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静姝：性少数残疾人的“A+B”难题

海伦·凯勒、张海迪、坚强、奋斗、生命力……从小学课本，到体育类、情感类或选秀类电视节目，这些词汇建构着主流健全人对残疾人寥寥无几的想象。 在这些“正能量”的照耀下，残疾人似乎只有一种最佳形象，那就是“身残志坚”。性，只能退居阴影之中，而残疾人中的性少数则更为边缘。

韩震的履历听起来并不像个典型的励志故事：放弃了保送大学的机会，他当过导游、装修工人、酒店领班、酒吧领舞，还自己开过唱片店；10岁就清楚自己是同性恋，现在自我认同为酷儿；20岁突发性失明后，开始从事盲人按摩，并研习中医理论。如今，32岁的他专注于性少数残疾人的公益事业，开通了一条“小韩残同热线”，并创建了一个“中国LGBT残疾人QQ群”。没有墨镜和拐杖，外表阳刚帅气但偶尔也会穿裙子，对性保持好奇、开放和反思——韩震从各个方面解构着身体、性别与性存在。

残疾人的性教育问题是韩震希望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打飞机、一夜情、卫生巾、安全套……这些与性有关的词与物在健全人的生活里并不陌生。而在大连的一所盲校，20多岁的女生都从来没有见过、更没有用过卫生巾，因而不少人也因经期卫生问题存在妇科疾病；男生在午夜电台节目中接触过“勃起”、“手淫”等词汇，却并不了解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韩震曾经让盲校的男生自己感知并尝试使用安全套，但只有两三个人能够自己拆开并正确戴好。由于信息的匮乏，在成家以后，不少残疾人把性仅仅当成生育的途径，而从未想过性也可以是愉悦的来源。性教育的缺乏也常常让他们成为性骚扰或性侵犯的对象而不知如何反抗、如何自我保护。

另一个问题是性少数残疾人遭受的歧视。以残同（残疾人同性恋者）为例，残疾人的工作机会本来就有限，收入大都也并不高，如果被人得知同性恋身份，比起健全人而言，他们更容易被斥骂为“变态”，换工作、换行业或换城市的可能性也更小。韩震提到，不少盲人按摩院的老板曾明确表示，如果自己的盲人员工是同性恋者，会将他/她立即开除，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对其他员工和顾客的情绪造成影响，从而影响收入；许多盲人按摩师也表示不愿意给一个同是盲人的同性恋老板打工。边缘化也会发生在同性恋圈内：残同在约会时常常受到排挤，残同问题也很难被放进同志权益组织的议事日程。

因而，若一个残疾人同时又是性少数，其面临的压力既来自与主流社会的健全人和异性恋者、也来自异性恋残疾人和健全的同性恋。多种身份的重叠和交叉是女性主义的重要理论视角之一。美国女性主义思想家Kimberlé Williams Crenshaw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了“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概念，认为性别并不是决定一个女人社会地位的首要因素——女人的命运是由肤色、出生地、经济状况、性取向、健全与否等情形共同塑造的。提高了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待遇、提高了黑人男性的待遇，并不代表黑人女性的处境有所改善。韩震所体验和观察到的多重身份的尴尬恰好与此暗合：有不少人专注于残疾人权益，同志运动也日益蓬勃，但当这两个议题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却鲜有人了解其特殊处境和诉求。性少数残疾人往往在这两个圈子都是失语的，因为他们并不能被严格地塞进唯一一个身份之中，从而对二者都显得“不那么紧要”。韩震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出了交叉性理论为孤立的身份政治和封闭的学术研究敲响的警钟——A好了，B好了，是不是A+B就一定好了？

“A+B”不仅是残同向性少数社群和残疾人公益社群提出的棘手难题，也是现代熔炉社会共通的挑战。在最光鲜的社会身份之外，每个人都在被自己的地域、民族、宗教、阶层、学历、病史、长相所限制着。我们所承蒙的款待或遭遇的排挤越来越不能被归结于某一个原因。“A+B”这个题目并没有唯一正解，但它至少会不断激活着我们的内省和批判。比起小学作文里的扶盲人叔叔过马路，或许尝试丢下单向度思维是健全人能做的更深远的“一件有意义的事”吧。

本文来自：荷兰在线

作者，朱静姝，90后，荷兰莱顿大学及阿姆斯特丹大学在读博士。尚法学之严谨，人类学之敏锐，探索婚姻法律制度与性少数群体对话的可能。ILGA（国际男女同性恋联合会）2013年全球涉及同性恋法律汇编《State-Sponsored Homophobia（国家赞助的恐同症）》的作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