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老魏,今年六十二,去年这个时候,我还是一天三顿酒,雷打不动。
早上睁眼第一件事不是上厕所,是摸床头柜上的酒杯。二两白酒,什么都不就,一口闷,辣得嗓子眼冒烟,这才算醒了。中午饭前再来二两,晚上正餐半斤打底,睡前还得补一盅,不然睡不着。一天下来,一斤白酒打不住,跟喝水似的。我老婆骂了我大半辈子,骂累了,不骂了,随我去了。她说我是酒疯子,我说她不懂酒。酒这东西,懂的人不用解释,不懂的解释了也没用。
这话我从前也信。现在我一天喝不到一两,不是不想喝了,是不敢喝了。半年前体检那事儿,把我吓着了。现在想想,酒是喝不动了,人也“废”了——这个“废”字不是自嘲,是我戒酒半年之后最真切的感受。
我年轻时在厂里跑供销,那时候的酒场是真刀真枪地干。一斤白酒下肚,合同签了,朋友交了,路子趟开了。领导说你行,同事说你能喝,客户的厂长竖着大拇指说“老魏,这人能处”。那会儿酒桌上有个笑话,说衡量一个人能不能交朋友,就看三件事——抽烟让烟,喝酒干杯,借钱别借。我前两样都做得漂亮,第三样从不干。我觉得我在酒桌上,从来不会含糊。
后来厂子改制,我下岗了,自己开了个小五金店。生意不大,应酬少不了。请客吃饭烟酒不分家,客户来了,茅台没有,五粮液没有,本地酒一箱一箱地搬。喝着喝着,从工作需要变成了生活需要,从生活需要变成了生理需要。就像吃饭喝水一样,你不喝,浑身难受,手抖,心慌,出冷汗,坐立不安。喝一口,好了,世界安静了,太阳出来了。
四十五岁那年,体检报告出来,脂肪肝、高血脂、血压也偏高。医生说,酒要少喝,最好戒了。我说好,出了医院门转脸就忘了。五十二岁,痛风发作,脚趾头肿得跟红萝卜似的,疼得三天三夜没睡着。医生说,你这痛风跟喝酒有关系,尤其是啤酒,嘌呤高,得戒。我说啤酒不喝了,喝白的。五十六岁,胃出血住院,医生说再喝就没命了,我说不喝了。出院那天晚上,我把女儿女婿送来的一箱好酒打开了一瓶,说是庆祝出院,喝了一顿。
喝到昨天。
去年体检,B超做了很久。做B超的小姑娘在我肝区划来划去,眉头拧成一个川字。她问我,师傅你平时喝酒吗?我说喝一点。旁边记录的小护士噗嗤笑了,她大概见过太多说“喝一点”的人了,她的笑不大,但那个弧度里有着听惯了谎言之后惯有的不信。“喝多少?”医生的手停了,光标在屏幕上闪了一下,我忘了我说什么了,只记得那天抽了六管血,尿检、心电图、CT,能做的检查全做了。
体检报告三天后出来的,当了一辈子的酒罐子,报告单上那个数字我盯了很久——转氨酶二百三十七,正常值上限是四十,超了将近五倍。血糖也高,血脂也高,尿酸也高,血压也高。没有一个箭头是朝下的,全是朝上的。
医生说,你肝脏已经有纤维化的迹象了。
我愣住了。这个词我懂。纤维化就是肝硬化前期,肝硬化就是肝癌的前一步。我有个朋友就是肝硬化走的,最后那年瘦得皮包骨,肚子大得像孕妇,抽出来的腹水是黄色的,像隔夜的啤酒。
我问医生,还能活多久。医生说肝病不是不能治,但首先要戒酒,一滴都不能喝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严肃,眼神里写满了“你不戒也没关系,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那种表情我熟悉,跟二十年前那个说“酒要少喝”的医生是一样的。区别是,这回信的医生也换了好几个了。
我点了点头。走出诊室的时候,腿是软的。
戒酒的第一天,我没觉得怎么样。不就是不喝酒嘛,多大点事。该吃饭吃饭,该喝水喝水,到了饭点没有酒,总觉得饭桌上少了点什么。饭菜在嘴里嚼着没有味道,像嚼棉花。吃了一碗饭,放下了碗。老婆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把酒柜上的半瓶酒收走了。
