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失守对国共关系也产生了影响。此前，国共关系的走向并不明朗，两党于6月初互换谈判提案之后双方均未做答。随着是役的结束，双方随即互换答复。8月10日，国民党代表王世杰致函中共代表林伯渠，称中共关于民主政治的要求内容抽象，予以拒绝。8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标题为毛泽东拟定。其中，毛还亲笔加写一句话：“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显然，毛的着眼点是将衡阳失守与政治改革联系起来。
社论发表当日毛泽东指示林伯渠：“衡阳失守，敌后抗战地位更形重要，我军四十七万须要求政府全部承认，不要谈五军十六师了。”敌后抗战地位指中共地位，中共地位因衡阳失守而更形重要，这就是说，衡阳之役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国共地位互为消长。五军十六师是中共原提条件之一，既然中共地位已经改变，该项条件亦随之改变。不过，毛泽东对问题的考虑并非仅止于此。8月17日，也就是衡阳失守第十天，毛提出了联合政府的构想，尔后由林伯渠在重庆公开提出。自此，国共谈判的性质发生根本改变。
既然衡阳之役与政治局势直接相关，那么，作为是役主将，方先觉投敌与否也就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同样，也是一个与政治、尤其是与蒋介石的政治利益直接挂钩的问题。
衡阳战败已经对蒋构成严重的政治冲击。问题在于，战败之后如果主将降敌，肯定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丑闻，从而对蒋构成双重的政治冲击。这种双重冲击一旦形成，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它将造成蒋在美国与中共面前无地自容，其交涉谈判地位进一步削弱，加剧其内外交困的处境。
把问题归纳起来，方先觉投敌与否既然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与蒋的政治利益联系起来，那么，蒋必然置方案于全盘考虑之中，以政治的需要予以裁决。
方先觉投敌之事实
8月7日日军突入衡阳。关于衡阳城内最后发生的情况，台湾方面的相关著作这样记载：“城陷之后，方先觉军长感公（指蒋介石――引者）激励，犹复率部与敌剧烈巷战，直至力尽，自戕不及，为敌所俘。”[此外还有较详细的记载： 8月8日晨，“方军长认为战事已濒绝望关头，乃举手枪自戕，为辎重团长李绶光、副官王洪泽奋起击落于地。枪虽鸣，而弹虚出。敌兵已适时掩至。方军长及几位师长、参谋长与高级将领均被劫持，求死不得”。
以上记载，重点都是强调自戕不及、为敌所俘。其实，方先觉是否自戕，并不能说明他是否投敌，将重点放在自戕，实际上是对问题的误导。判断方先觉投敌与否的标准应是方是否提出投敌条件。
据白天霖记载，方于被俘之后向日军提出三项要求：（1）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2）收容伤患予以治疗，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3）守城官兵绝不离开衡阳城。这个记载有两个要点，首先，三项要求提出于被俘之后而不是之前；其次，所有要求仅限于参战官兵的荣誉与利益，并不涉及任何政治条件。这两个要点如果成立，那么，可以认为这不是一个投降条件。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邓野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