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不断加强对衡阳的作战指导。7月20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援军“进取得手,则衡阳当可转败为胜。军事忧惶,未足言危,而对美外交之颓势,实为精神上最大之打击,但果能邀天之福,军事获胜,则外交危机,亦可转安”。在这里,蒋明确地把衡阳之役与对美外交联系起来。
衡阳之役与中国政治的另一牵扯,形式上与史迪威问题具有很大的区别,它并不明确地摆在蒋的面前,但又是一个坚实的存在,此即国共谈判的进程与走向。一号作战于4月发动,而国共谈判则于5月举行,两个过程基本上同步展开。由于这个特点的存在,国民党军在各个作战环节的胜负,事实上直接影响国共谈判的进程。
抗战开始以来,国共谈判向以双边关系为基本内容。5月底,随着汤恩伯部在河南战役的溃败,中共头一回突破旧有框架,首次向对方提出全国性政治要求:“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6月5日,两党代表在重庆互换谈判提案,此后,双方均未就对方提案做出答复。何时做答、怎样做答,实际上取决于衡阳之役的结果。
显然,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衡阳之役均构成了一号作战全部过程中的一个中心环节。7月25日,自称基督徒的蒋介石祈祷立誓:“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南岳顶峰,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许下如此大愿,反映了是役对蒋的重要性。
8月2日,美方晋升史迪威上将军衔,此举显然是为其接掌中国军队指挥权所做的一项安排。当日,蒋一面致电史迪威表示祝贺,一面则致电方先觉,强调:“此次衡阳得失,实为国家存亡所关,决非普通之成败可比。”当然,“决非普通之成败”真正的含义,方先觉不可能弄懂。为激励士气,7月24日与8月4日,蒋先后向葛先才、周庆祥两位师长颁发青天白日勋章。尽管蒋用尽了一切可能的办法,但衡阳仍于8月8日陷落。得知衡阳失守的消息,美方与中共迅速做出反应。
如前所述,史迪威指挥权提出之初,蒋制订了一个缓和之策,并保证“当能以今后事实之表现证明之”。随着衡阳的陷落,美国人从蒋那里得到一个相反的“证明”,为此,史迪威问题已不可能缓和。8月10日,罗斯福再度致电蒋:“中国战场形势危急,关于史迪威之事需要立即行动,否则将为太迟。”所谓立即行动,也就是不再给蒋留出缓和的余地。9月16日史迪威致函宋子文,称“湖南的失败,导致有组织的抵抗瓦解”;并分析说,蒋介石“必须任命一全面性之统帅,自然最好以华人充任。他是否有此一人?无!故必须找一外国人。” 自此,美蒋关系日趋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