第一天,咳嗽把被子咳湿了,头上冷汗一层一层地出。
第二天。手开始抖。端饭碗抖,拿筷子抖,倒水的时候水瓶对准了杯子,水倒在了杯口外面。夹菜的时候看准了一块肉,筷子伸过去,肉被戳到了盘子里,夹了三次才夹起来。老婆在对面看着我,她的筷子没有伸向任何一个菜碗,她的目光在我的手上,在我的筷子上,在那块被我戳了三下才夹起来的肉上。她什么话都没有说。她不说话的这一年,我心里那道坎越来越深了。
第三天半夜,我梦见自己站在一个很大的酒缸前面,酒缸深不见底,酒液是琥珀色的,香气扑鼻。我想喝,但怎么都够不着。我趴下去,半个身子探进缸里,脸快要碰到酒面了。那张脸的倒影在酒面上晃了晃,不是我,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有一双浑浊的黄色眼睛,像两颗被酒泡了太久的、变了色的弹珠。他盯着我,那目光里有着怨毒的、像在说“你欠我的”的东西。我猛地惊醒,浑身湿透了。
一周的时候,下午三点多,我开始心慌。不是饿的那种心慌,是从胃里往上升的一股燥热,像有火在烧,从胃烧到食管,从食管烧到喉咙,从喉咙烧到头顶。手脚冰凉,后背全是冷汗,坐不住站不住,在屋里来回走,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困兽。老婆在沙发上坐着织毛衣,头都没抬。她说,喝口水吧。
她没说喝酒。她不主动说那个字。
她把那个字吞进了肚子里,用口水把它泡烂了,沤在胃里不消化。这个胃她和我的胃不一样,她的胃装了太多不该装的东西。那些东西从她嘴里咽下去的时候没有声音,但咽下去的力度很大,大到她的喉咙动了一下,像吞了一块没有嚼碎的、太大了的、卡在食管中间了的骨头。她没说疼,没说卡,她只是拿起毛衣针,织了一针,又织了一针。一针上一针下,手指动得很快,快到看不清手指上的纹路。
一个月了。
酒柜上的酒全部撤掉了,酒柜门关得严严实实,上面落了一层灰。酒友也不叫我了,叫了两次我不去,第三次就不叫了。他们打牌、喝酒、吹牛,三缺一有人顶上,不缺我这个戒了酒的废物。
商店里新开的那家烟酒店,老板不认识我。他问我要什么酒,我说不要酒。他上下打量我,目光从我的脸看到我的脚,从我脚看到我的脸,猜不出我想买什么。我不买东西,我就是在等人。我在等公交车的三路车,它在某个站牌下停了,又开走了。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停的,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走的。它停的时候没有声音,开走的时候也没有声音。它走的时候把我的什么东西带走了,我的手机上多了几个用不着的APP,照着同样几条零评论的视频,看到凌晨一两点还在看。
睡不着。不是睡不着,是不敢睡。一闭眼就看见那个酒缸,那个酒缸在我面前打开了。酒液是琥珀色的,薄薄的,像一层刚从蜂蜜桶里舀出来的蜜,黏稠的,晃都不晃。我不想喝。我的胃在收缩,喉咙在发紧,整个人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喊“不要”。但我的手伸出去了,我的手端起了那个并不存在的酒杯,做了一个仰头的动作。喉咙动了一下,酒液并不存在,但它从喉咙流下去了。冰凉的、辛辣的、带着发酵之后独有的、让人上瘾的、又甜又苦的味道。那味道在我身体里炸开了,炸成无数个碎片,每一片都扎在血管上、扎在神经上、扎在心脏的每一次跳动上。
我醒了。枕头是湿的。我摸了摸自己的脸,眼泪不是哭出来的。是身体在想念一样东西,想念到从每一个毛孔里往外渗出。
