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邻居Bryan,50岁,政府职员,平时听Silversun Pickups和Gogol Bordello,上周在Drug Church现场宣布:他要玩人生第一次stagedive。
Bryan是我认识的典型"非硬核乐迷"。我们因为孩子拼车认识,他偶尔在家办谋杀悬疑派对,保龄球打得很烂。他没在朋克现场长大,去年还跟我一起去看了David Byrne——那种坐着听歌、散场后讨论编曲的成熟观众。但Drug Church不一样。这个月初乐队来里士满,和White Reaper做联合巡演,Bryan带着老婆Kate一起来,Kate主要是来听电台播过的White Re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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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前Bryan跟我朋友Jason说,这可能是那个晚上。我没当真。我自己也这个年纪,14岁之后再没跳过水,现在只在前排当"人形缓冲垫"——以我的身高,这算公共服务。Canal Club的保安比我更高,站在舞台柱子旁边监督moshpit,我们还在Drug Church演完后击掌庆祝没出事故。
但Bryan是认真的。Drug Church的现场把跳水当成核心仪式,主唱Patrick Kindlon只要场地没护栏,就会反复怂恿观众飞起来。里士满那场他讲了段话,大意是:把自己抛向虚空、相信陌生人会接住你,这是真正的人际信任,是互助精神的实体化。说完这段话,现场就开始下饺子。
我不知道Bryan最后跳了没有。但这件事本身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一个50岁、听独立摇滚的公务员,在硬核现场找到了某种他需要的连接。不是音乐风格的皈依,是那种"我也可以被接住"的瞬间。硬核场景常有的排外神话,在这里被Kindlon的邀请消解了——任何身体,任何飞行经验,都可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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