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与骨｜《财经》书摘

《离开的季节》

[美]凯莉·麦克马斯特斯 著

蒋慧 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26年3月

文｜凯莉·麦克马斯特斯

我和R.结婚四个月后，第一次站在宾夕法尼亚那栋日后会属于我们的房子前面，脚下是一条长长的土路车道。这是我们看过的第27处房产，打交道的是第6位经纪人，而它堪称完美：一栋建于19世纪60年代的垂檐式殖民风格建筑，坐落在10英亩的开阔土地上。这里有一个结实的奶牛棚，我们可以把它改造成R.的画室，而且放眼望去，看不见任何邻居。房屋内部需要彻底翻修：宽条木地板漆成了体育馆似的灰色，墙上覆盖着翘曲的多结松木和护墙板，至于厨房——准确地说，这里没有厨房，只有一个摆着三件老旧电器的不规则房间。但也正因如此，我们这对作家与画家才能勉强负担这个房子。何况，古老的石砌地基十分坚固，手工切割的支撑梁也很结实——跟R.的动手能力一样可靠。

在晨光中，这座房子未来可能呈现的模样像海市蜃楼一般在我们眼前闪烁：摆着从附近折扣仓库淘来的家具，有足够的空间养一两只狗，房间里堆满书籍和画作。卖房的老夫妻答应给我们换一个新金属屋顶，并在一周内接受了我们的报价。不知不觉间，我和R.这两个一直租房的人，开始在我布鲁克林小公寓的客厅地板上将文件整理成几摞，为第二天的过户手续做准备。

医生打来电话时，时间已过下午5点。距离我们5月的婚礼仅剩几天时，R.突发急症，据响应我求救电话的急救人员判断，他是惊恐发作。面对这个没有医疗保险的患者，他们给出了两个选择：在急诊室等上几个小时，或是在家休养，每天喝足两加仑水。“你必须督促他喝水，”急救人员指着我的脸说，“要不然，你们的蜜月就得在‘没滋味’小岛上度过了。”事实上，我们的蜜月没有在任何小岛上度过，婚礼结束几个月后，他仍没能康复，我们推迟了去他朋友在百慕大的房子度假的计划。他看上去很健康，才37岁，还算年轻，所以拖延了几个月，才去找医生确认（或推翻）最初的诊断。如今得益于我的自由职业者工会和我们的结婚证，他有了保险，终于做了检查。

医生打来电话，丈夫听电话时眼神游离，望向远方。“呃，我们明天要办过户手续，所以这几天都不在城里……”医生打断了他的话。R.坐下来，示意我给他一支笔，他匆匆记了几笔，挂了电话。

“心脏负荷测试查出了异常。”R.说。医生认为结果一定有误——那可能是肋骨的阴影，或是别的什么，但为求稳妥，还要进一步确认。他让R.次日去看心脏科医生，并且表示愿意亲自致电诊所，让他们安排加急就诊。我当时一定满脸惊恐。

“医生说，如果诊断属实，我现在根本不可能站在这里。”R.说，“明天过户前我打个电话，尽量约下周初的门诊。”说完，我们便继续整理文件。

第二天早上，我们驱车驶入车道，准备进屋验收，房子看上去已大不相同。上次见它是在夏天，如今散落在院子里的果树与梣树枝干虬结，一片灰暗。屋顶边缘的檐口板短了一截，仿佛一条过短的迷你裙，根本遮不住大腿；黄蜂成群结队，从角落的缝隙里飞进飞出。屋内没了海报与家具的遮挡，先前未曾留意的裂缝突然全都清晰可见。厕所的木地板上，为何唯独马桶周围铺上了一圈油毡？天花板上那些小小的圆形污渍又是什么？我们这才意识到，每一块放置在奇怪位置的塑料迎宾地毯之下，都是地板凹陷、破洞或朽软的部位，之前我们虽觉得这地毯放得蹊跷，却以为只是房主奇特的癖好。而迎宾地毯数量之多，着实令人不安。

那天晚上，我们在已经属于自己的新家里转了几圈，然后瑟瑟发抖地蜷缩在客厅角落里的充气床垫上。没有满载物品的搬家货车：我们没有需要搬来的家具。黑暗中，我们茫然地眨着眼睛，试图分辨那些奇怪的抓挠声和撞击声来自何处。后来我们发现，房子下面的某个角落里住着一窝兔子，但那天深夜，它们的蹦跳声听上去就像某个已故农夫的沉重脚步。我们几乎一夜未眠。

有很多事要做，我们想立刻开工。次日清晨，我在颗粒炉散发的微弱热气中慢跑取暖，R.则大步流星，沿长长的车道走向牛棚，他呼出的白气拖在身后，仿佛他是一节火车头。一个小时后，他搬回一张桌子，由几根二乘四木料和一扇旧门板拼成。门板上的大部分地方覆盖着斑驳朦胧的白乳漆，中间有一道深红的条纹——像是现成的桌旗。我将两把白色藤椅从门廊拖进屋里，又在座位上铺了两张毯子。我们的第一项翻新工程大获成功：终于有了一张餐桌。