两个月。老婆说,你最近脾气大得很。我说没有。她说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她说得对,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以前喝完酒就睡觉,呼噜震天响,打着打着没声了,她以为我憋过去了,推我一下,我又开始打。她不推我我也不推她,两个人背对背各睡各的。那时候她很安静,我是说我睡着了她就安静了。现在我不睡了,睡了也不打呼噜了,安静了。她不习惯了。
我变得易怒,一件小事就能点着。快递送晚了,外卖洒了汤,电视信号不好,我都会发火。不是冲着谁发火,是没有具体对象的、闷在心里的、像一锅烧干了的粥糊在锅底上、锅铲刮不动水冲不掉的火。那个火在没人的时候烧得最旺。它烧的时候有声音,不是噼里啪啦的那种,是高频率的、只有你自己听得见的、像一壶水快要烧开了之前的嗡嗡声。水快开了,壶盖在微微跳动,蒸汽从壶嘴里冒出来,很细很细的一缕。它不是真的在响,它是你的耳朵坏了。你的耳朵在耳鸣,不是别人的错。
三个月。
酒友老周来家里看我。他提了一箱牛奶、一袋水果,在客厅坐下,聊了没几句就开始掏手机。他翻出他孙子的照片给我看,照片里的小男孩穿着红色的棉袄,手里举着一个灯笼,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老周说他孙子很聪明,一岁就会喊爷爷了。我说你孙子真可爱。他说你的孙子呢?我说我女儿还没结婚。
老周走了后,我在客厅里坐了很久。茶几上那袋水果他没有带走,留在了桌上。苹果红红的,香蕉黄黄的,葡萄紫紫的,很新鲜,水果店刚进的货。我盯着那袋水果看了很久,久到水果在灯光下投下的影子开始变模糊。
我不知道老周现在怎么看他以前那个“酒友”。他们以前坐在一起喝酒、碰杯、吹牛,每次碰杯的时候杯子里的酒都会溅出来一点点,溅在桌上,溅在他手上。他不在意,拿纸巾擦一下就好了。桌上那个圆形的水渍很快就干了,连个印子都不留。
人走了,那个印子还在。印子干了,灰落在上面。灰很轻,轻到一口气就能吹散。但他留下的东西太重了,重到一个人坐在这里,走了之后灰都会变重。
四个月,我开始掉体重。从一百六十斤掉到一百四十斤,二十斤肉没了。皮带往里多打了两个孔,裤腰松了,裤腿在脚面上堆成一座小小的坟。老婆说我瘦了,我说瘦点好,老来瘦。她没笑,她说你不是瘦点好,你是病了。她说你要不要去看看中医。
我说我没病。我知道我没病,我是在戒酒。戒酒的人会掉体重、会失眠、会心慌、会手抖、会脾气暴躁、会思念一样东西思念到在梦里喝一口空气都能喝出酒的味道。这些症状书上写着、网上写着、电视里的专家在演播室里对着镜头指着大屏幕上的PPT一页一页地翻给你看。
我的症状跟书上写的一模一样。我在戒酒。我没有病。
五个月,我去了一个朋友的婚礼。
酒席上摆了白酒、红酒、啤酒三样。我坐的那桌都是老朋友,老周也在。他们倒酒的时候很自觉,跳过我这边的座位上那个空空的杯。老周他们把那瓶白酒打开了,酒香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我闻到了那个味道,像一把钥匙插进了一把锁里。
我的手指在膝盖上动了一下。那个动作很小,小到桌布都没有颤动。但我的酒友们看见了,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那目光里的信息量很大——每个人都读出了自己想要的那几条。没有人问我喝不喝,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桌上的转盘转了几圈,那几杯酒被转到了别人面前,别人端起来喝了。
我的杯子被倒上了茶。茶是铁观音,滚水冲泡的,汤色金黄清亮。我端起来喝了一口,烫的,烫得舌头麻了一下。茶叶的苦味在舌尖上炸开,炸成无数个细小的颗粒,每一颗都在舌苔上滚动。
