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那个我称为“菊姐”的老婆走了

口述/马家骏 整理/梁剑 杨建华

马家骏，河北清苑人，1929年生，陕西师范大学文学教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本文为马先生口述史《人生百岁一书生》的节录。

年轻时候的菊姐

1947年，就在我高中快毕业时，发生了一件对我此生影响巨大的事情。远在几千里外的哈尔滨、这个我只在地图上见过的地方，一个我从不认识，也从未听说过、名叫孙菊畦的女人，有一天突然给我父亲寄来一封信。

我父亲看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我的，就把信直接给了我，也没有发表什么意见。那封信写得很是客气，大致内容就是问候老人，然后很简单地做了一个自我介绍，说她是在我哥哥马家骥那儿看到过我写的一封家信，以及我和家人的合影，很是景仰，希望父亲能够同意她和我书信往来，随信还寄来了一些钱。

我父亲当然没什么意见，而且那几年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了，随信寄的钱，也算是意外地帮了我们一个不小的忙。这样，我们就开始了近两年的书信交往。

不知道从第几封起，“家骏贤弟”简称成了“骏弟”，“菊畦大姐”也成了“菊姐”。这样啊，“菊姐”这个称呼就此成了我一生给她写信的称呼。

一

菊姐祖籍辽阳，满族。她不满周岁时，全家就搬到了哈尔滨。她的父亲是个胖胖的中学国文教员，戴副眼镜，人很严厉。她母亲生了七个子女，中间五个先后都夭折了，只剩最小的她和长她十多岁的大姐。

菊姐十二岁那年，漂亮慈祥的母亲才四十多岁便得肺痨病逝世了。失去娘的孩子痛不欲生，两天没吃饭，眼睛肿得几天不敢见人。菊姐后来上了职业中学，回家时总要在母亲遗像前默默地站立片刻。父亲在课外给她讲古文、讲传统，背女范、女训之类。后来她多次给我背诵过《吊古战场》《陈情表》之类的文章。

东北那时候是伪满洲国统治着，菊姐职业中学毕业后，就去了一家日本“株式会社”（公司）当了一名小职员。年轻漂亮的女职员，自然少不了有人觊觎：连并不太老的日本经理，也总要找机会接近她。不久，苏联红军来了，东北光复。

不当亡国奴了，人们呀都很高兴。菊姐过去的好几位同学如吴风、于淼等参加了中苏友好协会下属的话剧团，他们动员菊姐也加入。政府派文化局一个领导陈振球兼管着剧团，此人是延安鲁艺毕业的，广东人，长得五大三粗，说话很侉。他不时来剧团找女演员谈话，菊姐对他印象较差。但说到演剧，菊姐尽管是初次登台，但凭她的灵气、悟性和努力，也还应对得不错。她先后参与演出了《屈原》《雷雨》《日出》《夜半歌声》《李闯王》《长夜行》《秋海棠》等戏，角色也由配角演到主角，还起了个艺名叫“澄秋”。这段时间也是菊姐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

年轻时候的马家骏

但是好景不长，国民党中央政府和中央军要接管哈尔滨，民主政府和中苏友协被迫要撤到佳木斯去。陈振球骑着大白马找了菊姐两次，动员她一起去。菊姐很犯难，也因年轻缺乏政治意识，她的老同学们和主要演员都留下了，加之她对陈的不庄重有看法，终于没有到佳木斯去。大时代摆出分岔路，选哪条往往是一念之间。

老同学和演员们纷纷去了长春。要走的来家约她同行；已去了的也写信催她快来。经过几天的内心翻腾，她决心与姐姐分家。她变卖了自己的一份家当，过完年离开了故乡，开始了一生的漂泊生活。在长春，经人介绍，她加入了熟人较多的蓝鹰剧团，剧团属于孙立人新一军政工队，这样菊姐就成了国民党部队的文职军官。不过那时她们只管演剧：演出过《孔雀胆》《茶花女》《赤子之心》《结婚进行曲》《万世师表》《草木皆兵》《群莺乱飞》《梁上君子》等。在剧团里，她结识了北京人张冰玉、广东人阮丽云。张冰玉的哥哥张永和是空军驾驶员，阮丽云就认识了另一个空军地勤人员，并与他恋爱，后者就是我的胞兄马家骥。

