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关于方电的出处。林蔚的电话通知不过是方电的第二道传递，那么侍从室又是怎样获悉方电的呢？《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载：蒋于8月7日“ 下午三时突接空军电话，转报方先觉军长……等来电”（见前）。此即方电的出处。空军以电话转报侍从室，侍从室再以电话通知徐永昌，并令徐发表，也就是说，这份数十年来被反复载入各类报刊和史籍的绝命电，不过是通过两个电话口头相传而出，全部过程均无电稿。更令人费解的是，侍从室通知徐永昌时也未拿出空军的电话记录稿，仅由林蔚口述。这份从头至尾以口述方式而形成的“电话电报”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永远无法查证核实。
第二，关于方电的时间。根据上引材料，侍从室于8月7日下午3时收到方电，但林蔚则亲口对徐永昌称方电为“阳戌电”，即8月7日傍晚7时至9时。然而时间的出入并非仅止于此。方电正式发布于重庆军委会8月9日的一则战讯，而该战讯则记载：“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七日晚十时来电报称……”归纳起来，“下午3时”，“戌时”，“晚10时”，方电至少有三个时间。时间上的出入留下了任意编造的痕迹，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方电本来就没有一个可靠的出处。
第三，方电的上报程序。这是徐永昌提出的问题。方先觉于8月7日发自衡阳的虞未、虞申两电，均按通常程序发至军令部，唯独这份最后一电一反常规绕过军令部直发侍从室。正因为上报程序不符规范，因而徐疑为他人“代拟”。
第四，如果说方电于下午3时由空军转报，那么，为什么徐永昌能够收到差不多同一时间的虞未电，为什么还能收到较之3时更晚发出的虞申电。如果说该电发于戌时或晚10时，那么，根据梁子超、饶少伟的证词以及日方材料，方部此时已打出白旗并向日军提出投降条件。一个要求“送往南京”的人，同一时刻又誓言“来生再见”，距离太大，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第五，方电是否发自衡阳。该电署有饶少伟之名，但饶却明确表示，他本人“并未参与其事，也无人和我谈及，后逃至郴州始见报载”。这就是说，郴州见报之前，饶对该电一无所知。作为列名师长之一，至少饶不能证明该电发自衡阳。
第六，方电有“展开巷战”一语。当时由衡阳逃出的一位空军军官，在一次专访中谈到他在衡阳的见闻，其中称衡阳最后的战况是“混战”，并特地解释道：“谈不到巷战，因城内已一片瓦砾，看不见巷了。”徐永昌所记方先觉虞申电也是称混战而不是巷战。巷战一语与战况不符，更像是一位局外之人依据常规所设想的战况。
总之，方电疑点甚多，不能自圆其说。据此，该电到底出自衡阳方先觉，还是侍从室的伪造？本文暂不结论，姑且存疑，留待再考。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邓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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