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蒙古国不治理沙漠？美专家直言我国治沙得不偿失，是真是假

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城郊的巴彦诺尔村落，几位年逾花甲的牧人静坐在传统毡包入口处，目光久久停驻于眼前裸露斑驳的山梁，神情凝重而无奈。

十多年前，这片坡地还被浓密青翠的牧草覆盖，牛羊成群自在游走，如今草皮大面积剥落，稀疏野草零星点缀，每逢大风过境，黄尘腾空而起，遮天蔽日。

类似景象遍布蒙古国南部广袤地域，当地扬起的沙尘借势北风南下，短短一两日内便侵入我国华北腹地，令城市天际线蒙上厚重灰黄色调。

面对持续恶化的生态现实，当地牧民缺乏系统性干预能力，而我国则数十年如一日推进草方格固沙、梭梭林带建设等科学治沙举措。

然而，个别境外所谓“环保学者”却罔顾事实，公开质疑我国治沙路径，称其耗费巨大却收效甚微，甚至断言投入毫无价值。

此类论调究竟立足何方，又是否经得起推敲？实有必要条分缕析、逐一审视。

蒙古国生态恶化与跨境影响

蒙古国国土面积达156.65万平方公里，当前荒漠化及土地退化已波及全国绝大多数区域，全国约76.8%的土地出现不同程度沙化迹象。

其中，近四成属重度至极重度退化等级；南部戈壁省份荒漠化比例更高达97.6%，生态系统自我修复功能几近丧失。

沙化范围正以每年1.3%—2%的速度持续扩展，换算下来，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北京市辖区面积（约1.64万平方公里）的不可逆荒漠。

过去八十年间，该国平均气温飙升2.24℃，升温速率约为全球均值的三倍；同期年均降水减少7%—8%，暖干化趋势彻底扰乱草原原有水文节律。

境内天然湖泊数量由4000余个骤降至约2000个，超1200条河流陷入常年断流或季节性干涸状态，主要河川径流量萎缩幅度达40%—80%。

这场生态失衡绝非偶然所致，而是气候异常加剧、牲畜超载放牧、资源粗放开发三股力量叠加共振的结果。

数据显示，过度放牧直接导致约80%的草原退化。蒙古国牲畜总量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3000万头激增至2023年的6480万头，为全国人口（约340万）的19倍以上。

在南部戈壁地带，每公顷草场理论承载力仅为0.3个羊单位，实际载畜量却高达每百公顷105只，远超生态阈值。

矿产开采亦构成重大生态威胁。矿业占蒙古国GDP比重逾20%，煤炭、铜、金等关键资源多采用露天剥离式作业，表土剥离、尾矿堆积、运输扬尘严重破坏地表结构与植被基底。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蒙古国沙化问题早已超越国界范畴，演变为整个东北亚地区共担的生态风险。

2021年3月13日至14日，该国遭遇近十年最强沙尘暴袭击，瞬时风速峰值达40米/秒，相当于十二级超强台风级别。

灾害造成10人遇难、468人失联，16万头牲畜死亡，另有23万头失踪；58座传统蒙古包、121处民居及围栏被夷为平地，东部多地输电设施损毁引发区域性停电。

随后，沙尘随蒙古气旋东移南下，席卷我国北方15个省级行政区，受影响区域总面积逾380万平方公里。

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地PM10浓度突破1000微克/立方米警戒线，能见度普遍低于500米。

多地中小学紧急停课，民航航班大规模取消，高速公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直接经济损失逾10亿元人民币；此次沙尘亦跨海抵达韩国与日本，东京时隔十年再度记录到明显沙尘沉降现象。

气象溯源分析表明，蒙古国沙源对北京春季沙尘天气的贡献率高达70%，对我国东北地区影响占比超50%；每年春季，中国北方半数以上沙尘过程皆发端于蒙古国南部戈壁腹地。

公众常有疑问：如此严峻形势下，蒙古国为何未大规模启动治理？答案并非不愿，实为不能——受制于多重结构性约束。

蒙古国的治沙难题

首要瓶颈在于财政支撑极度薄弱。

2024年蒙古国名义GDP约为235.9亿美元，人均GDP约6890美元，经济体量有限且财政回旋空间狭窄。

而治沙属典型长周期、高成本生态工程，单亩沙地综合治理投入约1000元人民币，该国全年可调配治沙资金仅数千万美元，尚不足实际需求的百分之一。

其次面临技术能力短板。

蒙古国尚未建成专业化治沙科研队伍与现代化施工装备体系，多数基层仍依赖人力撒播草籽、手工栽苗等低效方式，幼苗平均成活率徘徊在40%上下。

全国范围内亦缺乏统一布设的生态遥感监测网络与动态评估平台，难以实时掌握沙化演变趋势与治理成效反馈。

第三重制约来自人口分布失衡。

全国总人口仅340万，超55%聚集于乌兰巴托都市圈，而南部戈壁省区人口密度不足每平方公里1人，人力资源严重匮乏，根本无力组织常态化、规模化生态修复行动。

不少牧户为寻求生存空间，持续向北部水源相对丰沛地区迁徙，进一步加剧南部草场压力，形成恶性循环。

为助力蒙古国应对荒漠化危机，国际社会展开多层次协作，其中中方始终扮演关键支持角色。

2023年9月，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在乌兰巴托正式挂牌运行，成为我国首个在海外设立的专项荒漠化治理联合机构。

