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银行迟迟上不了市，“硬伤”远不止权证瑕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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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多面金融工作组

桂林银行原定于2025年6月完成的上市辅导计划，已延期近一年。

辅导机构中信证券在2026年4月发布的第十一期进展报告中指出，该行仍存在部分自有房产土地未办理权证、部分租赁房产未备案登记等资产权属问题，以及若干未决法律诉讼，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辅导验收进度。

2025年，桂林银行营收与净利润出现自2014年以来的首次同步下滑。年报显示，该行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118.89亿元，同比下降1.36%；净利润17.02亿元，同比大幅下降26.63%。资产总额虽突破6000亿元，但总资产增速已连续五年放缓。

图片来源/天眼查

在此背景下，其长期推进的上市进程也遭遇了新的阻碍。​桂林银行的上市之路历时漫长，自2014年提出目标、2018年正式启动后，直至2023年8月才与中信证券签署辅导协议进入上市辅导期。目前，其原定于2025年6月完成的辅导计划已延期近一年。

辅导延期除受银行上市通道整体收紧影响外，更直接的原因在于银行自身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根据辅导机构中信证券于2026年4月发布的第十一期进展报告，桂林银行仍存在部分自有房产土地未办理权证、部分租赁房产未备案登记等资产权属问题，以及若干未决法律诉讼，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辅导验收进度。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的资产权属问题在2023年10月的首期辅导报告中已被指出，历时逾两年仍未解决。而另一方面，从近期财报来看，桂林银行还在盈利能力与资产质量上存在着核心硬伤。

一季度所得税激增185倍

盈利基本面承压，资产质量“亮红灯”

公开资料显示，桂林银行成立于1997年，是一家国有控股的城市商业银行。作为广西资产规模最大的单一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其长期深耕城乡金融服务，截至2025年末，在广西拥有近千家网点，区域渠道根基深厚。

2025年，该行资产规模突破6000亿元，成为广西首家迈入此梯队的城商行。然而，规模的领先并未带来相匹配的盈利实力，“大而不强”的特征日益凸显。

2025年，桂林银行经营盈利明显走弱。全年合并口径归母净利润17.02亿元，同比大幅下滑26.63%；母公司口径归母净利润18.93亿元，同比下降16.98%。无论合并还是单体报表口径，均为该行启动上市辅导以来，年度归母净利润首次跌破20亿元关口，盈利基本面承压显著。

负债端增长同样显露疲态，截至2025年末，桂林银行合并口径吸收存款余额4010.83亿元，同比增幅仅2.37%，存款增速已连续三年逐年回落，负债扩张动能持续走弱，区域揽储竞争、低成本核心存款沉淀难度加大。

图片来源/桂林银行财报

反映盈利效率的核心指标同样不佳。2025 年资产利润率、资本利润率大幅下滑，成本收入比 37.27%，显著高于监管参考线。据《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参考标准，资产利润率≥0.6%、资本利润率≥11%、成本收入比≤35%。虽未有强制达标要求，但桂林银行多项指标与参考线差距显著

图片来源/桂林银行财报

进入2026年，该行“增收不增利”的困局仍未扭转。据2026年一季度财报，桂林银行该季度营收略有回升，总计35.38亿元，同比上涨12.18%，净利润仅10.01亿元，同比下降3.05%，营收修复未能传导至利润端。

从利润构成看，一个关键变化是所得税费用激增。2026年一季度桂林银行营业利润为10.42亿元，与2025年同期基本持平，但税收费用同比大幅上涨。高达3700万的所得税费用，是2025年第一季度的185倍。对此，桂林银行并未在财报中予以明确说明。

图片来源/桂林银行2026年一季度报

“2025年该行累计处置收回不良贷款45亿元，新生不良压力较大。若2026年Q1银行减少减值计提力度、或监管允许调整拨备政策，可抵扣差异生成放缓，应税利润增加，说明利润表上的税务保护垫变薄了。”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分析称，桂林银行2025年全年所得税费用极低，说明大量利润依赖税盾保护，2026年第一季度所得税费用上涨但有效税率仅约1.05%，仍处于银行业极低水平，本次变动大概率标志着该行递延所得税资产阶段性耗尽，开始恢复实际纳税，此后其利润将直面税务压力，真实盈利能力面临考验。

“截至2025年末，该行拨备覆盖率仅132.20%，已逼近监管下限。未来通过减值计提进行税务筹划的空间极为有限，低税负时代可能已经结束。”柏文喜直言。

从营收结构来看，2025年桂林银行合并口径净利息收入109.48亿元，同比小幅增长5.65%，息差业务本身并未出现收入下滑。真正拖累全年业绩的核心因素，在于非利息收入大幅萎缩、金融投资资产公允价值波动、资产减值计提增加，多重因素共同挤压了整体盈利空间。

2026年一季度上市银行盈利普遍修复，行业净利息收入平均同比增幅达9.52%，不少区域城商行增速更是突破20%。在此行业回暖大势下，桂林银行一季度净利息收入表现平淡，同比未能跑赢行业均值，盈利修复节奏显著滞后同业。

规模做大体量之后，盈利质量、资产质量、负债增长三重短板同步凸显，也为其后续上市进程与估值修复埋下不确定性。

不良率长期高于同业均值

多重合规风险拷问上市资质

资产质量与合规内控是评估银行稳健性、并直接影响其上市进程的两大核心维度。桂林银行在这两方面的表现，同样不容乐观。

资本充足率是银行抵御风险的最后防线。截至2025年末，桂林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1.34%，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22%，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08%，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已连续三年下滑。

