争机器”，对外“输出战争”。

不过，“日本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主张改善对华关系、反思战争的理性力量仍存在。”廉德瑰认为，后续三大动向值得关注。

一是，日本内部各政治力量的博弈走向，奉行军事扩张路线的势力能掌权多久？

二是，日本国内理性力量是否能形成有效制衡？

三是，美国是否会在东亚复刻“代理人冲突”模式？这对中日两国均会造成不利影响。

本文作者：解放日报 安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