中方累计向蒙古国无偿提供数十万株耐旱先锋树种，涵盖梭梭、沙棘、柠条、花棒等多种适应性强、固沙效果优的本地适生植物。

同时推广智能滴灌、微喷灌溉等高效节水技术体系，显著提升有限水资源利用效率；并协同制定“十亿棵树计划”，明确目标：至2030年完成15.1亿株乔灌木种植任务。

截至2025年，中蒙联合示范项目已成功修复沙化土地2.8万公顷，苗木三年保存率达72%，较蒙方常规种植方式提升近一倍。

中日韩三国亦依托“中日韩+X”多边合作机制，共同资助蒙古国治沙项目，在戈壁省、南戈壁省等地共建多个生态修复试验基地，共享固沙模式、植被配置方案及长期管护经验；绿色气候基金（GCF）同步拨付1.75亿美元专项资金，用于强化蒙古国生态保护基础设施与荒漠化防控能力建设。

但上述援助总量摊入蒙古国逾4000万公顷待治理沙地，仍显杯水车薪。

按当前治理进度测算，若无突破性技术介入与资金倍增机制，全部沙化区域实现生态逆转至少需耗时数百年。蒙古国治沙工作深陷“想治难治、能治不起、快治不能”的结构性困局。

正当蒙古国为治沙焦灼之际，远隔太平洋的美国某些声音却突然跳脱出来，将中国治沙实践污名化为“弊大于利”，这背后逻辑究竟如何成立？

美国"环保专家"言论漏洞百出

近年来，美方部分所谓“独立环保研究者”及智库频繁发布报告，声称中国大规模造林加剧土壤水分蒸发，挤占本就稀缺的水资源，甚至可能诱发邻国供水紧张。

更有甚者，将我国治沙工程定性为“人为制造的生态灾难”，全盘否定其综合效益。

此类观点不仅缺乏实证支撑，更在基本概念、技术路径与数据解读层面存在系统性谬误。

从战略导向看，中国治沙始终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规律、分类施策”原则，严格区分原生沙漠与人为沙化土地两大类型。

对于塔克拉玛干、古尔班通古特等天然形成的极端干旱区，国家从未部署大规模人工造林；所有生态修复工程均聚焦于因滥垦、滥牧、滥采导致的退化土地，核心目标是重建受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服务功能。

美方论者刻意混淆“沙漠”与“沙化土地”两个本质不同的地理概念，暴露其基础认知偏差。前者属亿万年地质演化产物，后者则是近现代人类活动扰动下的次生退化现象。恢复沙化土地，实为修复被人为破坏的生态平衡，而非强行改造自然本底。

从工程技术维度审视，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链条的节水治沙技术体系：滴灌系统节水率达30%—50%，集雨鱼鳞坑、微型蓄水池等设施可在年均降水不足200毫米区域有效提升土壤墒情；无人机飞播、机械化网格铺设、菌根辅助育苗等新技术广泛应用，彻底规避了传统“大水漫灌”式粗放操作。

实践中从未发生所谓“盲目引水造林”“透支地下水资源”等失当行为。

事实上，美方自身权威科研成果恰恰反向印证了中国治沙的真实成效。

2019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联合多国研究团队在《自然·可持续发展》期刊发表论文指出：2000—2017年间全球新增绿化面积中，中国贡献占比达25.7%，位居世界第一。

2026年4月，《自然》杂志再度刊发专题评述，高度肯定中国“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成就。文章指出：自1978年工程启动以来，“三北”地区森林覆盖率由初期约5%稳步提升至2023年的13.98%，水土流失面积缩减三分之二，沙尘暴年均发生频次下降52%，强沙尘过程强度减弱37%。

结语

蒙古国荒漠化问题绝非单一国家的区域性挑战，而是牵动整个东北亚生态安全格局的全球性议题。

中国的治沙实践，既筑牢了本国北方生态屏障，也为世界荒漠化防治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东方方案。

中方对蒙援助秉持真实亲诚理念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致力于共建横跨中蒙两国的蒙古高原生态安全共同体。

美方某些脱离实际、违背科学的片面指责，非但无助于问题解决，反而侵蚀国际生态治理信任基础，干扰多边协作进程。

面对日益迫近的气候与生态双重危机，各国唯有摒弃偏见、深化互信、开放共享技术与经验，才能携手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唯有同心协力，方能在广袤苍茫的欧亚大陆腹地，重新绘就一幅绿意盎然的生命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