然而，当R.开始打磨卧室地板时，每次只能连续工作10分钟。劳作的间隙，他会挪动沉重的双脚，走下高低不平的楼梯，坐在咯吱作响的藤椅上，一杯接一杯地灌水。我则忙着给满是节疤的黄色墙壁刷底漆，绕着他挪动梯凳，形成弧形轨迹，直到手臂开始酸痛。“地板的油漆太厚了，”他说，“很难去除。”后来他跟我一起粉刷厨房墙壁，体力却不见好转。“我肯定是累过头了。”他说着，又倒了一杯水。

几天后，我们回到城里，心脏科专家的超声心动图上也出现了之前那位医生发现的可疑阴影。“以防万一，我们得做个血管造影，”心脏科医生说，“你的血管可能堵塞了10%-20%。做个造影，我们就能看清具体情况。”但R.的血管堵塞面积不是20%，甚至也不是60%。心脏科医生将微型摄像头置入R.腹股沟的动脉，顺着一根长长的导管，直抵他的心脏，这时医生发现，堵塞面积高达98%，并且一个大血栓正在形成，眼看就要堵死右侧冠状动脉最后2%的空间。“我们必须把血栓推出来。”心脏科医生说着，在递给我的那张模糊影印图上圈出一个位置。那个灰色的影像看上去像超声波里的胎儿。我盯着它，医生盯着我，仿佛这团灰蒙蒙的“花苞与茎秆”能说明一切。

于是那天——那是感恩节前夕，我没能在新餐桌前准备火鸡和玉米面包馅料，而是坐在救护车里，从一家医院转往另一家更有能力处理R.所需手术的医院。R.的脑袋安静地枕在我的膝上，黑色的头发蓬乱打结，胸前柔软的三角区连着各种管线，就像牵线木偶身上缠结的线绳。我在他的上方努力保持平衡，一只手抓着身旁固定在车壁上的铁箱，另一只手五指摊开，抵在救护车冰冷的玻璃窗上。车子滑过布鲁克林大桥。到了急诊室的下客区，一名急救员问我：你能不能先去前面按住电动门，让它一直开着。他解释道，那扇门老是坏。我将透明塑料袋换到另一只手——袋子里装着R.那天早上就诊时穿的衣服，医护人员用银色担架将丈夫推出救护车时，我紧走几步，上前推开沉重的双开门，心里想着：把丈夫送到一家连急诊室大门都修不好的医院，这个决定真的明智吗？他们又怎能治好他的心脏呢？

医生在R.的动脉中植入了药物支架，确定当时他正处于心脏病发作期——我们婚礼前的那次不适，很可能也是一次发作，这给他的心脏留下了永久损伤，但医生表示，只要合理用药，并且调整生活方式，他能恢复得不错。我在布鲁克林的租约还剩几个月，于是我们决定让他在那里休养。R.出院时，由于多次穿刺与随后的动脉压迫止血，他的腿上遍布青紫交加的瘀斑，仿佛有人在皮肤下打翻了几罐颜料。医生告诫他不要开车，也不要提重物。就连爬上二楼公寓的楼梯，他也用了很长时间。

大约一个月后，我们终于回到了农舍。从布鲁克林到宾夕法尼亚的车程一共三小时，每隔一个小时，我们就会停车休息一次，让R.活动双腿，预防血栓。之前当地人提醒我们，要让屋内保持温暖，于是上次离开前，恒温器设在了华氏64度，没想到这次回来，发现燃气罐已经空了，管道也几乎冻住（原来在乡下，“温暖”意味着华氏50度）。重新注满500加仑的燃气罐需要2500美元。屋子里依然没有家具，也没有厨房，于是我们只能坐在咯吱作响的藤椅上，等着燃气车隆隆驶入车道，我用自己的信用卡支付了燃气费用。我们在那里凑合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回了城里。R.看上去空洞而冰冷，跟那栋房子一样。

那年冬天余下的日子十分平静。我续租了自己的公寓，朋友们带着一篮篮健康食材、食谱和散装茶包上门探望。我们的房产经纪给R.寄来一个睡衣礼盒。我给自己的公寓和R.的画室结清了房租，接着农舍的账单（扫雪费、保险费、更多的燃气费）和医院的账单也陆续寄来。我同样用自己的信用卡支付了这些费用。我们逐月偿还房贷，从还款手册上撕下一张张付款联，但宾夕法尼亚变得如此遥远，成了恍如隔世的旧梦。有件事我说不出口，但想必我俩都心知肚明：我们的预算与房贷都基于一个前提——R.能自行完成农舍的大部分整修工作，因此现在我们或许应该考虑卖掉那栋房子。只是我觉得，这话一出口，就等于在说：你已经废了，并且没救了。

