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关于方先觉投降的广播可以认为是一面之词，衡阳工人的见闻也有道听途说之嫌，两条消息并不能完全证实方之投敌，但至少都不是好消息。徐永昌所以不赞成反驳，是考虑到方既然已落敌手，如果双方“交相口角”，日军不难使方做出更为出丑的举动。孤立地看，徐之意见合情又合理，相反，蒋则不待消息核实即下令反驳，既不合情又不合理，实际上就是做新的一轮赌博。问题在于，与前次是否发表方之最后一电的争论相同，这一回徐的意见仍然是就事论事，而蒋的意见仍然不是就事论事。
蒋的决心没有动摇。8月12日徐记载：“午在黄山会（报），关于敌广播方先觉等投降事，蒋先生云现在中国人决无此事，仍须驳之。意至善而良苦。”这是继8月10日之后，蒋再度下令反驳。问题不在反驳的决定，而在反驳的依据。那么，蒋之依据是什么？此即“现在中国人决无此事”。这就是说，蒋所依据的只是一个抽象的政治概念，并无具体事实。而这种依据概念而非事实的反驳又体现了什么？此即蒋的“意至善而良苦”的用心。
既然坚持反驳，也就必然坚持对方的正面宣传。徐记载：“关于方事之宣传，今午蒋先生复与文伯斟酌文字，文伯似持谨慎，蒋先生以为即发。”张治中字文白，“文伯”或为笔误。张时任军委会政治部长，有关方先觉的宣传由张主管。当方先觉降敌消息传出之际，在方的宣传问题上张治中持谨慎态度，就是主张留有余地，蒋则要求“即发”，就是不留余地。
并无事实根据，却又毫不妥协地坚持反驳、坚持宣传，面对蒋的这些反常之举，一度甚为不解的徐永昌最终识破蒋之用意，徐在日记中做出这样一个结论：“知其仍系不耘求获之计（何如退而结网）。”
只问耕耘不求收获，是中国传统的行为准则之一，意思是不论结果如何，但求努力去做。换言之，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那么，“不耘求获”又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在徐永昌看来，蒋对方先觉一案的处理方式是将中国这一传统准则颠倒过来，此即事情是怎样做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换言之，即使方先觉变节投敌，但概不承认，概予否认。
把问题联系起来，当初徐永昌力主缓发方电，其顾虑在于“万一方等被俘之后有不名誉情事，岂不遗笑于人”，而蒋则底气十足地宣称“纵被俘无虑也”。现在，一切都清楚了，蒋所以如此自信，并非基于对方先觉个人特殊的信任，而是基于对自己的处理方式的自信。纵被俘无虑也，表明蒋一开始就设定了这个“不耘求获之计 ”。
或许因为方电“来生再见”的誓言所产生的舆论导向作用，方的降敌消息在重庆高层传开之初，人们的头一个反应是本能地予以抵制。8月11日，军法总监何成浚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广播曾捏造方军长等前后向其投降，似绝不可信。或于倭寇进城后，欲夺路而出，途中受截击，力竭被俘，亦未可知……果被俘而仍不屈，其忠勇当终为世人所称道也”。这里不仅本能地抵制方之降敌传闻，并且在主观上为方之被俘设想出一个仍不失为壮烈的过程：夺路而出，力竭被俘。
然而，随着梁子超关于方先觉降敌条件的传来，人们的种种猜测被无情地击碎。8月16日，何成浚在日记中写道：“第三师团长梁子超前日因我空军轰炸衡阳得间逃出，云寇军于本月七日突破我军防御工事，攻入衡阳城，方军长见大事已去派副官长向寇军提出六项要求”。何评论道：“噫！方军长等苦战四十余日，声名烈烈，虽庸人孺子莫不称道其忠勇，如坚持到底，以身殉职，则在中国史册上，张巡之守睢阳不能专美于前也。奈何当最后关头，以一念之差，由民族英雄一变而为降将军，留此百世不能洗磨之耻辱，我闻之实不胜太息痛恨之至。”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邓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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