菊姐有一次随阮丽云去我哥哥那儿玩，无意中看见了我给哥哥写的信和一张照片，一下子她就被吸引住了。后来她对我说：你敦实诚恳的面貌、漂亮的字迹与流畅的文句，我好像挺熟、在哪儿见过似的。她们再次去时，阮丽云就对我哥哥说：她想认识你弟弟。

就这样在我高中毕业前，父亲就拿着一封信，说是长春一位认识哥哥的哈尔滨女子来的，说希望我能给她回信。这样，我俩便互相通起了信。

二

内战开打了，新一军人员大部分撤到了沈阳。张冰玉和菊姐要走时，解放军已经开始包围长春了，铁路已切断，要走只有坐飞机。张冰玉有她哥哥，搭便机方便。菊姐想离开，到古城汉中找我，唯一的办法就是请我哥哥给她也弄张空军家属免费搭便机的证明。这时阮丽云已经在沈阳了，不会有两个人都要证明。于是，菊姐就打着我哥哥家属的旗号，和张冰玉一起搭便机飞到了沈阳。她到蓝鹰剧团领了几个月的饷，并托熟人把她所有的钱，包括变卖父母遗留家当的钱，全都拿去关内换了黄金，之后她收拾了行李，与张冰玉一起找个理由，脱离了国民党军队，飞到了北京，住在了张家。这时她又结识了一位叫贺明实的年轻女人，这位贺小姐后来成了菊姐最要好的朋友。

贺明实也是黑龙江人，离哈尔滨不远。两位老乡相逢，一见如故。明实开始和张永和谈恋爱，张永和带他妹妹和明实飞去了青岛，住在亲戚家。菊姐去天津找一个叫仲子生的商人，拿她兑换的黄金。姓仲的见菊姐穿着军衣，拿着凭据，也不敢赖账，但只给了五两黄金，又摘下他老婆一只名贵手表，顶了一两黄金。菊姐本想再争执，但看数目也差不多，况且时局日益紧张，也就算了。那时仲子生夫妻要飞香港，就劝菊姐一起走，还说到了香港，再给她补一两黄金。菊姐看出这是圈套，到了香港，那就任人摆布了，于是也就放弃了利益，坐船去了青岛，找贺明实她们去了。在青岛，亲戚给她三个人照了一些照片，有几张至今还在我这里。菊姐给我寄了她的新照片，背后写道：“骏弟：就让你我姐弟二人今生相依为命吧！”这大概是她下了决断后题写的吧。后来，我问她：怎么就定下终身了呢？她说是因为读了我最新一封长达八页的信。又说贺明实也读了那八页信，魂也快被勾走了。不过呀，我到现在也始终想不起那封信究竟写了些什么，还有八页呀。

她们三个人在青岛住了一阵，决定去上海。没有飞机就坐轮船到了上海，那时已是一九四八年初冬了，菊姐住在了曹家渡我姑姑家，住了五个多月。

头年夏天呢我来到西安，住在盟叔刘拐子鞋店，报考大学。等到秋天考大学也没下文，父亲不让我回汉中，冬初介绍我去他一朋友所管的机关当抄写员，令我留在西安，准备来年再考。这四五个月，我与菊姐都相对稳定，也是我们通信最频繁的时期。过春节了，父亲来信说：“你那位侠女又寄钱了，解决了家里的困难。”菊姐在上海逗留那么长时间，主要是等有去汉中的飞机。1949年3月，她终于下定决心，还是毅然离开上海，来陕西找我了。

