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5月8日，由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法案正式进入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阶段。同时，日本政府明确计划在2027年底前成立一个专门针对外国的谍报机构——“对外情报厅”。这一系列动作，与日本近年来否认侵略历史、修改和平宪法、增加军费开支等危险转向相互印证，清晰地表明：日本正在走一条“情报先行”的军国主义老路。
日本建立“国家情报局”与“对外情报厅”，绝非简单的行政职能优化，而是暗藏三重危险转变：
在职能权限上，从“分散”转为“集权”。日本现有的情报体系相对分散，内阁情报调查室、公安调查厅、国家警察局等互不统属，形成一定制衡。而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作为情报收集和分析的指挥中枢，不仅掌握着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可强制要求各省厅提供情报，而且直接听命于首相，由首相担任议长的“国家情报会议”作为最高决策机构，从而实现情报权力的高度集中。
在战略侧重上，从“防御”转为“进攻”。现有机构被日本右翼认为低效，公安调查厅行动范围局限于国内、可用手段也局限于行政调查。而新设的“国家情报局”将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可以合法开展监控、调查与情报搜集。结合日本政府计划成立的对外间谍人才培养机构，说明日本不仅意图在国内监控民众和舆论、灌输右翼思想，还将情报触角延伸到海外，重点对准周边邻国，为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实施军事冒险进行情报准备，其战略野心昭然若揭。
在全球角色上，从“‘五眼联盟’编外”转向“谋求自主行动”。过去，日本凭借其在东亚的地理位置、文化相近、人脉网络等优势，与“五眼联盟”成员国陆续建立起情报共享机制，甘为美西方在亚太地区的“情报前哨”，但受限于本国情报体系而无法更进一步。如今对标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英国秘密情报局设立的“国家情报局”，赋予日本在战术层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性——不必向美国申请情报支持，即可自行招募、培训特工、独立策划和实施人力情报渗透。
多家中外媒体将日本新设的“国家情报局”类比为曾在侵略历史中扮演罪恶且危险角色的“特高课”（特别高等警察课）。这一类比并非空穴来风。
从权力结构看，二者权力均高度集中，“特高课”直属内务大臣，“国家情报局”直属首相，均为最高行政长官直接掌控的集权机构，缺乏有效外部监督。
从职能范围看，二者均覆盖“对内镇压”与“对外渗透”两大领域，“特高课”对内制造“三一五”等政治惨案镇压进步力量，对外策划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在占领区实施白色恐怖；而“国家情报局”同样覆盖国内思想管控与对外情报搜集等领域，权限远超战后任何情报机构。
从政治目的看，二者本质一致，“特高课”服务于军国主义扩张与独裁统治，“国家情报局”服务于修宪扩军、摆脱战后体制、复活军国主义的政治目标，本质都是维护右翼独裁、推动对外侵略的工具。
从历史维度看，情报集权始终是军事扩张的先导。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无一不是以大规模、成体系的情报活动为前奏。从甲午战争到侵华战争，日本在中国、朝鲜半岛及东南亚各地密布特务机关，大批受过严格训练的间谍以商人、学者、僧侣等身份为掩护，绘制详尽地图，渗透收买内奸，策划分裂活动。可见，日本的情报体系，正是其军国主义老路上最阴毒、最具预谋性的一环。
如今，在日本右翼活动频频的现实背景下，“国家情报局”与“对外情报厅”一旦组建并运行，不仅将严重破坏地区国家间本就脆弱的安全互信，更将成为前方军事打击和地面渗透的“耳目”和“爪牙”，为日本全面军事化扫除障碍。
今年恰逢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战胜了日本军国主义，赢得了战争的胜利；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却再次徘徊在亚太上空。历史不容忘却，悲剧不能重演。（作者系中国网评论员 邢砚薷）
编审：张晓雯 蒋新宇 张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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