我们反而开始朝相反的方向努力。我的毕生积蓄都砸进了这栋房子，账单越堆越高，不过春天就要来了，彼此仍然心怀希望。我们订购了人生中第一张真正的床——一张大号床垫，配分体式弹簧底座，这样才能搬上农舍陡峭的楼梯；又去塔吉特百货（Target）买了新床单。在城市里，我们通常过着各自独立的生活。我住在我的公寓里，自己付房租；他住在他的画室里，也是自己付房租。他多半宿在我的公寓，有时也会回自己的画室过夜。我们的关系中留有大量空间，而我曾憧憬有个家，两人能在这个家里像寻常夫妻一样生活。当然不必时刻黏在一起；我依然希望保留在城市里享有的自主权和个人空间。但共用一间卧室，似乎是一个好的开始。

时间一周周过去，R.的身体也在慢慢好转。我这才意识到，我们的计划已完全走样。突然之间，我们过上了更传统的生活，只不过我们把家安在了我的公寓，而非乡下的农舍。R.太过虚弱，无法作画，只能遵循医嘱，垫高双脚，终日窝在客厅中央。他就这样坐在黑暗之中，电视机发出的蓝光映着他木然的面庞，他在试图消化自己刚刚经历的变故。我当时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有时我居家办公，并且开始包揽我们的一日三餐，努力帮他降低胆固醇。医生说，压力是心脏病的成因之一，因此每次收到信用卡账单，我不会开口叫他分担账务，而是默默支付最低还款额。为了应对越积越高的账单——柴火费、新柴炉、房屋保险和其他开销，我在编杂志和教写作之余，还在拼命接各种私活——给企业客户编写在线课程，为美食网站炮制简短食评。

短短五个月，我便从经济独立、一切自主、拥有个人空间的单身人士，变成了全天候待命的配偶兼护工；唯一能独处的时间，就是去街角食品店采购的间隙。当情况变得不那么紧急时，我发觉自己查看食物标签的时间越来越长，还会慢悠悠地把每排货架逛上两遍。那时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在农舍外的野地里铺上毯子，躺在上面，舒展四肢，呼吸那份静谧。现实却是，我忙于在网上搜寻低胆固醇食谱，耐着性子等待回归原计划的时机。

待R.腿伤痊愈，心脏负荷测试显示支架已经奏效，我们便立刻往后备厢里装上几桶白漆，动身赶回农舍。沐浴着新鲜的空气与阳光，R.的气色有了好转，脸上的青灰渐渐褪去，开始透出健康的红润。朋友们纷纷前来探访，特意延长周末逗留的时间，协助我们拆掉了客厅的天花板，纵横交错、结实美观的木梁和古老的方钉便露了出来。R.起初干活很慢，不断测试体力的极限，需要休息时，就让别人接手他的工作。他仍不时感到胸痛，但医生向他保证，那多半只是肌肉痉挛，而且他每天都能比前一天多干15分钟的活儿。

次月，我们搬来一个巨型垃圾桶，开始清理二楼。我和R.撕掉墙纸，成堆的坚果、鸟食和一粒粒黑色小粪球一泻而下。等我们卸下低矮的天花板，那些小块圆形污渍的来源终于一目了然——风干的鼠尸如雨点般簌簌坠落。我们给房屋疏通了淤堵，整个建筑仿佛舒了一口气。R.的身体也在重新焕发生机：精力逐渐恢复，多余的体重慢慢减掉后，肌肉也如沙洲般显露出来。在那里的第一个夏天，我们清理了重达4吨的垃圾。

到了感恩节，距离他心脏病发作并植入支架已整整一年，我们的房子里有了三张床、六把餐椅、一张长沙发、一张双人小沙发、两把扶手椅、一个斗柜和一个大衣柜。如今我们坐拥两座柴炉——R.从地里拖来薄薄的青石板，像拼接龟甲一样将它们拼成了新炉台——还有大量可供御寒的木柴。比起上一年的冬天，这个冬天轻松多了。我们需要待在城里工作，但已无力负担三处住所。于是我退掉布鲁克林的公寓，搬进了画室；画室里没有淋浴设施，不过，去两个街区外的健身房洗澡比再租一间房子便宜得多。我们与朋友一起在农舍庆祝新年。最后一场雪融化时，几百株水仙一起从田野里探出了脑袋。

我们逐渐形成了固定的生活节奏，尽管它完全出乎彼此的意料。我在城市里的家当大幅缩减，只剩下一个旅行包就能装下的衣物，外加几本书——我只能将它们勉强塞在画室的桌角。R.重新支起画架作画，销路却日渐低迷；市场正一步步滑向后来所谓的“大衰退”时期，而他的主顾多半是银行从业者。我不再提起搁置的百慕大蜜月之旅。一天，我打趣地提议，让R.学学电影里的新婚夫妇，把我抱进农舍的门槛。“你想让我心脏爆炸吗？”他脱口而出。

于是我将这个幻想也默默藏进心底。我不再回顾过去，只是展望未来。农舍的每个季节都会呈现别样的美景，我们努力耐心等候。早晨喝咖啡时，他吞下他的药片，我咽下我的忧虑，藤椅在我们各自的身下咯吱作响。

（本文摘自《离开的季节》；编辑：许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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