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重视量化史学
八○年代后，逐渐冷淡
先从我比较熟悉的史学说起，由于对兰克（LeopoldvonRanke）的不完整的了解，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西方（英、美、法）史学主流便是要把它变成一种“科学”（即所谓“科学的史学”，ScientificHistory）。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流派多不胜数，但其中最有势力的几乎都企图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把史学化为“科学”。
马克思派的历史“规律”说固不必说，法国年鉴派的“长期”结构或系统也是尽量要使历史现象和自然现象减少距离，因而可以接受“科学的处理”。二十世纪初叶美国“新史学”继“科学史学”之后，其目的仍然是为了扩大史学的“科学化”，不过不是直接与自然科学接轨，而是与社会科学合流，而社会科学当然奉自然科学为最高的知识典范。这一潮流在美继长增高，至五十、六十年代而登峰造极。
在这一风气下所取得的最大创获，则在美国经济史方面。佛格尔（RobertW.Fogel）与诺尔思（DouglassC.North）等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曾运用经济计量的方法，通过计算机对庞大统计数字的处理，研究了美国史上的经济成长、铁路建造、以及奴隶制度等多方面问题，得出了许多重要的新结论。但严格地说，这项成就已属于经济学，而不是史学。所以他们在几年前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奖。
尽管如此，美国一般史学家对于他们的结论还是颇多持疑。佛格尔关于南方黑奴是奴隶制度的受益者之说，便引起了巨大的争论。量化史学在六十年代极受重视，社会史（如家庭关系）、政治史（如投票行为）都曾予以援用。但时间久了，大家发现统计数字的解释甚难确定，这样的“科学的史学”还是无法达到自然科学关于建立规律、精确、预言或预测等等的需求。
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界对它的热烈期望终于逐渐冷淡了。这里我必须补充一句，二十世纪中也仍然有不少人把史学列入“人文”的范畴，因为史学究属“理科”（Sciences）或“文科”（Arts），是一个争辩不休的问题。五十年代以后美国思想史的研究受到欧陆“精神科学”传说的影响，特别是柯林乌（R.G.Collingwood）的启发，也开始重视“同情的理解”以及“人”主观作用。这条途径终于引出了今天所谓“诠释学”的流行。但整体观察，追求各式各样的“科学化”则一直是史学的主流。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余英时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