不够,不够烈,不够辣,不够让喉咙冒烟。不及酒的一分。
我放下茶杯,筷子去夹菜。手指在发抖,筷子伸出去夹花生米,夹了几次都从筷子缝里滑脱。花生米在桌上乱滚,滚到碗碟下面、滚到桌布边缘、滚到别人面前。桌上安静了。所有人都在看我的筷子。
我的手。
我的手在抖。它在问我要一样东西,它问得很急,急到不停地颤,颤得桌上的碗碟在跟着抖。它在问我要它最需要的东西,它身体里缺了那种叫酒精的液体,缺了很多天了,缺到身体在闹饥荒。
我用左手握住右手,压住了,在桌面上停了一会儿,那只手不抖了。我把筷子放在碗沿上,手指从筷子上移开,握成了拳头。
五个月零三天。我端着茶杯走到阳台上。阳台很小,堆着杂物,几盆快死的绿萝。叶子发黄发卷,边缘干枯,像一张张被揉皱了的、写满了字又被人反复看了无数遍的、就要碎成粉末的纸。我不是来看花草的,我是来闻烟味的。隔壁阳台有人在抽烟,烟味飘过来,被我吸进了鼻腔里。
烟味里有焦油、尼古丁、一氧化碳,但没有酒味。那个我不要,我闻了又闻,在那个甜甜的、辣辣的、烤炙过的烟叶里努力地寻找着一丝我曾经喝了多少年、泡了多少斤粮食、醉了多少次、吐了多少回的那种味道。
它没有。它什么都没有。它只是一根烟味,一根普普通通的、每天都在无数个阳台上燃烧的、燃烧完了被掐灭在烟灰缸里的烟味。
我站了很久,脚边瓷砖上的水渍干了,又被我的呼出的气弄湿了。来来去去的。那株绿萝没有被浇过水。
六个月。今天我六十二岁生日。
女儿从外地赶回来,女婿开车,小外孙女在后座睡着了。她给我买了一件羽绒服,黑色,过膝,领子可以竖起来挡风。她把羽绒服从袋子里抖开,在我身上比了一下。
她低头看到了我的手,我的手在发抖。没有在夹菜,没有在倒水,没有任何需要用到手指的精细动作。它就是在抖,像一台忘了关掉的、发动机在空转的车,油箱里的油早耗尽了,发动机还在转,转得很慢,很吃力,咯吱咯吱的。
每一圈都像在问我,你还要不要了。
我把羽绒服穿上,拉链拉上,领子竖起来。屋里暖气很热,出了一身汗。我把拉链拉开,羽绒服脱了,搭在椅背上。那个空椅子上多了一件衣服。
那家店的名字已经在去年的那个日期被注销了。它搬去了哪里,它的新店在什么地方,它还是原来的老板吗,它门口还摆着那几个招牌菜吗,我把我的外套脱了挂在椅背上的那个位置上换了一拨客人了吗。我不知道,没有人在我戒酒之后跟我提起过那家店。
吃完饭,女儿女婿走了。老婆在厨房洗碗,水声哗哗的。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面前是茶几,茶几上摆着一个蛋糕,没切。奶油上的草莓红艳艳的,很新鲜。我看着那些草莓,它们长得很对称。不像那杯茶,不像戒酒之后的日子。日子在对岸,我在这边,中间隔着的不是河,是一杯过了五个月、热度都已散尽、茶叶沉在杯底、汤色从金黄变成深褐的铁观音。它在那张酒桌的某一个位置上,从开席摆到散席,一口都没被喝掉。
戒酒这半年,血压正常了,转氨酶降了,脂肪肝从中度变成了轻度。身体各项指标都在变好。老周说我脸色比以前好看了,不红了,不暗了,白了。
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变了。那种变化不在体检报告上,不在医生的诊断书里,在我每天早晨醒来后的第一口唾沫里。那口唾沫里没有酒的苦味了,它干干净净的,什么味道都没有。它在我的嘴里被反复地咽了很久,咽到喉咙动了一下,咽到肚子跟着叫了一声。
老婆还在洗碗。水哗哗地响。我走进厨房,从后面抱住了她。她穿着围裙,围裙上沾着油渍,她的后背在我的怀里矮下去了一截。她矮下去的时候我的下巴搁在她的肩膀上,她的脸侧过来看了我一眼。她什么都没有说。
她在那个水声里站着。她的围裙没有解开,她的手没有离开水槽。
