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裁决及其依据
简言之，蒋对方先觉一案的裁决完全是以政治利益的需要为着眼点，依据权力，将一个投敌者的变节事实人为地抹去。由于破绽太多，蒋之处理表现为一个反复追加裁决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始于下令发表方之最后一电。
当方先觉下落不明之际，徐永昌建议缓发方电以留余地，而蒋则下令立即发表，实际上就是不留余地。孤立地看，徐的意见合情又合理，相反，蒋的意见带有相当的赌博性质，既不合情又不合理。问题在于，徐的意见是就事论事，而蒋的意见恰恰不是就事论事。方电因其文字极具宣传效果，衡阳战败之际，蒋实在需要于第一时间发表该电，借以消除战败的阴影。
根据8月8日蒋的指示，8月9日重庆各大报均以头条位置刊载方电，随后展开了大规模宣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军委会政治部机关报《扫荡报》的社论，题为《最后一电》。内称：“‘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这两句话真可以动天地而泣鬼神。”“全体衡阳守军，何以克尽革命军人的天职，何以成为革命军人的典型？在方军长等电文中说得明白：‘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可见这是二十年来黄埔建军的成功。”“方军长等的‘最后一电’，正是我国抗战胜利的保证。”社论还有这样一段话：“昔普法战后，法国作家都德，写了一篇小说，题曰‘最后一课’，以激发法国人民的爱国精神。衡阳守军以四十多天写了这首‘ 最后一电’悲壮的史诗。”
《扫荡报》的阐释与引申，将方电的宣传效果发挥到极致。本来，衡阳战败是对蒋的声誉的重大打击，然而通过方电的发表，方被塑造为军人典型，而这位军人典型则又出自“钧座平生作育”，这样，蒋不再因战败而汗颜，相反，却因作育了一位典型军人而增光添彩。本来，衡阳失守的战略后果十分严重，然而通过“最后一电 ”与“最后一课”的类比，方电遂成史诗。既然是史诗当然应该歌颂，而赞美之声一经掀起，战败的责任也就不便追究而不必交待了。本来，衡阳之役就结果而论是一败仗，但因方电的凛然正气，于是被宣扬为精神上的胜利，即“黄埔建军的成功”。
总之，经过《扫荡报》的生花之笔，衡阳之败反倒成了“胜利的保证”。这样，蒋之责任被开脱，战败的后果被淡化，国民的视线被转移。《扫荡报》与其说是在诠释方电，不如说是在诠释为什么坚持发表方电。
方电的发表与宣传收到了预期效果。任职于侍从室的唐纵在日记中写道：方电“读后不禁暗然神伤，热泪夺眶！”铨叙部次长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方电读后，“心为凄然欲绝，一切作事均觉无绪。”不过，正当方电大肆赚取人们热泪之际，事情迅速发生变化。
8月10日，也就是方电发表第二天，有关方先觉降敌的消息陆续传来。徐永昌记载：“二厅报告，收敌广播，述方先觉率师长等举白旗投降经过。”二厅为军令部主管情报的单位。面对这个消息，蒋的态度如何？徐记载：“午间蔚文电（话），对方事委员长令设法驳敌恶意伤人”。蒋迅速做出反驳的决定。对此，徐再次提出不同意见，徐说：“该军守城四十余日，事实差强，何必反唇。且方既落彼，若交相口角，敌人不难威逼利诱，使方更为出丑。”徐的意思是反驳对于方更为不利。
那么，蒋既然决定反驳，是否收到不同消息？不然。徐记载：“蔚文谓倾已询前方，据由衡阳逃出工人述，该军曾举出大的白旗派官长向敌讲条件，不允，又经炮击，乃降云云。”这就是说，侍从室通过自己的渠道直接了解到的仍然是一个不利于方先觉的消息。
敌台的广播至少证实了这样一个问题：方先觉并未战死。如前所述，当方生死不明之际蒋即下令发表其最后一电，此举具有相当的赌博性质，实际上就是赌方必定战死。现在，至少“来生再见”一语已经失效，蒋的赌博已输去一局。接下来的问题是，方到底是降敌还是被俘？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邓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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