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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男子偷拍女生裙底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子不教校之过”成为一种常见的舆论景观。以新近的“OPPO母亲节文案翻车”和“男子偷拍裙底事件”来讲,让武汉大学和南京审计大学“不得不”频发声明、紧急切割。之所以强调“不得不”,是因为“舆情为爹”已经成为这个信息倦态年代的基本法。
然而我们会越来越发现,信息越多未必就会让人们做出越好的决定。反倒是在不断增加的信息量下,很多人的高级判断力也随之畸形。说实话,这些年来,像武汉大学和南京审计大学这样狼狈的大学实在太多了,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时候,他们声明也不行,沉默也不对,怎么做都会被各种声浪暴击。
就如德国思想家韩炳哲所说的那样:“从某个临界点开始,信息不再能给我们带来资讯,而只会让事物变畸形;交流不再能带来沟通,而只是单纯的叠加。”甚至类似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人们还是搞不清什么是应该的,什么又是不应该的。
坦率地讲,“OPPO母亲节文案翻车”本身就是个理解问题。能理解的,会觉得找到了组织,觉得文案和青春连接了;不能理解的,自然就会认为被冒犯,觉得文案和侮辱合谋了。
到这里,按理说这就是个典型的价值分歧的命题,理解喜欢就凑个热闹,不理解厌恶无视就好。可谁让我们身处“舆情为爹”的年代呢?于是只要有足够多的不理解和厌恶存在,那么事情就会从价值分歧走向价值审判。
但问题是价值审判还远远不够,即使OPPO道歉了,还有人觉得不行,一定要把文案操盘手揪出来,紧接着开始挖坟,于是就有了武汉大学“紧急切割”的“无奈之举”。之所以说“无奈之举”,就在于武汉大学再不站出来,可能这事一时半会儿完不了,甚至会持续到明年的母亲节。
可大家想过没有,这种“子不教校之过”的逻辑怎么就能被这样层层推进呢?是的,武汉大学作为高校应该为“学生的未来负责”这样说没问题。可这个“未来”是个宽泛的未来,不是犯了错也应该让母校负责。
而且真要怪罪,其实也怪不到武汉大学头上,因为“老公”这种表达,不是武汉大学教出来的,而是“社会大学”阶段性的叙事。可能再过几年,这种表达就被社会自动淘汰了,根本无需大家如此兴师动众去讨伐。所以你会发现,闹了半天,舆论的爹味不仅淹没了学子和大学,同时也吞没了人们的脑子。
再说“男子偷拍裙底事件”,这种事情第一时间难道不应该是报警吗?为何非得让学校站出来表态并处理?莫非《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真能解决社会问题?显然不是这样吧!这里面其实有个典型的惩治逻辑叫“绑架式惩治”,就是如果一个人、一个群体犯了错、做了坏事不能被有效惩治,那么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绑架与其有利害关系的集体,比如母校、家乡、单位等等。
当然就顾某某的操作而言,他真是“配得上”南京审计大学的“紧急切割”,可说回武汉大学毕业的余某某,大家还认为逼迫武汉大学站出来是“绝对正确”的吗?难道不觉得这样的事情发生得多了,回旋镖会打到自己身上吗?
是的,这种惩治逻辑就当下来看立竿见影。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种惩治逻辑但凡用不好,就会走向失控。而失控会导致真正的社会惩治走向不确定性。如此久而久之,社会惩治的程序性就会被架空,直至成为“空中楼阁”。
维兰·傅拉瑟预测说,使用数字设备的人们在当下过着未来的“非物质生活”。这种新生活就是“手的萎缩”。可事实上,不只是“手的萎缩”,也是“心的萎缩”,让人只感受到审判的快感,而失去对社会程序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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