我的心动了动,心在胸腔里抖了一下,那个抖动传到了手上,我抱着她的手紧了一紧。她动了一下,又站住了。她站住的时候我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它们掉下来没有声音。眼泪落在她的肩膀上,很快就被围裙的布料吸进去了。
她一定感觉到那块布湿了。那块布在很久以后被搓洗干净、晾在阳台上、收进衣柜里、叠得整整齐齐的、跟其他围裙摞在一起、压在最底下那一层。它的颜色跟别的围裙不一样,它上面的油渍、酱油渍、醋渍、被洗过很多遍之后留下的灰白色的印记叠在一起,叠成一块大概的、模糊的、看不清图案的、浆洗过无数次的老围裙的最后的尊严。那块尊严沉在衣柜最底下。没有人打开那个抽屉。
哭完了,我松开她。她继续洗碗,我没有说话,转身回了客厅。茶几上的蛋糕还没切,草莓上的奶油有点化了,塌下来一小块,像一顶戴歪了的帽子。我拿起刀,一刀从中间切下去,奶油从切口处挤出来,像一句堵在嗓子眼里很久了、憋了很多年、早该说出来却一直没有说出来的、终于在此刻忍不住了的话。
我没说,我把那块蛋糕放在盘子里,端到厨房,放在灶台上。她的手在水里泡了很久,指腹的皮肤泡皱了,捏起一块蛋糕,奶油沾在手指上。我张了张嘴,终究没有说出那句“吃吧”。
我端着蛋糕站在灶台边看着她的侧脸。她没有看我,她用叉子把蛋糕送进嘴里。
她嚼了一下,我的喉咙也跟着动了一下。
蛋糕在她嘴里咽下去了。
她放下叉子,打开了水龙头。水哗哗地冲走了叉子上的奶油残渍。她没有说甜不甜,她放下了叉子。她想问我一个人吃了多少块,她问我血糖高不高。她问的是蛋糕,不是酒。
我没回答。明天再测血糖,今晚不想测。今晚是戒酒半年整,今晚是他的生日,今晚的蛋糕切开了,草莓的汁液在牙齿间被嚼碎、被咽下、被身体吸收。甜的成分在血管里循环,循环到心脏的那个位置。心脏跳了一下。
它不是酒的烈度,不是尼古丁的焦灼,不是戒断症状的百爪挠心。
它不是任何一种上瘾。它是甜的,它是能说出口的,它是应该说给那个在水池边站了半辈子、把碗洗了一遍又一遍、水龙头开开关关无数次、围裙的带子系了又解解了又系、手里那根面条扯了很长很长、长到从这间厨房扯到那间厨房、从水池边扯到灶台上、从她的手里扯到我的碗里、从我的嘴里扯到我的肚子里、从我的肚子里扯到我的眼泪里的人听的。
我没说。她没问。
我们把蛋糕吃完了。茶几上那个纸盘被摞在一起放进厨房的垃圾桶里。桶里没有酒瓶,很久了,从来没有一个酒瓶。
夜里,我躺在床上。身边的她已经睡着了。我摸黑起来披了件棉袄,走到阳台上。冷风灌进领口,我打了个哆嗦。远处有几点灯火,不知道是谁家的,不知道那些人是在喝酒还是在醒酒。
今夜没有月亮,星星也看不见。我站了一会儿呵了一口气,白雾在眼前散开。我伸出手,在我面前挥了一下,没有抓住。它们在我的指缝间溜走了。那些年喝下去的酒,都蒸发了,散在空气里,找不到,抓不住,回不来了。
半年,戒了酒,断了念想。
现在的我,血压正常、转氨酶正常、血糖还在边缘但医生说控制得很好。我的身体指标比我半年前好了很多,但我废了。
我不会跟人聊天了,不会发脾气了,不会在酒桌上替别人挡酒了。不会在深更半夜对着空酒瓶说些平时说不出口的、过了今夜就忘了的、第二天起来打死不认的混蛋话了。我成了一个正常的、健康的、自律的、无聊的、安静的、干净的、不讨人厌也不讨人喜欢的废物。
医生说我肝脏的纤维化已经控制住了。
我说谢谢。
我没说我心里的那个纤维化。它软了,塌了,像一块被雨水泡透了的硬纸板,你用手指一戳就是一个洞。那个洞里浸透了酒,酒干了。那个洞还在,像一句喝了半辈子酒的人最想说的话,憋在嘴里。
明天继续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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