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两种文化的百年思索

中院副院长朱敬一先生约我为他所策划的“时报科学与人文”版撰稿，谈谈中国人文研究的现状和展望。我很理解他的关怀，所以一口答应了下来。及至开始运思时，才发现这篇文字实在不易下笔。

“人文”的范围如此广阔，我的知识又极其有很，真有“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的惶恐。最后我决定从一百年来西方人文研究的大趋势开始，然后归结到中国的现状。这是因为我们现代的人文处境是由西方文化入侵开始的，潮流必须探源。

在撰写期间，关于二十世纪西方学术思想的动向，我特别参考了下列两本书：英国作家华特生《现代心灵─二十世纪知识思想史》和《变动中的美国学院文化》，前者从空中作全面的俯瞰，后者经内部作体道式的反思，同是可以信赖的资料。特附志于此，以示不敢掠美之意。至于文中的论点则必须由我自己负责。

回顾二十世纪科学典范下的人文研究

科学革命虽早始于十七世纪，但科学主宰人类的生活，从局部到全面，则是二十世纪的新发展。科学及其所衍生的实用技术今天已经由西方传布至全世界，这是所谓“全球化”的基本动力之所在。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科技越来越支配现代生活这一事实，然后才能对人文研究在今天的处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让我略举实例，以说明我的意思。

一九００年发现了量子学说的蒲朗克（ＭaxＰlanck）自然是公认的物理学大家，毫无争议。但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德国，人文学科的地位仍远在新兴的科学之上。蒲氏出生在一个宗教和学术的世家，家人和亲戚并不鼓励他去学物理，甚至还有加以嘲笑的。他们都认为人文是比科学更为优越的知识方式。到了二十世纪中期，人文与科学之间的相对比重已发生巨大的变化。一九五九年英国剑桥大学所爆发的“两种文化”争论，便是最有象征性的事件。

斯诺（C.P.Snow）是出身剑桥的科学家，其科学研究却以失败著名，后来改写小说，同时又兼任政府的科学顾问。这年五月他去母校演讲，题目是“两个文化与科学革命”。他将英国知识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人文，一类是科学。他对这两类知识人都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英国的政治与社会决策权力大体上掌握在人文知识人的手上，他们在大学时期的训练不外经典、史学和文学，但对科学却一窍不通。在他看来，二十世纪才是真正科学革命的时代，许多基本发现，如物理、生物等，都出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因此国家政策由科学外行来拟定，是极危险的事。

另一方面，他也批评科学知识人缺少人文修养，以致往往轻视人文学。斯诺的主要论点在今天看来实在很平常，但当时却引起了西方学术文化界的巨大震撼。首先发难的是剑桥大学的文学批评家李维思（F.R.Leavis），强调科学与人文的方法不同，语言不同，“两种文化”之说是无知妄作。随之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崔林（LionelTrlling）评论这一争论，也认为斯诺过于简化人文的复杂内涵，“两种文化”的对比不能成立。

我引用这个公案并不是对争论的本身有兴趣，而是借此说明：从蒲朗克到斯诺，短短七、八十年之间，科学与人文在西方社会的地位，一升一降，已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争论之所以出现，并持续至今（按：一九九九年英国广播公司曾特制四十年纪念的讨论节目），象征着科学迅速地取代人文的新现象。四十年后反观这场争辩，似乎斯诺更有先见之明，科学文化现在几乎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角落。相随而来的，则是文化评论家对科学的中心地位比斯诺更加肯定了。因此继“两种文化”的讨论之后，布洛克曼（JohnBrockman）在一九九五年又提出《第三种文化》（TheThirdCulture）的说法。所谓“第三种文化”并不是科学与人文交流以后的新综合，而是科学知识的通俗化和普及化。

最近二、三十年来，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中已有不少人开始专为一般读者写深入浅出的通俗读物。这些作品虽说是为了“雅俗共赏”（Popluar），其实还是假定了一定程度的科学训练，读者若没有相当的数理知识，还是不容易吸收的。今天西方任何一家具规模的书店都有几个书架列着这些读物，这是二、三十年前所未有的现象；一般人的“人文修养”大有为“科学修养”取而代之的趋势。

一九八七年贾柯比（RussellJacoby）出版了一部书，名为《最后的知识人》（TheLastIntellectuals），主要讨论为什么所谓“公共知识人”（PublicIntellectual）在美国社会呈现逐渐减少的倾向？此书的解说很繁复，这里不能也不必涉及。值得注意是布洛克曼在《第三种文化》中所提出的答案。他认为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美国的公共知识人大多数都是人文、社会科学出身，他们所发挥的功能今天已为科学家所取代。

譬如贾柯比书中特别指出，英、美的分析哲学已取得全面的胜利，应该更合乎科学时代的需要，但何以他们在社会上的一般影响力反而比不上二十世纪中叶以前的哲学家？布氏的回答非常干脆：科学今天无论在政策或哲学涵义方面，其所引申的后果比从前越来越深远，政府与社会都不能不更加重视。分析哲学家尽管在“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Science）方面有种种精巧的建构，但是毕竟还是科学家对他本行所进行的哲学家思考更为先进，也更为有用。

我必须说明，这里引布洛克曼的话，不过是借以指出一个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即在一般人的意识中，科学今天已稳居文化领航的地位，人文则退处次席。我虽不同意布洛克曼对整个问题的分析，但不能不接受他所陈述的事实。现在人文与科学之间“霸权”交替的史迹已明，让我在这个基础上，检视一下人文研究在二十世纪的动向。

在这篇短论中，我试图提出一个高度概括性的观察：二十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建立它们个别领域中的“知识”时，都曾奉自然科学为典范。这显然是因为自然科学如物理所创获的知识不但具有普遍性、准确性、稳定性，而且它的方法也十分严格。人文研究见贤思齐，毋宁是很自然的。尽管这一效颦运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失败远多于成功，但整体来看，二十世纪的人文研究一直在科学典范的引诱之下游移徘徊，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姑就文、史、哲三门各说几句话，以见其梗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