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不断加强对衡阳的作战指导。7月20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援军“进取得手，则衡阳当可转败为胜。军事忧惶，未足言危，而对美外交之颓势，实为精神上最大之打击，但果能邀天之福，军事获胜，则外交危机，亦可转安”。在这里，蒋明确地把衡阳之役与对美外交联系起来。
衡阳之役与中国政治的另一牵扯，形式上与史迪威问题具有很大的区别，它并不明确地摆在蒋的面前，但又是一个坚实的存在，此即国共谈判的进程与走向。一号作战于4月发动，而国共谈判则于5月举行，两个过程基本上同步展开。由于这个特点的存在，国民党军在各个作战环节的胜负，事实上直接影响国共谈判的进程。
抗战开始以来，国共谈判向以双边关系为基本内容。5月底，随着汤恩伯部在河南战役的溃败，中共头一回突破旧有框架，首次向对方提出全国性政治要求：“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6月5日，两党代表在重庆互换谈判提案，此后，双方均未就对方提案做出答复。何时做答、怎样做答，实际上取决于衡阳之役的结果。
显然，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衡阳之役均构成了一号作战全部过程中的一个中心环节。7月25日，自称基督徒的蒋介石祈祷立誓：“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南岳顶峰，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许下如此大愿，反映了是役对蒋的重要性。
8月2日，美方晋升史迪威上将军衔，此举显然是为其接掌中国军队指挥权所做的一项安排。当日，蒋一面致电史迪威表示祝贺，一面则致电方先觉，强调：“此次衡阳得失，实为国家存亡所关，决非普通之成败可比。”当然，“决非普通之成败”真正的含义，方先觉不可能弄懂。为激励士气，7月24日与8月4日，蒋先后向葛先才、周庆祥两位师长颁发青天白日勋章。尽管蒋用尽了一切可能的办法，但衡阳仍于8月8日陷落。得知衡阳失守的消息，美方与中共迅速做出反应。
如前所述，史迪威指挥权提出之初，蒋制订了一个缓和之策，并保证“当能以今后事实之表现证明之”。随着衡阳的陷落，美国人从蒋那里得到一个相反的“证明”，为此，史迪威问题已不可能缓和。8月10日，罗斯福再度致电蒋：“中国战场形势危急，关于史迪威之事需要立即行动，否则将为太迟。”所谓立即行动，也就是不再给蒋留出缓和的余地。9月16日史迪威致函宋子文，称“湖南的失败，导致有组织的抵抗瓦解”；并分析说，蒋介石“必须任命一全面性之统帅，自然最好以华人充任。他是否有此一人？无！故必须找一外国人。” 自此，美蒋关系日趋紧张。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邓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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