对比同业来看，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84家城商行的平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9.38%。同期，城商行整体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约在9.40%-9.45%​区间，上市城商行的平均水平约为9.45%。

这意味着，桂林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低于行业均值，虽然略高于监管底线，但其资本缓冲空间已相对有限。在资本充足率连续三年下降的背景下，这一指标反映出该行面临一定的资本补充压力，可能制约其资产扩张和风险抵御能力。

更值得关注的是其风险资产的实际状况。2025年第三季度数据显示，桂林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一度上升至1.94%，虽然这一数据在2026年一季度降至1.67%，但依然高于同期商业银行1.52%的平均水平。

图片来源/桂林银行财报

2025年三季度，桂林银行拨备覆盖率仅为120%，2025年末拨备覆盖率提升至132.20%，略高于属地监管部门130%的要求，但与同业平均水平相比依然较低，暴露出该行资产质量面临较大压力，且风险抵补能力在同业中处于弱势。

不良贷款的攀升并非孤立现象。从并表数据看，其母公司自身的资产质量也在恶化。截至2025年末，母公司逾期贷款达64.11亿元，同比增加；不良贷款额增至61.08亿元，较年初上升近10%。

尽管该行2026年第一季度不良贷款率降至1.67%，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略升至8.18%，但与上市银行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改善基础并不牢固。

从另一方面看，合规经营是银行上市的“必修课”，但桂林银行在这方面屡亮“红灯”。

根据其2025年年报，母公司全年收到已公示的监管行政处罚8次，罚没款合计超过367万元，没收非法所得 39,955元。仅2025年9月至12月，其官网披露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就达6份，涉及总行及多家分行，违规事由包括违反支付结算、货币金银管理规定，以及贷款“三查”不尽职、信贷资金被挪用等多项问题。密集的罚单反映出该行在内部控制、合规管理及操作风险防范上存在系统性短板。

综合来看，桂林银行正面临资本补充压力、资产质量下滑与内控合规薄弱的三重挑战。在IPO审核中，这些问题都将被置于放大镜下审视，成为其跨越上市门槛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董事长“双开”余震未了

五家股东陷风险，桂林银行治理临大考

在业绩与资产质量承压的同时，桂林银行的公司治理层面在2025年至2026年初亦经历了剧烈震荡与深度重构，股权稳定性波动、核心高管接连离场，为其上市之路增添了另一重不确定性。

图片来源/桂林银行财报

2025年，原第二大股东桂林市财政局大幅减持，持股比例下降2.98个百分点，退居第三大股东。与此同时，桂林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新增持股，成为第八大股东。2026年1月，桂林银行披露重大关联交易公告，其第一大股东桂林市交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授信规模较高、股权存在质押，股东层面债务与股权风险引发市场关注。

企查查数据显示，该行当前十大股东中，有五家存在股权出质、冻结或被列为被执行人等情况，股东层面的风险不容忽视。

图片来源/企查查

而高层人事震荡始于2025年4月，桂林银行原董事长吴东于届中辞任，并于同年7月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此后，银行内部掀起高管离职潮。

仅2025年全年，便有14位高管因辞任或工作调整而离任，其中包括行长助理、首席运营官等重要管理岗位。这场密集的人事变动，暴露出桂林银行内部治理的深层不稳定。

图片来源/桂林银行财报

而这场人事巨变的背后，是一场主动的治理结构“大手术”。2025年内离任的高管中，有9人原为监事会成员，包括监事长邓明慧。这直接与桂林银行决定废除监事会的重大改革相关。

依据2024年7月实施的新《公司法》，公司可选择在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从而精简架构。桂林银行迅速运用了这一规定。颇具意味的是，卸任监事长仅一个月后，邓明慧便被选举为董事会董事，这既减少了核心人员流失，也反映出新旧治理模式转换中的人事衔接考量。

图片来源/桂林银行财报

治理改革的另一关键举措出现在2026年2月。桂林银行宣布，聘任行长雷鸣兼任首席合规官。此举直接呼应了将于2026年3月结束过渡期、正式施行的《金融机构合规管理办法》。该办法允许行长兼任首席合规官以精简结构，但此举在业界存在争议。

一方面，由业务负责人统领合规，可能削弱合规管理的独立性和制衡效果；另一方面，这也将合规责任直接提升至最高经营决策层，体现了“合规从高层做起”的强势态度。值得注意的是，雷鸣由副行长转正行长不足半年即兼任此职，时间安排上略显紧迫。

这一系列密集调整，被外界视为桂林银行在IPO长期辅导与内部合规问题频发压力下的“刮骨疗毒”。其2025年年报中提出的“内控合规提升年”专项行动，正通过组织架构的彻底重塑来落实，目的是希望向监管和市场证明其完善治理、强化内控的决心。

然而，大刀阔斧的改革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上市审核的关键期，频繁的高管变动与治理架构的重大调整，可能引发对公司治理连续性、稳定性和内控有效性的进一步关注。

截至2026年5月，桂林银行上市辅导已逾32个月，这场深刻的自我重构能否真正扫清历史阴霾、赢得监管信任，仍是决定其IPO前途的关键变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