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两种文化的百年思索（五）

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

上面我根据具体的事例，试图为二十世纪以来西方人文研究的动态勾出一个历史的轮廓。我所引用的事例是一般公认的，其间很难有个人任意取舍的空隙。这一轮廓透显出两个密切相关的重要事实。

第一，人文研究在西方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逐渐退居次要的地位，代之而兴的则是自然科学，特别从基本科学研究中衍生出来的科技。我们只要看看今天世界各国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投资比例，便十分清楚了。第二，过去一个世纪中，西方的人文研究大体上都奉科学知识为典范，进行了各式各样的仿效，虽然始终未能接近物理学、生物学的成功高度。

专从这两种动态说，好象二十世纪以来是一部科学越来越兴旺、人文越来越冷落的历史。我这篇文字到现在为止，也好象是在一方面颂扬科学，另一方又为人文叹息似的。其实则适得其反。上面所指陈的不过是人文研究的现状及其演变的轨迹；通过这一演变，我们恰恰可以看到一种可能性，即西方人文研究也许正处于再出发的前夕。华特生在《现代心灵》这部大书的结尾处，特别标出“新人文、新经典”之目，便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下面我要简单地说说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1.人文研究逐渐恢复独立

人文研究作为一个有别于自然科学的知识领域，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它的独立地位今天是更加强，而不是更削弱了。人文与科学的划分，特别流行于十九世纪的德国。但二十世纪初叶以后，这两大领域的分界受到严重的质疑。

维也纳学派的纽拉斯（O.Neurath）、卡纳普（R.Carnap）等人倡导“统一科学”（UnifiedScience）的运动，企图以“科学方法”统一一切学科，声势浩大，逼得人文领域几乎没有存身之地。两年前去世的蒯因是分析哲学界的重镇，他曾经内部批判了逻辑实证论的一些极端论点。但他基本上仍奉“科学知识”为知识的最高标准。他不谈“统一科学”，而仍以最广义的科学─-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为一“连续体”，最抽象的一端是数学、物理，最具体的一端则是工程、史学之类。

他自己所提倡的哲学则直接与数、理相连续。这个“连续体”比“统一科学”自然减少了霸道的意味，然而人文不成其为一独立领域，却依然如故。到七十年代以后，分析哲学家已开始改变态度。普南(H.Putnam)先后师事蒯因与卡纳普，早年的哲学研究集中在科学知识论方面。但是一九七六年他在牛津大学担任洛克讲座时，讲题却是“意义与精神科学”（MeaningandtheMoralSciences），所谓“精神科学”即德文的geistwissenshafter，本文为方便起见，称之为“人文”。

他在第六讲回到亚里斯多德的古典源头，承认在“理论知识”之外尚有“实践知识”。这两种知识各有领域，既不能“统一”，也不是“连续体”了。普南之所以如此改变显然是受了欧陆现象学、注释学、甚至后现代理论的冲击。因此我们大致可说，这二、三十年来是人文领域逐步恢复其独立地位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