三

1949年3月20日，刘拐子鞋店的学徒突然跑来西安市北院门我临时工作的地方，叫我快回盟叔家去，他一脸惊异又兴奋地说，来了一位穿翻毛大衣的漂亮女士找我。我猜定是菊姐，边走边低头想初次见面该说些什么，虽然两年来那么多的信里该问的都问了、该说的都说了，好像已经是很熟悉的了。一进盟叔家，我一眼就看见了菊姐，她正同刘拐子谈话，一见我进来，一下子站了起来，先是怔住了片刻，随后便坐下捂脸大哭。

我住的房子里三张床睡三个人，姓赵的华县人回家奔丧去了，十天半月才能回来。菊姐看了半天说：你睡赵先生床，和熊先生两对面，我睡你床，前半间拉个床单隔开就行了。熊先生先一怔，之后连说可以，可以。躺在床上，三个人说了好久的话，湖北熊随我的叫法也是大姐长大姐短的。渐渐地菊姐没声音了，大概是太累了睡着了。但半晌我还清楚地听到老熊翻身的声音，不知何时我才睡着的。第二天，有熟人问我：你们和女的住同屋？我大声说：那是我姐！我陪菊姐上街，她穿着黄褐色长毛绒大衣，黄高跟鞋，蓬松的烫发，典雅端庄，在西安东大街上走这一趟啊，来往的人都注目于她。我在她身旁，心里挺自豪。我们去了西郊机场，联系好回汉中的飞机。我向单位辞了职。

在陕西师大的全家福（1964年）

25日早晨来了辆吉普车，车上两个人，其中一个菊姐见过。我的行李放到车上，临到人登车，另一个坐在驾驶盘前的，指着我说：“他不是空军家属，不得上车。”我突然蒙了，哭丧着脸。菊姐向来人请求说，“他还是个大孩子呀，一个人上路困难。”另一个说：“上吧，上吧。”这样，我就生平第一次坐了飞机。那是一架军用运输机，中间放着木箱和旅客行李，人面对面坐在两旁，只有回头才能看窗外。虽然早晨没吃东西，但是飞机一颠簸，我还是呕吐了一机舱，根本顾不上看窗外的景致。头晕缓解后，再从窗子向外看：汉中像玩具一般摆在下面，小小的一点，一个城圈儿。飞机慢下来，降落，降落，窗外建筑最后慢慢变大，最后降落到汉中飞机场。

飞机降落后，我们很快回到了家。

四

抗战那几年父亲在汉中，先是在军校继续当军医，挣薪水养活一大家子，到了抗战胜利前一年，1944年12月，第一分校停办了，他就自己开业，在我们住的这个南大街文庙巷二号院子门口挂个牌子：“中医师马荫楠”。这样到了1949年时，我家已经很穷了。

我家那会儿住在巷子路南，进大门是过道，公厕，到头分东西两院。东院房多，住了三四家。我家独租西院，三间朝门的西房，一明两暗，临街北墙下是厨房。东墙根有棵大核桃树，夏天遮得满院阴凉，秋天上树敲核桃，剥得两手深褐色。南墙一株挺粗的七里香，夏初夜里像白云一样的花蔟笼在窗上，香气散满屋子，人很快就进了梦的世界。这时父亲与姨太太也早搬来母亲处一起住了，这样姨太太做饭，但是分三摊吃，母亲与胞弟、两个妹妹在她屋吃；姨太太带她二子二女在她屋吃；堂屋里，父亲居中，我与菊姐坐桌子两旁。菊姐来后在母亲房内单住，我则睡在阁楼上。头一个多月，我与菊姐先后拜访了伯父、叔父，姨太太的父母，会见我的老同学。再有就是陪她到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的拜将台等汉中的名胜古迹去游玩。在交谈中，她总提她属虎，比我大三岁，还问我：“合适不？要早决断。”我说：“我祖母就比祖父大三岁，妻大三、抱金砖。算卦书上说：巳刑寅，卯刑辰……是说虎蛇相克、龙兔相反。咱们怎能信这种胡说呢？”

