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先觉归来之际，一号作战已经结束，史迪威问题也早已解决，所以对方大肆欢迎并再任军职，主要是因为前面那些种种扯牵，现在，蒋必须为该案做一个圆满的了结。然而，当该案似乎进入尾声之际，一个新的麻烦不期而至，造成蒋的了却之意欲罢不能，此即中共的介入。
衡阳之役所以对国共关系的调整产生转折作用，是因为它所引出的战略态势的演变，因此中共最初并不侧重于追究方先觉个人的投敌问题。不料方于12月11日返渝之际，恰逢国共谈判陷入新的一轮僵局，由于蒋拒绝毛泽东与赫尔利在延安签署的关于联合政府的协议，周恩来中断谈判于12月7日返回延安。方先觉恰于此时归来，这就为国共政争提供了一个话题。
12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关于方先觉投敌问题的长篇专题报道，引证日军发表的方先觉多篇降敌谈话，将方投敌问题坐实之后，文章调转笔锋指出：“此等叛国逆贼，居然在重庆大受欢迎，被誉为‘中国军人之模范’，蒋介石对他们则‘慰勉有嘉’”。把叛国逆贼与蒋联系起来，对方的批判落在蒋的身上，这样，方先觉一案又由重庆与日军的“口角”演变为国共“口角”。
批方而攻蒋，其结果是蒋与方进一步捆在一起，蒋已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必须为方辩护到底。1945年2月，蒋下令授于方先觉青天白日勋章。这是蒋故意做给中共和其他持异议者看的，也是蒋的第三次裁决。然而这枚勋章还是不能平息争议。当年5月5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全大会，5月10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共秘密党员王昆仑在大会发言，就方先觉问题提出质询。唐纵记载：“上午大会，王昆仑质询方先觉投降敌人又逃回后方，外面颇有怀疑，究竟如何，请军部答复。休息后，总裁训话……对王昆仑质问方先觉事，甚不以为然，此系共产党造作谣言，何以代共产党发言。王起而辩护，总裁大怒，拍桌而骂。”
唐纵的记载并非孤证。据徐永昌所记，大会就军事问题质询时，有人提出：“方先觉先有殉国之电，继由俘虏而逃归，政府用之……俄顷，蒋先生出而训话，谓质询者颇如代中共宣传，直如反对党代表……更罪责王昆仑，盖指询方者即王也。”结果，原任候补中执委员的王昆仑在接下来的选举中落选。
六全大会上的拍桌大骂，这是蒋对方先觉一案的第四次裁决。
10月10日，在抗战胜利之后的第一个国庆日，为表彰抗战有功人员，国民政府特于是日颁布授勋令。蒋介石、毛泽东等等被授于胜利勋章，而在同一日的授勋令中，方先觉等等则被授于忠勤勋章。
蒋再度为方戴上勋章，这是蒋的第五次裁决，也是终决。不过，真正的终决权并非操之于蒋介石。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先后发生过多起重大投敌案。方先觉一案其特殊之处在于，对于一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投敌案，蒋介石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仅坚予否认，不遗余力地为之开脱，而且两度为这位降将授勋。其所作所为并非出于对方个人的特殊偏爱，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政治赌博。在裁决方案的过程中，蒋的着眼点始终不在问题本身，而在问题的联系与导向。在方先觉案与政治发生牵扯的状态下，问题本身被异化了，这种异化的产生及其过程，相当典型地体现了民国政治某些诡秘的运行规则。
摘自：社科院《历史研究》 作者：邓野
原题：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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