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徐永昌所以不赞成反驳，其顾虑在于：“方既落彼，若交相口角，敌人不难威逼利诱，使方更为出丑。”此言不幸言中。8月15日，日军将缴获的方先觉先前致重庆的电报发表，其中有“职属最后一兵亦必战死”等语，收到消息后徐永昌无奈地写道：“敌对我可谓极尽揶榆奚落之能事”。8月17日，徐又记载：“今日敌广播，又大登方先觉发表谈话。为敌所弄与庞如出一辙，无聊之极。”这样，重庆与日军果然演成“交相口角”。
如此看来，事态的发展脉络似乎是很清楚的：方电一经发表，在公众舆论面前，因为与方之间存在着“作育”与被“作育”的关系，蒋的政治名誉便与方捆在一起，一开始蒋便没有任何退路。当方之降敌消息传来，不待核实即下令反驳，既是蒋的再次赌博，也是蒋没有退路的反映。蒋为方辩护，即是蒋对该案的第一次裁决。也就是从此刻起，方之投敌问题被人为地搅混。其实，蒋之反驳并无事实依据，不过是施“不耘求获之计”而已，故此一历史争议的始作俑者，其实并不是方先觉而是蒋介石。
方先觉的归来与蒋介石的终决
关于方先觉的归来，据说是11月18日夜，戴笠派其军统湖南站特工将方由衡阳救出，先到芷江，再至昆明，12月11日飞抵重庆。方之归来，使这个沉寂一时的事件，再度成为社会舆论和高层人士之间一个话题。对蒋而言，也就到了为该案做一个了结的时候。
从蒋和徐永昌日记看，二人均于12月12日即第一时间分别召见了方。公开发表的蒋氏日记关于与方的见面仅两句话：“与之相见匪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所谓“隔世重逢”，这是特意与“来生再见”相联系。蒋知道他的日记是要为后人研读的，因而故意写上这些假话，以期将不耘求获之计施展到底。而徐永昌与方似乎未做深谈。
第一时间的召见等于亮出了蒋的态度，从12月13日起，重庆舆论掀起新的一轮对方先觉的宣传活动。13日《大公报》发表社论，题为《向方先觉军长欢呼！》内称：“方军长打了抗战以来最艰苦的硬仗，他最后也没失掉中华军人的节操，所以我们特别欢呼：‘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我们的抗战精神回来了！’”社论最后写有这样几句话：“语云‘知耻近乎勇’，军人最应知耻。顶天立地汉子一定要脸，方军长及第十军的将士们就是知耻有勇的标准军人。”同日，《大公报》还发表了对方的长篇采访。记者说：“关心方先生的千万同胞，都为方先生的脱险归来而喜跃！”方答：“我虽然回来了，但惭愧却难免；因为我既未成功，又未成仁！”不难发现，方的调子很低。
与此同时，官方也为方举办了欢迎活动。12月15日，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宴请方先觉、孙鸣玉等，餐后并举办了一个晚会。数日后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当方归之二、三日会报时，贺元晋虽提议本会开会欢迎，颂云目视余，余无语，蔚文即谓见面慰问慰问。”贺国光字元靖，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元晋为笔误。程潜字颂云，时任代参谋总长。林蔚此时已调任军政部次长。这个记载表明，贺国光虽提议欢迎，但程潜和徐永昌均不表态，其实就是腹诽。最后，林蔚的意见被勉强接受。在这里，全然不见“悲喜交集”或者“隔世重逢”的气氛，提议者与默认者都是勉强的。
侍从室的唐纵参加了这个欢迎会。唐记载：“张部长于政治部欢迎方先觉，餐后余兴。先觉虽被欢迎，但似若不胜其哀戚！”唐纵准确地记载了方之神态与心态。方毕竟是降将，底气不足，愈被欢迎愈是不胜哀戚。
如同当初宣传方之最后一电一样，所谓欢迎同样是基于政治的需要，无论方先觉哀戚与否，欢迎活动继续展开。12月20日，《救国日报》发表题为《方先觉不愧张睢阳》的社论。不仅将方与张巡类比，且称：“夫张巡睢阳之守，不能救唐代之久乱……而方先觉军长衡阳之守，则功在民族，较之睢阳之守，其功尤大”。社论还说：“方军长功勋高于张巡，但张巡为贼所杀，而方军长则脱险归来，或者有人以为不如张巡。其实，在唐时被俘，不降即死。现代战争，国际法规定不许杀敌俘虏。日本虽不守国际法规，但崇拜硬汉，故方军长得以不死。此则时代不同，不足有玷方氏。”如前所述，何成浚早已为张与方分出高下，本文可以不再饶舌。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邓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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