我们俩在城墙上漫步，在汉江河边徜徉，然而，就是附近没有人，我们也从未牵手而行。只是同弟妹们在家里玩挠膝游戏时才在输家膝上轻轻搔一下，还唱“一抓金儿，二抓银儿，三抓不笑是好人儿”，这时才算轻触对方肌肤。一次我俩抱着姨太太不满三岁的长子去买东西，店主让小孩勿乱动，说：“要什么，让你爸爸妈妈选。”菊姐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菊姐来了以后，家里买东西都是她掏钱，连姨太太次子的奶妈钱，也是由菊姐付的。有时候我父亲要去朋友家打麻将，菊姐也会拿出二十块袁大头让他带上。

张永和有同学在汉中，我哥哥的同学韩尚谦也来过我家，还有什么党太太、郑太太、桑太太等，他们有时会来约菊姐去空军俱乐部跳舞。我去过一次，不会跳，就在旁边看。菊姐对人介绍说：这是我弟。刚好，我叫大姐的称呼声也证实了我二人的人前关系。我心里对红灯绿酒、靡靡之音很反感，对交际舞也颇不感兴趣，去过一次以后，也再没去过。菊姐让我好好准备功课，夏天好考大学。我一生中最纯洁美好的一个阳春三月，就这样在心神不定的复习中度过了。

4月30日那天晚饭后，菊姐又被请去跳舞了。往常她敲门我才会去开，这夜快十一点了，我听见车响，就赶快去开街门。菊姐刚一敲，门就开了，蓦地看见光暗的过道里黑乎乎一个人形，吓了她一跳，大喊：谁？我低声说：是我。我关上街门转过身，她说，你吓死我了，现在心还在突突跳。我说：等你好半天了。她突然紧紧地搂住我的脖子，给了我一个长长的吻。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接吻，那种感觉到现在还可以模糊地回忆起，但又不可名状。从那以后菊姐就很少再去俱乐部了。

1949年5月5日，菊姐让饭馆送来了几个菜，还买了些黄酒。吃饭时，她把我母亲请出来和父亲并坐。往日她总是称呼伯父伯母的，那天她改口叫道：“爹！娘！我来了一个多月了，看清了，也想好了，现在兵荒马乱，时局动荡……从今天起我就搬到楼上同他一起住了。”我父亲一下怔住了。母亲抹着眼泪连声说：“好！好！喝酒！喝酒！”

尴尬劲儿缓过后，父亲说：“他还是个孩子，不懂事，你要多提醒他。”晚上，母亲叫妹妹把菊姐的枕头送上了楼。那时，差五个月我才满二十岁。从那天起，菊姐跟我一起生活了五十二年，还给我生了五个孩子，直到2001年3月3日，那个我称为“菊姐”的老婆，走了。

当时，我大伯不知底细，还问我父亲：“不是老大的家属吗？怎么跟老二过在一起了？”我父亲解释：“那是为搭便机开的家属证。其实是先给我通信征得同意后，给老二通信的。要是老大的家属，那干脆留在长春，万里迢迢跑到这穷家来干什么？她又不是傻子。”一直同我在高中与大学同班的魏云程常来我家，他知道底细却开玩笑地在同学中说：“他同他嫂子结的婚。”这话传得校内许多老人都知道了。有友好问及，我便讲明真相。孩子们有的听说过此话。但如是我嫂子，那一九八三年我哥来我家过春节，住了一个多月，这不该闹出故事来？有人隐约知道我称呼老婆为菊姐，还说我与姐姐结婚呢。以讹传讹，捉风捕影，谣言加码，何必为此去烦恼呢？我只会一笑置之。

来源：各界杂志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