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徐永昌所以不赞成反驳,其顾虑在于:“方既落彼,若交相口角,敌人不难威逼利诱,使方更为出丑。”此言不幸言中。8月15日,日军将缴获的方先觉先前致重庆的电报发表,其中有“职属最后一兵亦必战死”等语,收到消息后徐永昌无奈地写道:“敌对我可谓极尽揶榆奚落之能事”。8月17日,徐又记载:“今日敌广播,又大登方先觉发表谈话。为敌所弄与庞如出一辙,无聊之极。”这样,重庆与日军果然演成“交相口角”。
如此看来,事态的发展脉络似乎是很清楚的:方电一经发表,在公众舆论面前,因为与方之间存在着“作育”与被“作育”的关系,蒋的政治名誉便与方捆在一起,一开始蒋便没有任何退路。当方之降敌消息传来,不待核实即下令反驳,既是蒋的再次赌博,也是蒋没有退路的反映。蒋为方辩护,即是蒋对该案的第一次裁决。也就是从此刻起,方之投敌问题被人为地搅混。其实,蒋之反驳并无事实依据,不过是施“不耘求获之计”而已,故此一历史争议的始作俑者,其实并不是方先觉而是蒋介石。
方先觉的归来与蒋介石的终决
关于方先觉的归来,据说是11月18日夜,戴笠派其军统湖南站特工将方由衡阳救出,先到芷江,再至昆明,12月11日飞抵重庆。方之归来,使这个沉寂一时的事件,再度成为社会舆论和高层人士之间一个话题。对蒋而言,也就到了为该案做一个了结的时候。
从蒋和徐永昌日记看,二人均于12月12日即第一时间分别召见了方。公开发表的蒋氏日记关于与方的见面仅两句话:“与之相见匪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所谓“隔世重逢”,这是特意与“来生再见”相联系。蒋知道他的日记是要为后人研读的,因而故意写上这些假话,以期将不耘求获之计施展到底。而徐永昌与方似乎未做深谈。
第一时间的召见等于亮出了蒋的态度,从12月13日起,重庆舆论掀起新的一轮对方先觉的宣传活动。13日《大公报》发表社论,题为《向方先觉军长欢呼!》内称:“方军长打了抗战以来最艰苦的硬仗,他最后也没失掉中华军人的节操,所以我们特别欢呼:‘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我们的抗战精神回来了!’”社论最后写有这样几句话:“语云‘知耻近乎勇’,军人最应知耻。顶天立地汉子一定要脸,方军长及第十军的将士们就是知耻有勇的标准军人。”同日,《大公报》还发表了对方的长篇采访。记者说:“关心方先生的千万同胞,都为方先生的脱险归来而喜跃!”方答:“我虽然回来了,但惭愧却难免;因为我既未成功,又未成仁!”不难发现,方的调子很低。
与此同时,官方也为方举办了欢迎活动。12月15日,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宴请方先觉、孙鸣玉等,餐后并举办了一个晚会。数日后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当方归之二、三日会报时,贺元晋虽提议本会开会欢迎,颂云目视余,余无语,蔚文即谓见面慰问慰问。”贺国光字元靖,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元晋为笔误。程潜字颂云,时任代参谋总长。林蔚此时已调任军政部次长。这个记载表明,贺国光虽提议欢迎,但程潜和徐永昌均不表态,其实就是腹诽。最后,林蔚的意见被勉强接受。在这里,全然不见“悲喜交集”或者“隔世重逢”的气氛,提议者与默认者都是勉强的。
侍从室的唐纵参加了这个欢迎会。唐记载:“张部长于政治部欢迎方先觉,餐后余兴。先觉虽被欢迎,但似若不胜其哀戚!”唐纵准确地记载了方之神态与心态。方毕竟是降将,底气不足,愈被欢迎愈是不胜哀戚。
如同当初宣传方之最后一电一样,所谓欢迎同样是基于政治的需要,无论方先觉哀戚与否,欢迎活动继续展开。12月20日,《救国日报》发表题为《方先觉不愧张睢阳》的社论。不仅将方与张巡类比,且称:“夫张巡睢阳之守,不能救唐代之久乱……而方先觉军长衡阳之守,则功在民族,较之睢阳之守,其功尤大”。社论还说:“方军长功勋高于张巡,但张巡为贼所杀,而方军长则脱险归来,或者有人以为不如张巡。其实,在唐时被俘,不降即死。现代战争,国际法规定不许杀敌俘虏。日本虽不守国际法规,但崇拜硬汉,故方军长得以不死。此则时代不同,不足有玷方氏。”如前所述,何成浚早已为张与方分出高下,本文可以不再饶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