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先觉
1944年4月至12月，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了最后的战略进攻，此即一号作战。在一号作战全部过程中，日军所遇到的最为顽强的抵抗是在衡阳。时任第十军军长的方先觉固守该城40余日，在中美空军的配合下，曾重创日军，创造了抗战后期最为著名的一次守城战例。然而，在援军迟迟不至、日军最后突入衡阳的生死关头，方先觉又率部投敌，成为一号作战全部过程中投降日军的最高将领。方氏集英雄与降将于一身，反差甚为悬殊。
然而，由方先觉所引起的历史争议并不在于其功过如何评价，而是集中在他到底是否变节投敌。对此，台湾的相关著述基本否认，而大陆方面则相反，多予以肯定。就笔者所见，双方的基本论据大都是衡阳之役参加者后来的证词，由于大陆和台湾政治环境不同，证词自然也不同，所以形成各有其据、各持其论的状态。然而，因双方都没有提出原始证据，彼此的立论依据均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其实，该案所以是非莫辨，很大程度上是由蒋介石当年的裁决所造成。
衡阳之役与中国政治
日军一号作战的战略意图是打通平汉与粤汉两条铁路线。经过河南战役平汉路基本打通，接下来日军迅即发起湖南战役，以期打通粤汉路。6月18日长沙失守，战局的下一个焦点集中到湘南衡阳。衡阳为粤汉与湘桂两条铁路的交汇点，能否阻止日军打通粤汉路并阻止其进犯广西，取决于能否固守衡阳。至此，衡阳之役的战略意义骤然形成。
方先觉部于6月初进驻衡阳，所辖虽有四个师的番号，但因严重缺员，总兵力仅约1.7万人。衡阳之役于6月22日展开，鉴于长沙之败，最初，重庆统帅部对于守军并无信心。6月23日，军法总监何成浚记载：午后出席各部会报，“军令部报告战争情况，衡阳业已在倭寇严重威胁下，守军力量甚低劣，敌人不攻则已，否则与长沙必无二致”。事后看，军令部的评估不免过低，方先觉顶住了日军的猛攻，将战局支撑下来。
任何战役，愈是具有战略意义便愈是具有政治意义，其政治的牵扯面愈是广泛。衡阳战役正是如此，是役展开之后不久，不可避免地与一系列政治问题牵扯起来。
由于国民党军一再溃败，美国对蒋失去信心，7月7日罗斯福提出将中国军队交史迪威指挥。对此，蒋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余于此不外拒绝、接受与缓和之三种方针，以为应付之道，后来决心以缓和处之。”次日，蒋复电罗斯福表示此事要有一个准备时期。同日，蒋又致电华莱士副总统，称中国战局“并未有如阁下在各地所得报告之危险与绝望之程度，此当能以今后事实之表现证明之”。把两电联系起来，此可见蒋的缓和之计。
史迪威指挥权既然因战局危机而提出，蒋当然明白，此事能否缓和并不取决于玩弄文字游戏，而是取决于战局能否缓和。所谓缓和就是拖延，力求在战场上有所收获，待战局稳定之后，再来就史迪威问题具体磋商，从而求得一个有利的结果。为此，蒋明确向美方开出支票：当能以今后事实之表现证明之。那么，这个“证明” 具体体现在哪里？显然，由于中国战场的作战中心集中在衡阳，因此史迪威问题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衡阳之役的胜负。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邓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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